[8]《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03頁。

[9]1950年11月1日中情局局長瓦爾特•史密斯給總統的備忘錄，FRUS1950, vol. 7, Korea, pp. 1025-1026。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0v07 2013年11月17 日查閱。

[10]Bruce Cumings,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Matrix of Decis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the Cold War” in Bologna, Italy, September 16-18, 2007.

[1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戰爭史•修訂版》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303頁。

[12]1950年8月27日《周恩來外長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電——嚴重抗議美國侵略朝鮮軍隊的軍用飛機侵入我國領空并掃射我國人民》及《周恩來外長致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電——要求制裁美國侵略朝鮮軍隊的軍用飛機侵入我國領空的嚴重罪行》，《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二輯，上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146-149頁。

[13]伍修權1950年11月28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講話，《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二輯，上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第309頁。

[14]《中國人民志愿軍必須越過三八線作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14頁。

[15]《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3頁。

[16]《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82-186頁。

[17]“如果在仁川登陸前中國軍隊可以協防后方，從而保障人民軍主力在前線取勝;仁川登陸后中國軍隊可以在三八線建立一道防御線，從而阻止敵軍繼續北進的話，那么到10月初人民軍主力喪失殆盡、三八線已被突破的時候，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良機已不復存在。”見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下)，“難以作出的抉擇”(沈志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845頁。

[18]見“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頁。

[19]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374頁。

[20]毛澤東：《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頁。

[21]例如，沈志華認為，“斯大林對于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的具體內容和計劃，絲毫也沒有向中國透露”。見氏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章“越過三八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紀坡民在《夾擊中的奮斗：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中認為，“‘三國同謀論’可以休矣”，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兩人背著中國秘密策劃的﹐直到開戰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飯了﹐才告訴毛澤東;斯大林的盤算最精﹐仗是朝鮮人在打﹐勝了﹐蘇聯獲益巨大﹐敗了﹐受損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關方”實際上是中國。載《香港傳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2]例如，沈志華推斷，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蘇同盟形成、蘇聯被迫出讓大部分在中國的權益之后，很可能是為了在朝鮮半島獲得取代旅順的不凍港，以彌補在中國的損失，才改變了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同意朝鮮的進攻計劃。參見氏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章“越過三八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保障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華認為，“毛澤東很有理由做這樣的推理：既然美國繼侵占北朝鮮后會進一步跨過鴨綠江，那么，戰火一旦在中國東北境內燃起，蘇聯很可能會以中蘇同盟條約為依據而出兵東北。其結果，不是美國占領東北，就是蘇聯控制東北。這就是說，無論未來東北戰場鹿死誰手，中國都將失去在東北的主權。”見氏著，《冷戰在亞洲》，“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3頁。

[23]“斯大林在盤算﹐今后怎么對付這個桀驁不馴的毛澤東呢﹖……要經過一番運籌﹐設法造成一個局面﹐一個世界范圍的大格局﹐把中國這只已經醒來的'東方睡獅’﹐徹底關在斯大林設計和鑄就的鐵籠子里。”見紀坡民，《夾擊中的奮斗》，載《香港傳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28頁。

[24]例如，張文木引用基辛格“韓戰的最大輸家是蘇聯”的說法，指出美國和蘇聯都是朝鮮戰場上的最大“輸家”，而中國則是這場戰爭中最大的贏家。他強調蘇聯對中國東北的實際控制權的正式放棄，這導致了蘇聯帝國的基石在中國東北這一邊緣地帶出現了第二次松動。見氏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0-726頁。紀坡民認為，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是中國在抗美援朝中的“戰利品”。見氏著，《夾擊中的奮斗》，載《香港傳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69-76頁。

[25]“……甚至由于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沖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中國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引者注：停止于三八線)的另一個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見沈志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頁。

[26]張文木根據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等材料指出，早在1949年5月間，毛澤東即與金日成的代表金一討論過朝鮮的軍事行動的問題，幫助分析朝鮮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的幾種可能結果，其中包括日本卷入的情況，并明確表示“你們不用擔心，……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派去中國士兵。都是黑頭發，誰也分不清。”(《柯瓦廖夫關于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87-188，189-190。)這一討論是當年3月斯大林與金日成在莫斯科會談的延續。他還梳理出毛澤東與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間在1950年5月對戰爭的溝通線索：5月13日金日成赴北京向毛澤東傳達斯大林“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的指示，毛澤東表示需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5月14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明確表示“同意朝鮮人關于實現統一的建議”，及“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鑒于蘇聯有了明確的支持態度，毛澤東也表示愿意支援朝鮮的行動。見氏著，《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卷•下)，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4-636、652-654頁。

[27]參見沈志華的《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九州出版社，2013)及紀坡民，《夾擊中的奮斗：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斯大林策劃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初探”一節。

[28]1950年11月28日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表控訴美國侵略臺灣的演說時，也強調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如果沒有當時4億人口中國的合法代表，“就不能在任何重大問題上做出合法決定，它就不能解決任何重大問題，尤其是有關亞洲的重大問題”，“中國人民就沒有理由承認它的任何決議和決定。”《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二輯，上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第291頁。

[29]斯大林致哥特瓦爾特電報。沈志華的《冷戰在亞洲•朝鮮戰爭與中國出兵朝鮮》一書第53-54頁引用了這封電報。在校訂此文的過程中，高瑾致信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詢問這封電報的來源和翻譯的準確度。俄方于2013年10月30日寄來了掃描件。經過比對，這里根據高瑾的翻譯更動譯文。主要更動處是：電報第三條起頭沈譯為“認定”，現譯為“使得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成為非法。”此外也有個別詞句上的改譯。電報掃描件見照片。

[30]同上，譯文有所變動。

[31]《駁斥艾奇遜的無恥造謠》，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頁。

[32]同上，第45頁。

[33]同上，第46頁。

[34]《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頁。

[35]《堅決站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上》，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頁。

[36]《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37]《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38]《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方針和部署》，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106頁。

[39]《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109頁。

[40]自1981年出版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1, 1990)以降，Bruce Comings發表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著作，從不同側面涉及了這一問題。最近的一部著作是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 2010

[41]《中國國民黨秘書處向蔣介石呈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韓國檔016-26-5中毫不諱言國民黨政府對金九的特意扶植、以及希望他能成為國民政府干預朝鮮半島政局渠道的本愿(轉引自石源華、蔣建忠編《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關系編年史》下—vol. 3, pp. 1505-1506. ): “查韓國全境，迄在美蘇分別控制之下，其國內態勢，我國無從干預。惟蘇聯與中共，沆瀣一氣，遂使為延安扶植之韓共分子，在北韓占有勢力。反觀我中央扶植之金九輩，入南韓后，竟未能起重大作用。設令將來美蘇同時撤退，則所有南韓民主勢力，其不為北韓赤潮所淹滅者幾希。”

[42]金九在《白凡逸志》中提到，他希望保持臨時政府現狀，“美國卻說，漢城已經成立了美國軍政府，不允許以臨時政府名義歸國，只能以個人的名義，我們無可奈何，遂決定各人以個人資格回國。”見金九著、宣德五、張明惠譯《白凡逸志》一書附錄《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慶出版社，2006)，p.249.

[43]蔣介石最終未對羅斯福提出的由中國接管琉球的詢問做出積極回應，也是因為明了美國對戰后秩序的構想，并希望在更多方面不引起美國的忌憚。參見拙文《琉球與區域秩序的兩次巨變》，見汪暉著《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外二篇)》，北京：三聯書店，2011。

[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 882-883. 見(2013年10月24日訪問)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7。

[45]曹中屏、張璉瑰等編著，《當代韓國史 1945-2000》(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頁42。

[46]姜萬吉著，陳文壽、金英姬、金學賢譯《韓國現代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p. 194。

[47]《當代韓國史 1945-2000》，p. 60。

[48]見金九著、宣德五、張明惠譯《白凡逸志》一書附錄《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慶出版社，2006)，頁274.

[49]同上，頁275.

[50]《聯合國憲章》第53條規定：“一、安全理事會對于職權內之執行行動，在適當情形下，應利用此項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如無安全理事會之授權，不得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采取任何執行行動;但關于依第一百零七條之規定對付本條第二項所指之任何敵國之步驟，或在區域辦法內所取防備此等國家再施其侵略政策之步驟，截至本組織經各關系政府之請求，對于此等國家之再次侵略，能擔負防止責任時為止，不在此限。二、本條第一項所稱敵國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而言。”第107條規定：“本憲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采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此外，在第77條有關托管制度的規定中，也涉及了二次大戰中的“敵國”問題。

[51]《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6頁。

[52]溫鐵軍根據沈志華《新中國建立初期蘇聯對話經濟援助的基本情況――來自中國和俄國的檔案材料》(上、下)(《俄羅斯研究》2001年1期頁53-66;2期頁49-58)提供的資料，將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工業化進程概括為“受制于兩個超級大國地緣戰略調整的、被戰略性的外資投入客觀地主導著的中國工業化”。這個又被稱為“全盤蘇化”的工業化并不是從1952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而是從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及隨后蘇聯對中國的全面外援開始的。《八次危機》，東方出版社，2012年，第10-44頁。

[53]《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頁。

[54]《遠東總指揮官(麥克阿瑟)致美國陸軍部》，文見FRUS, 1950. Korea. Vol. VII, pp. 1630-1633.

[55]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33頁。

[56]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頁。

[57]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80頁。

[58]《論持久戰》，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52年，第440頁。

[59]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80頁。

[6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