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一場區別于國內革命戰爭、民族解放戰爭等人民戰爭的正義戰爭。正義戰爭的范疇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判斷，即一方面以和平為目標，另一方面必須超越一般所謂和平主義，即以戰爭促和平。毛澤東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下重申《論持久戰》所探索的和平與戰爭的辯證法，指出核威懾所形成的戰略平衡并不能導致和平。正義戰爭的概念是與必須終止帝國主義戰爭邏輯的訴求密切相關的。革命戰爭、正義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戰爭，和平的目標就必須與有效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相關聯。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不但擁有核武器，而且擁有裝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軍艦、坦克、火炮和各種輕重武器的強大的海陸空軍;由于剛剛經歷了歐洲和亞洲的戰火，美軍富于戰爭經驗。在朝鮮戰爭中，美軍不但擁有陸戰第一師、騎兵第一師等精銳部隊，還擁有絕對制空、制海權，但令人驚訝的是：美軍不是在無法施展重武器的游擊戰爭條件下，而是在有利于大兵團作戰的運動戰和陣地戰的對壘中，竟然無法取得戰爭勝利。如果這種軍事失敗僅僅發生在戰爭初期的措手不及的狀態下，或許還可以找到一些辯護的理由，而即便在戰爭的中期和后期，美軍也只是在志愿軍后勤補給困難、彈盡糧絕的狀態下才能重整軍事，做有限反擊，從未在整體上扭轉頹勢。正是在軍事失敗中，美國的軍事將領才不得不對中國軍隊視死如歸的勇氣和精明高超的戰術表示敬意：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軍隊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軍隊。二戰之后，美國的全部中國認識正是由朝鮮戰爭的失敗重新奠定的，那種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學術態度必須用較為審慎的方式加以調整。對于美國而言，朝鮮戰爭與“越戰”都是雙重失敗，即軍事失敗與政治失敗。“越戰”的政治失敗在美國是更為清晰的，但其基礎也與朝鮮戰爭的失敗有關。

戰爭與和平能夠相互轉化，戰爭與和平之間存在辨證關系，主要是由戰爭的政治性決定的。戰爭的政治性還體現在敵我關系的確立與轉變之上。戰爭以敵我之間的清晰界定為前提，從而戰爭總是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展開的。但正因為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形式，而政治范疇的敵我關系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動而變動的，從而即便是戰場上的敵我關系也可以在其他條件下轉化為非敵我關系，即敵人可以轉化為非敵人，可以轉化為盟友;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非敵我矛盾，轉化為又斗爭又團結的關系。敵我矛盾的轉化不是敵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轉化的結果去衡量矛盾轉化前的斗爭。在抗日戰爭中，伴隨著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之間的敵我矛盾逐漸轉化為又斗爭又團結的次要矛盾，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在這個矛盾轉化中成立的。這一矛盾及其轉化的邏輯同樣存在于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國內國際關系之中。戰爭既是政治的形式，也為新政治的展開開辟道路;沒有對于矛盾及其轉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開的前提。

三、并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朝鮮停戰六十年后，停戰體制仍在半島延續。朝鮮處于被孤立狀態，核威懾導致了半島的有核化進程――朝鮮半島的核問題是從美國介入朝鮮半島時代開始的，這一點任何時刻都不應該忘記。伴隨著美國實施所謂“重返亞洲”(何曾離開過?)的政策，朝鮮半島的局勢更加緊張，中國與日本、韓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朝鮮與韓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顯示出激化的趨勢。就矛盾和沖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難說現在比過去更為危險。但是，在今天，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清晰區分日益含混，促進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團結的萬隆會議已成歷史的遺跡，能夠沖擊霸權體制的解放運動和反抗運動早已煙消云散。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霸權和壓迫的結構，卻難以發現改變這一結構的能動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政治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正義的尺度?從哪里尋找超越了冷戰格局的新的國際主義?所有這些問題正是促使我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經論證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最深刻地體現了這一命題;但伴隨二十世紀的終結，這一命題似乎正在被修訂：在當代條件下，戰爭與其說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寧說是政治失敗或消失的后果。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這一命題仍然正確，但由戰爭促發革命不再是現實。我們時代盛產的是去政治化的戰爭形式，它既不能體現人的決定作用，也無法區分正義與非正義，從而難以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的運動中產生類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反戰運動與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那種相互激蕩和有力支持。這正是我們重溫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所在：即便在核威懾成為現實后，抗美援朝戰爭和隨后爆發的越南戰爭也并沒有像奧威爾設想地那樣陷入冷戰，而是以熱戰的形式展開了為爭取和平而戰的政治進程。相較于早期的人民戰爭，技術在朝鮮戰爭中起著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戰爭中的意志、戰爭目標、指揮員的戰略戰術和應變能力、戰斗員的士氣、理念和技戰術水平，仍然決定著這場戰爭的勝負。這里所說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戰場上的斗爭，而且也指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反戰運動，以及聯合國內外豐富的外交斗爭――正是這一廣闊的政治進程將美國的戰爭逼進了死胡同，導致這個霸權國家在軍事和政治兩個戰線上的同時失敗。

在今天重提這個問題，有什么意義呢?在越南戰爭之后，帝國主義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如馬島戰爭、南斯拉夫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及箭在弦上的敘利亞戰爭，但戰爭并未催生類似于二十世紀的人民戰爭的抵抗運動和社會革命。今天的戰爭性質顯然發生了改變：沒有先進的武器，就不可能贏得戰爭;除了大國圍繞各自利益而進行的霸權博弈，那種以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及文化政治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深刻而寬廣的政治進程不復存在。這是不是意味著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戰爭的政治性質逐漸被取消了?對這一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而是政治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從而人民戰爭的邏輯不再居于主導地位。戰爭中的人的作用，不僅是在人與武器的對比關系中呈現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區分中展開的。說到底，戰爭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戰爭的政治性。

在軍事領域，對人民戰爭的否定、對人的決定性因素的否定與對軍事技術的崇拜共同構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論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所討論的，去政治化的過程遠遠超出了戰爭和軍事的范疇;“政黨國家化、政府公司化、媒體政黨化、政客媒體化”等等復雜現象正是這一過程的表征。為了改變這一格局，人們試圖從二十世紀的歷史遺產中吸取經驗。在政治領域和理論領域，重提群眾路線便是嘗試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紀的語境中，重提作為人民戰爭的產物的群眾路線的確切含義是什么?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政治主體，群眾的誕生意味著新的政治形式的誕生。重提群眾路線，與其說是對一段歷史的回歸，毋寧說是對一個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的探尋，它不可避免地與下述問題密切相關：我們需要創造什么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政治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