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抗美援朝的國內前提是新中國的建立，而它的國際前提則是一個以人民民主國家為主體的東方體系和以此為基礎的國際團結。戰爭不再是過去的人民戰爭，而是人民戰爭傳統在跨國戰爭條件下的一個延伸，其中同樣包含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環境發生了變化，其含義也勢必發生變化。在戰爭條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國家(包括蘇聯)和在亞非拉地區出現的民族解放運動，共同構成了國際的統一戰線。如果考慮入朝參戰對東方、對世界的意義，這場戰爭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體現在它與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續問題之間的密切關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政治發生在兩個陣營的對峙條件下，從而戰爭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謂國家間戰爭的意義。如果不能解釋抗美援朝戰爭的這一政治含義，而僅僅將戰爭解釋為民族戰爭或國家戰爭，歷史解釋就不是透徹的。因此，抗美援朝戰爭具有雙重的性質，既具有民族戰爭的性質，又是一場抗擊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戰爭。就武裝斗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等人民戰爭的邏輯在國際領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戰爭的延續。

境外戰爭的核心問題是戰爭的性質，即是基于國際主義原則的援助戰爭，還是基于單純國家利益的民族戰爭。那種全盤的、不加區分地否定民族戰爭的論調無法確定民族戰爭的政治內涵：就民族主義而言，存在著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區分，存在著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區分，存在著舊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新中國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義的區分。就中國而言，抗美援朝戰爭與抗美援越戰爭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戰爭，從而具有國際主義的特點，而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卻不具備這樣的政治性質。在這個意義上，“自衛反擊戰”不在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內部，毋寧說它是這個革命世紀落幕時的戰爭。

3、核威懾條件下的第一場戰爭：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還是物?

朝鮮戰爭是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核武器之后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1945年，在美國對廣島和長崎實施核轟炸之后，第一個使用冷戰概念的是《1984》的作者喬治•奧維爾。為什么是“冷戰”?因為出現了核武器和核威懾。在核威懾的戰略平衡下，戰爭以冷戰的形式出現。在朝鮮戰爭中，中國與第一個有能力實施核打擊的超級帝國主義大國，發生了軍事上極其不平衡的戰爭。在二次大戰之前，誰都不知道美國正在研制并且可能生產出核武器;但中國入朝參戰，展開一場與擁有核武器的霸權國家之間的戰爭，怎么可能不考慮核戰爭的可能性?這種在武器裝備上極不平衡的戰爭是否根本改變了人民戰爭的可能性?

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曾經有過兩次動用核武器的具體計劃，而這兩次計劃又都與重新武裝日本、讓臺灣參戰的設想聯系在一起。從1945年開始，美國從未停止過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研究。1950年11月底，美軍處于軍事崩潰的局面，麥克阿瑟致電蔣介石，要求他派52軍支援朝鮮戰場，得到蔣的迅速回應;在此之前，麥克阿瑟曾經擬定過一個針對中國軍隊和中國后方進行核攻擊的“遲滯計劃”，而12月30日他又向美國陸軍部建議，應采取下述軍事措施：1)封鎖中國海岸，2)以海空火力摧毀中國支持戰爭的工業設施，3)獲取臺灣國民黨軍隊的支援，4)撤銷對國民黨軍隊的現有限制以便牽制中國軍隊，甚至可使之對中國大陸發動反攻。[54]11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是否會動員核武器時，明確表示將動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所有武器。這意味著美國將在兩個方面突破其承諾的底線，世界輿論為之震動。1953年艾森豪威爾上臺重施故技，一面再次重啟核攻擊計劃，另一面則策動蔣介石軍隊攻擊中國大陸。

毛澤東并非不知道核武器的威力，但不為所動。在1945年美國使用核武器之后，毛澤東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直接討論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是無法終結戰爭的。單純的軍事觀點，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唯武器論，就是在核威懾條件下出現的思想蛻變。毛澤東批評說：那些患有恐核癥的一些同志還不如斷言原子彈不能解決戰爭的英國貴族蒙巴頓勛爵。[55]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訪時，提出了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命題。[56]毛澤東當然知道原子彈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終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所謂“原子彈是紙老虎”不是一個事實判斷，而是一個政治決斷。在核威懾條件下，如果中國不站出來跟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較量的話，所謂中國人民被欺侮的歷史一去不復返的宣示，所謂東方由于十月革命，由于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帝國主義霸權可以為所欲為稱霸的格局一去不復返的宣示，就不過是阿Q式的豪言壯語了。如果中國不能有效抵抗美國的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整個歷史含義都會被改寫，甚至由于出現了東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會被改寫。毛澤東的宣示具有不可后退的政治的性質。

是人決定戰爭的勝負還是武器決定戰爭的勝負，是人民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相互區別的關鍵命題之一。為什么美國動用核武器的建議很快便被擱置，轉而確認這場戰爭不以謀取最終勝利為目標，從而為和談開啟了可能性?我們可以去查閱更多的檔案加以論證。但不可否認：這是毛澤東根據他對全球政治和軍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確的軍事判斷，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這一人民戰爭邏輯對于以核威懾為杠桿的冷戰邏輯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動員的基礎上，通過靈活的戰略戰術和強韌的戰斗意志戰勝對手。重視人的力量絕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戰爭初期要求蘇聯的空軍支援、武器裝備支援和技術支援，高度重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但這一切沒有改變他對戰爭進程及其政治性質的判斷。1950年，毛澤東號召解放軍學文化，軍隊建制的正規化步伐明顯加速了，但軍隊的正規化、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而不是以游擊戰為主要戰法的軍事思想，都沒有改變以人而不是以武器為中心的人民戰爭的理念。

抗美援朝是新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境外作戰、人類歷史上在核條件下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場國防戰爭，這三個獨特性提出一個問題，即在這三個條件之后產生的戰爭，到底是人民戰爭還是非人民戰爭?毛澤東出兵朝鮮，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沒有改變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這一人民戰爭的邏輯。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由于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從而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于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和自然的各種各樣的客觀條件，作戰雙方的能力、意志、戰略和戰術等主觀因素，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環節。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說：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許可的條件范圍來創造戰爭勝利，但軍事家可以在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內爭取戰爭勝利。[57]這就是戰爭中的能動性問題。毛澤東說：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從而戰爭的勝負雖然取決于雙方政治經濟地位、戰爭性質、國際援助等條件，但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沒有分出勝負。[58]能動的主觀的政治是中國革命政治的一個特征。抗美援朝將革命時代的群眾路線轉化為在新中國條件下的全面社會動員，就顯示出了政治的能動性。天津的民族資本家支持這場戰爭，毛澤東感到非常欣慰：如果民族資產階級都被動員起來支持戰爭，那就意味著中國人民已經被充分動員，人民戰爭的邏輯與統一戰線的邏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戰爭條件下重新結合起來了;通過國際結盟與跨境戰爭，新中國將國內革命的統一戰線邏輯有效地用于國際戰爭了。1951年開城談判破裂后，美軍利用空軍優勢展開所謂“絞殺戰術”，但依托新中國的全民支持和中國軍隊的全面動員，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志愿軍形成了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后勤補給線。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人民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戰爭是一場政治的戰爭，而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的戰爭。戰爭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戰爭的特點。毛澤東在1936年寫作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相互斗爭的最高形式。[59]要是不了解戰爭及與它相關聯的那些條件，“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60]武裝斗爭必須與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根據地建設等政治過程相互配合，就是戰爭的政治性的體現。由于戰爭是有政治性的，戰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從而存在著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分。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爭是沒有正義性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及其瓜分被壓迫民族的戰爭是帶有正義性的，這個判斷就是正義戰爭的概念的基礎。抗日戰爭與抗美援朝形態不同，但都是對于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稱霸世界的態勢抵抗。以武裝的革命打退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跨國抵抗戰爭的形式對抗帝國主義戰爭，則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保衛和平而采用的軍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軍事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