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政策文本分析發現，該戰略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基本超越了工具主義、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上基本超越了城市中心主義、在發展目標的設置上基本超越了經濟主義、在實施方式的選擇上基本超越了物質主義。準確理解和把握這些特征，對于科學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及切實提高實施成效至關重要。同時，這些特征也深刻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走向。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工具主義；城市中心主義；經濟主義；物質主義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重大國家戰略。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2018年1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印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戰略意見”），同年9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戰略首部規劃”）。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1]。鄉村振興戰略再度升溫，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特點議題。未來五年，我國料將掀起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高潮。[2]

為進一步提高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效果，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鄉村發展，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討該戰略的理念基石及其主要特征。因為，在什么意義上理解鄉村振興戰略，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如何對待鄉村振興戰略。科學闡明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層理念支撐，仍是當前重要任務。而且，這也是提煉和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基礎工作。鄉村振興戰略怎樣看待鄉村，怎樣界定城鄉關系，將做什么，將怎么做？其對這四個問題的回答與以往的“三農”頂層設計有何不同？政策文本分析發現，相較以往相關政策安排而言，該戰略在理念上實現了諸多歷史性突破，主要表現為：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基本超越了工具主義、在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上基本超越了城市中心主義、在發展目標的設置上基本超越了經濟主義、在實施方式的選擇上基本超越了物質主義。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積極信號。然而，鄉村的切實全面振興，依然任重道遠，需要政策與理念的盡快落地落實，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懈合力探索。

一  超越工具主義

鄉村振興戰略在理念上的第一個歷史性突破是：其在對鄉村角色的定位上基本超越了工具主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明確承認鄉村作為人類社會本體之組成部分的地位。戰略首部規劃不但指出鄉村本身是一個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綜合體，而且指出鄉村與城鎮之間存在互促互進和共存共生的關系，二者共同構成現代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突出強調鄉村絕非人類社會可有可無的附庸或飾件。二是明確承認鄉村作為國家本體之組成部分的地位。戰略首部規劃明確指出，鄉村興衰事關國家興衰，無論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言，還是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看，“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3]。三是明確指出實現鄉村振興亦是民生福祉本體的組成部分。戰略首部規劃認為，農業是否強盛、農村是否美麗、農民是否富裕直接關乎億萬農民的“三感”即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將“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列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即“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其與“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等共同構成民生福祉的主要指標[4]。

這一認識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此之前，鄉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大致先后扮演了三種工具性角色。詳情如下：

其一，“實現原始積累的工具”。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鄉村和農業主要被用作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工具。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不但工業破敗、經濟凋敝，而且遭受帝國主義的政治打壓和經濟封鎖，不得不依靠自力更生重建國民經濟體系，不得不依靠自我盤剝完成原始積累，而一旦選定工業化發展道路就不得不選擇鄉村為城鎮發展提供服務、農業為工業提供支撐的模式。[5]

其二，“化解風險的工具”。從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末期，鄉村和農業一度被看作化解國內外風險的工具。中共中央于1998年發布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加大對“三農”工作的力度，有利于“提高農民購買力，擴大內需和確保國民經濟增長保持良好勢頭”以及“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增強回旋余地”。[6]回顧歷史，該文件出臺的宏觀和中觀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暴發，導致我國出口增長明顯放慢；國企改革進入縱深發展階段，產生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1998年局部地區發生特大洪澇災害，造成歷史上罕見的嚴重損失；與此同時，全國范圍內不時出現農民抗稅抗糧現象，集體上訪頻次陡增，有的地方甚至發生圍攻和焚燒基層政府辦公大樓的惡性事件，基層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7]。

其三，“反哺對象”兼“拱衛城市的工具”。21世紀初期，鄉村擁有“雙重身份”。一方面，鄉村和農業成為“反哺對象”。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除了指出“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外，還強調要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式來逐步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并就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出了部署[8]。時至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繼續堅持“利益讓渡”范式，提出要在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以及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上下功夫[9]。在此期間，我國取消了農業稅，農民負擔切實減少，鄉村迎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一些將鄉村和農業當作汲取資源之工具的情況。例如，國家征用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然后利用壟斷一級土地市場的優勢產生土地價格“剪刀差”，再例如，農民工的實際收入與城市工人實際收入之間的“剪刀差”。[10]事實上，這些新式、隱性、或多或少的“剪刀差”一直以來都在為我國城市化的提速和工業化的加深默默地提供著土地支撐和資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