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反建制是法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歐盟危機的反映

現行反建制是法國政治危機的反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現行反建制是政治建制危機的反映。根據1958年憲法（即第五共和國憲法）第5條的規定，在半總統半議會政體下，“總統監督憲法的遵守。總統通過其仲裁保證公權力的正常運行及國家的延續。”“總統確保國家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國際條約的遵守。”簡言之，第五共和國總統將體現“國家的持續性”，起著“保證者”和“仲裁者”的作用。1958年憲法賦予總統許多職權，除了擁有如赦免權、統帥三軍權、主持部長會議、任免高級文武官員、頒布法律、簽署法令和命令、接受外交使節的國書、負責談判和簽署條約等一般性的傳統職權外，還擁有任免總理、解散國民議會、舉行全民公決、宣布緊急狀態四大特殊權力。第五共和國成立初期，戴高樂總統還特別強調外交、國防、法屬殖民地屬于總統的“特權范圍”，他人不得過問和染指。第五共和國總統實際上已經成為國家權力的中心。

第五共和國半總統半議會制，擁有美國總統制的某些特征（如總統是國家權力中心），但不同于美國總統制（法國政府對議會負政治責任）；也擁有英國議會制的某些特征（法國議會通過不信任票或彈劾政府），但不同于英國議會制（法國議會不再是國家權力中心）。它形成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第三種政治建制，與奧地利、冰島、愛爾蘭、芬蘭的政治建制近似，不過第五共和國半總統半議會制有其獨特之處，被稱為“相對總統制”。

第五共和國政治建制從建立至今已經運行了半個多世紀。20世紀60～70年代，這種政治建制發揮了積極的和重要的作用：（1）戴高樂利用1959年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平定了阿爾及利亞殖民軍中高級將領的叛亂，化解了叛亂欲引向國內戰爭的危機，穩定了法國政局。（2）高速地發展國民經濟，并建立起經濟發展建制，創造了被法國經濟學家讓·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稱為的“輝煌30年”。（3）創建了以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為主體的社會建制，縮小貧富兩極差距，構筑社會安全網。（4）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打破美國和蘇聯稱霸兩極世界，促進世界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5）把法國塑造成為經濟、軍事和科技大國和強國，圓了法國的“大國夢”“強國夢”。

但是，自20世紀80～90年代、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第五共和國政治建制的弊端日益顯現：（1）按照當初的半總統半議會政體的設計，總統多數派必須與議會多數派在政治屬性上一致，才能保證總統職權的行使。但是，1986年、1993年和1997年先后出現了總統多數派與議會多數派在政治屬性上不一致，導致三次左右共治，使總統與總理之間出現不和諧的聲音，使總統行使職權上處處掣肘，從而阻礙內外政策的實施。雖然2000年5月將總統任期改為5年并與議會任期保持一致，從而減少了左右共治的機會，但是，不同政治屬性共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總統實施的內外政策往往以所在黨派理念來制定，很少全面考慮法國實際國情。正因為如此，總統執政初期信誓旦旦，直到任期結束都未能解決法國的痼疾（如經濟增長、失業、安全等）。（3）總統權力膨脹，議會權力縮小，從而使行政、立法、司法三者權力分配失衡。（4）在半總統半議會政體下，公務員龐大，辦事效率低下。正是上述的弊端，引起民眾的失望和不滿，反政治建制呼聲高漲，造成第五共和國政治的危機。

第二，現行反建制是政黨建制危機的反映。第五共和國成立的初期，在建立半總統半議會政體的同時，也逐漸地建立起新的政黨建制。

新政黨建制有如下的特點：（1）第五共和國依然實行多黨制，但20世紀60～90年代，政黨數量已經大大地減少，經常參加選舉活動的穩定在15至20個之間，其中僅有幾個政黨能夠叱咤風云，主宰法國政治生活。（2）20世紀60～70年代，形成了四大政黨兩大派左右政壇的格局。右翼方面有以戴高樂主義作為旗幟的保衛共和聯盟和標榜中間主義的法國民主聯盟；左翼方面有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從80年代起，極右國民陣線和左翼綠黨日益崛起，逐漸的突破左右兩極化的政黨格局。進入21世紀，國民陣線進一步成長和壯大，形成了戴高樂派政黨、社會黨、國民陣線三足鼎立的政黨生態和政治格局。（3）20世紀60～70年代，戴高樂派政黨和吉斯卡爾·德斯坦派政黨長期把持政權，80年代初開始，則是傳統左右兩大黨——戴高樂派政黨和社會黨輪流執政，實現“民主接替”。

新政黨建制克服了第三共和國和第四共和國政黨過多、政黨規模小、組織渙散、經常變幻、從而造成內閣更迭頻繁和政局不穩的弊端。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五共和國政黨建制的弊端也逐漸地暴露出來：（1）進入21世紀，法國政黨激增，被認可的政黨2012年有241個，2013年有298個，而1990年只有28個。在25年中，法國政黨增加了15倍。法國輿論在評論第三共和國和第四共和國政黨眾多時做過這樣風趣比喻，那個時期法國政黨數量之多就像素負盛名的法國乳酪，多達200種，現在又有了新說法：“法國不產石油，產政黨。”（2）自傳統的左右兩大政黨——戴高樂派政黨和社會黨輪流執政以來，不僅沒有解決法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痼疾，反而使之日益嚴重起來。（3）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黨腐敗的丑聞不斷地被揭發出來，在法國社會和民眾中留下極壞的印象。在2017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許多選民就沒有投共和黨和社會黨總統候選人的票，拋棄了傳統左右兩大黨，這是第五共和國政治史上從未有過的。就連建制內的戴高樂派頭面人物、前國民議會議長讓-路易·德勃雷（Jean-Louis Debré）于2017年5月14日接受新聞記者訪談時不得不感嘆：“傳統政黨今天徹底過時了”，他寄托新當選的馬克龍總統更新法國政治生活。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的反建制，意味著法國政黨建制出現危機。

第三，現行反建制是政治精英危機的反映。當前反建制的主要內容之一，則是反對法國政治精英。巴黎政治學院政治生活研究中心于2015年2月27日發表“民意之路”為該中心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59%的法國人既不相信左翼政治精英也不相信右翼政治精英管理國家。

理由之一是政治精英不稱職。法國民間和輿論指出，第九屆總統薩科齊和第十屆總統奧朗德都沒有兌現總統競選時的承諾，對“法國病”開不出有效的藥方，也醫治不了法國的痼疾。兩位總統的大多數變革都令人失望，“口惠而實不至”，往往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社會不公平現象仍在增加，一些擁有權勢的人正在壟斷社會財富。2014年初，法國媒體評選出了民眾近幾年最認同的一個詞，結果選擇最多的詞是“煩透了”。對奧朗德及其政府不信任情緒的蔓延以及走不出困境的絕望，都讓法國民眾感覺到，政治精英不盡職和不稱職，他們對此真是“煩透了”。2016年年底，奧朗德的民調支持率僅有4%，對總統和政治精英來說從來未有過。在此次總統選舉醞釀總統候選人期間奧朗德和薩科齊早早“出局”，在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弗朗索瓦·菲永和社會黨總統候選人伯努瓦·阿蒙都遭遇了“滑鐵盧”，被選民拋棄，說明法國民眾對原有的政治精英將國家帶出泥潭已無信心，“煩透了”。

理由之二是政治精英脫離群眾。法國民眾和輿論認為，法國政治精英高居“廟堂”之上，只關心個人利益和前途，并不把民眾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奧朗德總統雖然極力打造“普通總統”的形象，乘坐火車旅行，駕駛摩托訪友，但是，法國輿論認為，奧朗德此舉是在“作秀”，最終是由納稅人來為他的“表演”埋單。“普通總統”不具有“總統形象和氣質”，在某些經濟和社會重大問題改革上軟弱無力、畏首畏尾。

理由之三是政治精英普遍腐敗。巴黎政治學院政治生活研究中心于2016年1月發表了“民意之路”為該中心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76%法國人認為政治精英普遍腐敗。早在20世紀80年代，法國政界陸陸續續地披露出政治精英收受賄賂、損公利己、中飽私囊的行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演越烈。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第二任1988.5～1995.5）感嘆不已，他在1989年5月14日說：“民主制度在某些地方卡住了。”此后，法國當政者雖然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是，法國政界和政治精英的腐敗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奧朗德總統時期的讓-馬克·艾羅（Jean-Marc Ayrault）第二任政府（2012.6～2014.3），其經濟、財政和對外貿易部負責預算事務的部長級代表熱羅姆·卡于扎克（Jérôme Cahuzac）因涉嫌在海外非法開設賬戶逃稅與洗錢遭到檢察機構的司法調查而于2013年3月19日被迫辭職，導致艾羅政府被迫進行微調。曼努埃爾·瓦爾斯第二任政府（2014.8～2016.2）的外交和國際發展部負責對外貿易、旅游促進和法國僑民事務的國務秘書托馬·泰維努（Thomas Thevenoud）因沒有按時報稅和繳稅被解除職務。

2017年伊始，法國選戰如火如荼，多次民調曾經顯示，在11位總統候選人中被認為“最清廉、最誠實、改革措施最徹底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菲永人氣很旺，是有希望當選的總統候選人。然而，擅長披露法國政治界丑聞的《鴨鳴周刊》于2017年1月底爆料，菲永的妻子及子女三人以議員助手名義領取工資但并未真正工作，一時間法國媒體嘩然，指控其為“空餉門”事件。盡管菲永聲稱議員雇傭親屬并不違法，但承認在道德層面則是個錯誤并表示道歉。“空餉門”事件和司法機構的立案調查使法國選民再次看到法國政界和政治精英的腐敗，菲永則受到重創，其競選經理和發言人雙雙辭職，某個中間派政黨也宣布不再支持他，其民意支持率隨即暴跌，從而徹底地改變了選情。

綜上所述，法國現行反建制首先意味著第五共和國現行的政治危機，即第五共和國政治建制危機、政黨建制危機和政治精英危機。

現行反建制是法國經濟危機的反映。被法國經濟學家讓·富拉斯蒂耶稱為“輝煌30年”（1946～1975年）中的1949～1974年，法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5.3%。而第五共和國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得到了比50年代更高速度的發展，1960～1967年達到5.5%，1967～1973年則達到5.6%，超過了聯邦德國，是“輝煌30年”中的最輝煌時期。在這個最輝煌時期中，法國經濟實力已經在世界排名中居第四位，僅次于美國、聯邦德國和日本。

正是在最輝煌時期中，法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經濟建制。其主要內涵是：（1）國家市場經濟。20世紀50～80年代，法國實施國有化和計劃化，實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從而把國家干預推向頂峰。因此，國家干預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構成了法國經濟建制的主要特征。（2）實行私有經濟、國有經濟、社會所有制經濟成分即合作經濟相結合的混合經濟。（3）1993年推行“計劃合同制”，替代原來實施的中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計劃合同制”包括“國家—地區計劃合同”和“國家—企業計劃合同”，從而使國家發展目標與地區和企業的經濟活動國家協調。（4）法國被稱為“小型和微型企業”的國家，其小型和微型企業在促進法國農村經濟的繁榮、中小城鎮的建立、改造傳統工業、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外貿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上述的特色經濟建制，與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隔海相望的英國推行以自由主義經濟為主的建制形成鮮明的對照，也與歐洲大陸中的社會市場經濟發展建制有所不同，因而被稱為“歐洲經濟實驗室的又一種試驗”。

正是這種經濟建制，增強了20世紀60～70年代的法國硬實力和軟實力，使法國經濟結構發生急劇的變化，第三產業超過了第一和第二產業。法國建立了新興的工業和高科技工業，航空航天、核能、電信、信息技術、高速列車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汽車制造業蓬勃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食品加工也成為了法國國民經濟中的龍頭產業。與此同時，法國傳統的工業部門也得到改造，從而使造船業、采礦業、鋼鐵業、紡織業都建立在新興技術之上。汽車、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等耐用品進入了普通法國人家庭。

但是，自經受1974年和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打擊后，法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1974～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2.2%，2007～2012年年均增長率進一步降到0.1%。法國國內生產總值2013年為0.3%，2014年為0.2%，2015年回升為1.2%，2016年為1.2%。薩科齊在《見證——薩科齊自述》中指出：法國經濟的困難，“自從1981年……以來，這種困難就不斷地變得嚴重起來。每過10年，法國的經濟增長率就失去半個百分點（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為2.5%，在90年代降為2%，自2000年以來則降為1.5%）。曾幾何時，法國經濟增長率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但從1990年以來就經常低于世界經濟增長率。2004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0年來的最高水平（5.1%），翌年還達到4%的高水平，而法國的經濟增長率卻只有1.6%”。特別是2009年金融和經濟危機打擊下，法國經濟經歷了二戰后以來第三次大衰退。在2009～2014年衰退時期，法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0.1%的增長。

長期以來法國經濟不景氣，造成嚴重的后果：（1）法國經濟實力在世界各國經濟實力排名中，從20世紀60～90年代第4位跌落到21世紀初的第5位。目前，隨著世界新經濟體的崛起，法國經濟實力在世界各國經濟實力排名中還將進一步受到挑戰。（2）法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經合組織中的排名從1980年的第6位降至2004年的第17位，法國人文發展指數在聯合國的排名中已從1990年的第8位降至2003年的第16位。（3）法國競爭力也明顯的下滑，僅以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鑒》為例，法國競爭力在世界的排名1997年為22位，2013年下滑到28位。法國出口產品的全球市場份額已從1990年的6.2％降至2012年的3.6％。（4）由于經濟硬實力的下降，法國再不能像60～80年代那樣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法國大國和強國地位和作用受到很大的挑戰。在反對美國霸權和單邊主義的斗爭中，法國往往單打獨奏，得不到盟國或友國的響應和支持。在歐洲，法國不僅依靠德國甚至還要建立法、英、意三國聯盟來鞏固法國在歐洲的政治領導地位。在非洲，法國的“勢力范圍”受到美、德、日、英的侵蝕，法國采取軍事行動則需要聯合國或北約支援。在國際社會中，時有唱衰法國的聲音，揶揄法國在國際事務中“持二等車票，卻坐頭等車廂”。

正因為如此，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法國出現了“唱衰論”。1997年，法國歷史學家尼古拉·巴弗雷（Nicolas Baverez）出版《可悲30年》一書，與1979年法國經濟學家讓·富拉斯蒂耶著作《輝煌30年或認識不到的革命》中的“輝煌30年”相對照，其唱衰法國論調在法國輿論界引起很大反響。之后，法國學術界先后又出版了《法國在倒下》、《告別離去的法國》、《高盧的幻想》、《法國衰落：神話與現實？》等，渲染悲觀情緒，從而引發全國大討論。在討論過程中，無論是政治家和學者大都承認，法國經濟長期不景氣和當前經濟危機是現實存在著的客觀事實，現行反建制的一個方面就是反映了法國經濟危機。

現行反建制是社會危機的反映。20世紀60～80年代，法國建立起新社會管理建制。其主要有：（1）完備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1945年出臺的《社會安全保障法》開始建立的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70年代在全行業中普及和推廣，使法國人人享有醫療和生育、退休、家庭補助三大社會保險。與此同時，法國還建立了失業保險和社會救助等福利。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既參考了德國模式的經驗，也吸取了英國模式的某些特定，屬于“混合型”“中間模式”。它為法國人提供了生、老、病、死的基本生活保障，從而成為法國社會的穩定器和安全網。（2）財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其中包括“兼顧公平，富者多交、貧者少交”的稅收制度，企業利潤分紅制度，規定最低收入下限并每年進行調整，對貧困群體和被排斥群體實施多種名目的補助。正是實施這種的財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使法國貧富差距不斷的縮小，基尼系數不斷的下降，從1962年的0.50（二戰后的最高值）下降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0.30，1996年為0.279，2008年為0.289。法國基尼系數在歐盟諸國中處在中等偏下，屬于分配處于相對合理的狀態和社會安全系數較高的級別。（3）法國政府與資方、工會、民間組織結成“社會伙伴”關系，定期就有關工資、就業、社會問題進行對話和協商，化解勞資和社會矛盾。即便是1968年“五月風暴”，學生造反，工人罷工，全國經濟幾乎癱瘓，時間長達1個月，法國當局也通過與“社會伙伴”達成妥協來平息社會動亂。（4）重視環境保護，建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實施一系列環境保護的法規和政策，促進人與自然的社會和諧。正是通過建立社會管理建制（或稱為社會管理模式），減少了法國社會不平等現象，促進社會和諧與公正，從而使法國社會階級和階層以及勞資矛盾有所和緩，社會沖突的頻率有所下降，社會動亂有所減少。

但是，這樣的社會管理建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法國社會的痼疾。

一是貧富差距有所擴大。2009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期間和以后，法國居民收入有所減少和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從而導致貧富差距有所拉大。法國10%人群最高收入與10%人群最低收入的差距，2010年上升為3.5倍，2011年進一步上升為3.6倍，2012年為3.6倍，2013年為3.5倍，2014年為3.5倍?；嵯禂狄灿兴岣?，2009年為0.290，2010年為0.303，2011年上升到0.306，2012年為0.305，2013年為0.291，2014年為0.293。與此同時，法國貧困人口占法國人口的百分比也有所增加，2009年為13.5%，2010年為14.1%，2011年增加到14.3%，2012年為14.3%，2013年為14.0%，2014年為14.1%。盡管法國貧富差距擴大不如同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和隔海相望的英國的貧富差距嚴重，但是，它觸動了法國社會問題的敏感點，引起法國社會的反響，導致現行反建制的爆發。

二是未能解決嚴重的失業現象。從1975年進入石油危機以來，法國失業率逐漸地上升，失業者數量也逐漸地增加。法國失業率和失業者數量，1976年分別為4.3%和94.95萬，1995年達到11.6%和289.9萬，2005年為9.8%和271.7萬。金融和經濟危機使失業進一步嚴重起來，2009年失業率和失業者數量分別為9.6%和272.7萬，2012年上升為10.7%和316.9萬，2014年為9.9%和283.7萬。目前，法國的失業率和失業數量在歐盟28個國家中居于第八位，在歐盟最大經濟體中居首位。

在法國社會中，失業具有廣泛性，它涉及各階級、各階層和各群體。失業者主要是工人和職員，他們的失業率在同行業人員中的比例自始至終都是最高的，他們的失業數量自始至終也是最多的；女性的失業率和失業數量要比男性高，其失業率要超過男性1至2個百分點；15至29歲的失業率要比其他年齡段的失業率高出許多，保持在14至15以上的百分比，從而使法國社會的失業群體年輕化；失業波及一向認為職業比較穩定和可靠的管理人員、干部和中間職業者；在失業隊伍中，移民的失業率和失業數量往往要高出平均失業率的兩倍。

在法國社會中，就業者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著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重大變化，特別是那些初期失業者群體。失業者群體意味著原有社會地位的喪失，如領工資者失業則意味著原所在職位的喪失，雇主和個體工商業者的破產則意味著原雇主地位和個體工商業者地位的喪失，而原所在職位的喪失就意味著社會地位的喪失；失業者群體意味著經濟地位的下降，無論是領工資者、雇主和個體工商業者，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著斷絕了原來的收入和經濟來源，從而使其經濟地位下降，這些失業者群體，特別是青年失業者群體，往往被迫在雙親的庇護下生活；失業往往導致家庭產生危機和走向破裂，如夫妻雙方的離異；失業還導致原有的社會生活和社會交往的喪失，甚至出現自殺的極端現象。總之，失業者群體意味著墮入了“下層社會”。

從20世紀90年代起，失業問題演變成社會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后失業危機更加尖銳化。久高不下的失業率成為社會的瘟疫，也是社會建制失敗的體現。

三是移民及其社會融入的困難。早在19世紀就開始了外國人向法國的移民，一戰前夕大量外國人涌入法國，挖掘戰壕備戰。到1918年外籍移民占當時法國人口總數的6%。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外籍移民形成了第一次高潮。那時，法國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個移民大國。這些歐洲移民經過幾十年的共處和定居生活，已經和當地人融為一體。二戰后，法國為了恢復和發展經濟大量地吸收外國勞動力，20世紀40～60年代出現了移民的第二次高潮，60～70年代出現了第三次移民高潮。20世紀70年代中期法國發生經濟危機后，法國勞動力過剩，失業日益嚴重起來。為了克服經濟危機和解決失業問題，法國于1974年起嚴格地限制移民，于1982年7月決定建立新的外國人居留證制度。自此，外籍移民浪潮消失了，即便如此，年年都有外籍移民進入法國，非法移民依然不斷。

2013年，外籍移民達到583.5萬人，占法國人口總數的8.9%。2015年，出生在法國、父母一方為移民的二代移民有730萬，占法國總人口的11%。這些二代移民年齡上比法國其他人口年輕，其中47%不到25歲。由于歷史上移民的積累，在歐洲聯盟國家中，法國接納移民的數量或者移民占人口的比值，都僅次于德國排在第二位。

在法國社會中，移民和多數二代移民往往與失業、貧困、不平等、種族歧視和二等公民聯系在一起。在失業方面，移民受到的打擊最大。2014年，男性移民的失業率占就業人口的19.8%，女性為19.0%；歐盟之外的男性移民的失業率占就業人口的25.4%，女性為25.1%。在收入方面，由于移民絕大部分是工人和職員，有的甚至從事地下職業，所以工資收入都比較低，往往領取法國各行業的最低工資，有的甚至只領取各行業最低工資的一半。在居住方面，多數法國移民被安置在遠離市中心的郊區和遠郊區，即“敏感社區”“老大難社區”“危險地帶”。在文化方面，移民中絕大多數為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他們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維習慣都與法國傳統基督教社會不同，這在客觀上造成移民與主流社會產生隔閡。

許多移民及其后裔對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十分憤怒，經常游行示威，總在尋找機會報復社會。2005年10月，居住在巴黎東北“敏感社區”的兩名移民后裔少年因躲避警察追捕觸電身亡，此事作為導火線引發法國300多個城市和市鎮發生暴力事件，大約10000輛汽車、233棟公共建筑、74棟私人住宅被毀。11月8日起全法國進入“緊急狀態”。

事件平息后，盡管法國當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移民后裔的境況，在之前的2005年實施《移民與社會融入法案》，2009年又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國家認同”大討論并采取國家認同的新舉措。但是，這些措施遠遠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移民及其后裔所受到的不公正境況，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移民及其后裔融入法國社會的問題。

四是治安惡化。法國恐怖主義活動十分猖獗，2007～2013年共發生852起恐怖襲擊事件，是歐盟國家中的重災區。有近200名曾在敘利亞與伊拉克參加“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法國籍極端分子已經返回法國，成為隨時可能引爆法國國內安全問題的“定時炸彈”。“伊斯蘭國”極端勢力發言人宣稱要以法國公民為恐怖襲擊目標后，2015年1月發生了恐怖襲擊一系列事件，7日位于巴黎的《查理周刊》雜志社遭襲12人身亡，8日巴黎市郊一位女警被槍殺，再到9日巴黎一個猶太雜貨店劫持人質事件，兩伙有關聯的恐怖分子讓巴黎經歷了“危情三日”。同年11月13日，巴黎再次響起槍聲，造成至少130人死亡和350多人受傷，震驚了全球。“伊斯蘭國”宣稱對此次事件負責。這次巴黎事件是“9·11”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其組織之嚴密，計劃之周密，手段之殘忍，均表明“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已取代為害全球近20年的基地組織，成為踐踏人類文明底線的最兇殘的敵人。2016年7月14日晚，法國南部旅游城市尼斯遭到“獨狼式”恐怖襲擊，一輛貨車撞向觀看國慶焰火表演人群，造成84人死亡和200多人受傷，再次震驚了世界。

法國當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2014年11月頒布了《反恐怖主義法》，旨在通過沒收身份證和護照等禁止涉嫌前往參加“圣戰”的法國人出境，并強化對從國外歸來的涉恐分子進行監視。2015年7月頒布了《情報法案》，旨在加強反恐斗爭的情報工作。奧朗德總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并稱“法國已經進入戰爭”。緊急狀態期限五度延長，直到2017年7月。緊急狀態實行一年以來，治安單位執行了4000多個行政搜查任務，有95人被軟禁。搜查期間扣押了將近600件槍械武器，其中77支軍用武器。在國際上加強與許多國家的合作，共同加緊打擊“伊斯蘭國”和恐怖分子。

但是，法國社會治安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觀，在嚴密的軍警保安的情況下，2017年4月20日即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前三天，在巴黎地標香榭麗舍大道再次發生恐怖襲擊，讓法國民眾感到草木皆兵。法國國內外輿論認為，恐怖襲擊之所以頻頻在法國發生，國內根源則是移民和北非裔二代、三代融入法國社會和貧富兩極分化問題，對外單純地依靠軍事上打擊“伊斯蘭國”和恐怖分子可能導致“越反越恐”。

現行反建制是歐盟危機的反映。在11位總統候選人集體反建制中，極右國民陣線總統候選人瑪琳娜·勒龐在反歐盟和反全球化方面充當著急先鋒。

2017年2月4日公布的144項的競選綱領中，小勒龐承諾一旦當選將立即尋求徹底改變歐盟的現有機制，退出單一貨幣和申根協議。在選戰過程中，她自詡站在愛國主義這一邊，“我的選擇不一樣，我希望能更加法國！”而許多歐洲領導者則是站在全球主義那一邊。她表示，如果歐盟不肯把領土、經濟、貨幣、法治主權歸還給法國人，那么法國就應該像英國那樣就其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投。小勒龐呼吁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希臘以及塞浦路斯都應脫離歐盟。她甚至向其支持者預言，“歐盟將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她還向支持者承諾將保護法國不被全球化。她特別攻擊歐元區，從而使歐元議題已經成為她每場競選演說的中心主題。她痛批歐元不是貨幣，而是一種政治武器，歐元是“插進國家肋骨的一把刀，迫使國家做人民不想做的事”。她在受訪時向媒體表示，歐元區國家應該棄用歐元，回歸歐洲貨幣單位架構。她并且表示，一旦當選，法國國債將以新的國家貨幣計價。

極左不屈的法蘭西總統候選人讓-呂克·梅朗雄于2016年10月16日公布的競選綱領《共同前途》中主張重組歐盟。他指出，現在的歐盟是遺忘社會最貧困階層的新自由主義政權，歐盟現行市場競爭制度缺乏針對不平等的有效矯正機制，其現存的法規制約了法國的改革。梅朗雄提議重新談判法國與歐盟的關系，如果談判不盡人意，那么選擇脫離歐盟。他最出名的一句競選口號就是“歐盟，要么我們改變它，要么我們離開它”。

尼古拉·杜邦-艾尼昂在歷史上一向反對里斯本條約和反對歐盟，并為此建立了法蘭西崛起。作為法蘭西崛起的總統候選人，其競選綱領也主要是針對歐盟。他持小勒龐和梅朗雄相同的觀點，如果談判不能促使歐盟徹底改變，將脫離歐盟。他建議創立歐盟共同貨幣，關閉邊界。弗朗索瓦·阿瑟利諾、雅克·舍米納德、菲利普·普圖、讓·拉薩爾四位總統候選人的立場更加堅定，在選戰中明確地表示無論如何法國都要脫離歐盟。

上述總統候選人反歐盟和反歐洲一體化，反映了法國某些階層和部分選民的觀點。他們并不從歐盟加強了歐洲政治和經濟聯系、歐洲團結以及形成歐洲級并促進世界多級化這些大道理看待歐洲一體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這樣的歐盟：第一，歐盟沒有促進歐洲和歐元區經濟發展，無法克服歐盟和歐元區的財政危機，致使法國未能擺脫經濟困境。第二，歐盟沒有解決好近年來出現的難民潮，致使大量難民涌入法國，給法國社會帶來不安的因素。第三，歐盟自成立以來，給法國某些階層和部分選民帶來的實惠不多，甚至生活質量和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他們認為，歐洲一體化拖累了法國，是捆綁在法國身上的桎梏。

上述總統候選人以及法國某些階層和部分選民的反歐盟和反歐洲一體化，與歐盟和歐元區國家存在的對待歐盟和歐洲一體化的極端主義相呼應，反映了歐盟和歐洲一體化的危機。國際社會和歐洲國家對于這些法國總統候選人以及法國社會存在的反歐盟傾向憂心忡忡，經濟智庫法國經濟瞭望臺的專家稱：“如果法國放棄歐元，整個歐元區恐會消失。”他警告說，這會引發“前所未見的危機”。

25年前，即1992年2月7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的簽訂標志著真正意義上歐盟的誕生。那一刻，大歐洲派們挽手高唱起盟歌——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攜手迎接美好的明天。此后，歐盟成員國不斷擴充，歐元流通范圍更廣，歐盟資本自由流通和建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為歐元統一市場奠定了基礎，從而推動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歐洲聯合之路的宏偉藍圖還被樂觀派繪制成烏托邦式的“歐洲合眾國”“歐洲夢”。但是，面對債務危機、難民危機、民粹抬頭以及英國脫歐等諸多問題，如今的歐盟和歐元區卻舉步維艱，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歐盟和歐元區國家自己的信心似乎也大不如前。就在《馬約》簽署25周年紀念日的這一天，歐盟和歐元區各國表現“靜悄悄”，讓人感受不到任何的節慶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