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從中國31個省份的經濟增長情況來看，盡管“十二五”時期，各省市如期完成了各自的目標，但由于受國內和國際形勢影響，加上各省份的資源稟賦差異，呈現出“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局面，不同省份的經濟轉型能力體現出不同水平。如在GDP增速方面，直轄市重慶在西部地區異軍突起、貴州通過主打“大數據”牌在欠發達地區展現出特殊轉型路徑，這些都為研究和提高經濟轉型能力提供了規范、科學的樣本。此前，人民論壇測評中心已對全國31省份經濟轉型能力進行測評和排名，得出了一些省份基于人均GDP的經濟轉型能力劃分區間。

根據此前測評結果，山西省是處于經濟增長提速期的21省份之一，作為中國的煤炭大省和典型的資源型經濟省份，山西省也是近年來為數不多出現經濟“斷崖式下滑”的省份。黨的十八大以來，山西省委團結帶領全省干部群眾，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斷推動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山西貫徹落實。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調速換擋和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背景下，山西省委、省政府團結帶領全省人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主動適應引領新常態，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大幅推進煤炭減產量、堅決去產能，促進全國煤炭市場發生積極變化，實現全省經濟穩步向好，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科技進步綜合指數上升，立體化交通體系加快形成，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得到加強，城市建設邁上新臺階。特別是近幾年，山西全省各項工作取得了成效，經濟呈現出緩中趨穩、穩中有進的態勢，民生福祉持續增進，城鄉人居環境不斷改善，文化強省建設邁出新步伐，社會治理和環境保護工作不斷加強，這些都為“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當前，山西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握時代大勢，回應實踐要求，認真落實“一個指引、兩手硬”重大思路和要求，統一思想行動，凝聚奮進力量，確保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確保經濟轉型升級取得顯著進展。

另一方面，還應注意的是，一些專家和研究均指出，當前山西省經濟總量性尤其是結構性問題突出，創新能力不強，新舊動能轉換緩慢；生態建設任務艱巨，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貧困面仍然較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一些領域改革滯后，發展環境有待改善。

正是基于理論和現實兩方面的相互交叉，促進理論發展與現實演變的相互驗證，人民論壇測評中心以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理論為指導，通過進一步完善相關細分指標，對前期所構建的中國經濟轉型能力評價體系進行了修正和完善（具體修正指標將在后文中說明）。現根據2015年山西省及11地市統計局官網、統計信息網等提供的公開統計數據，對2014年山西省11地市的經濟轉型能力進行了測評、排名、比較和進一步分析。我們寄希望于通過系統性的研究，對山西省11地市的主要做法、有效經驗進行探索，更主要的是為各地市及山西省今后促進經濟社會更加穩定和健康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建議。

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依據與數據的選取

知識存量指數測量

智慧創造知識，知識在進入人類經濟活動領域之后或者在經濟活動中產生之時，會成為生產和消費的手段和對象，從而具備了資源的意義。知識存量也因此成為一個階段內組織或經濟系統對知識資源的占有總量。人類通過生活和生產不斷研究世界的本原過程，產生各種形態的知識資源。任何一個經濟系統都會產生一定知識資源，知識存量是不斷積累的歷史過程，具有歷史積累性質，經濟系統中的知識存量總是向著增加的方向發展。知識的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經為經濟學界所認同，新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知識的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準確地驗證以及評估知識存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棘手的問題在于如何測度。當前，基于對不同形態的知識和知識不同側面的認識，對于知識存量的測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在考慮知識資源的效用方面，對知識存量的測度主要集中于知識資源在提高產量、質量、品種上發揮的經濟效用，并以價格為主要的衡量形式；在考慮知識資源的時效性方面，主要側重對知識投入的時序分布分析、知識存量的折舊和更新；在考慮知識資源的回報率方面，主要計算知識資源的投入產出比，或用稅收增加量來測度知識資源的附加價值；在考慮知識資源的產品特征方面，主要計算知識和技術投入在產品上實現的市場價值；在考慮知識資源的原材料特征方面，主要用受教育程度、知識分子的比例和研發經費投入來衡量國家知識資源的總量；在考慮知識資源作為控制和管理要素方面，主要以擁有高級經理人才的數量、是否有成功的管理經驗和體系等來衡量企業的管理類知識資源。

本次測評中，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和可用性，采用了以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研究開發經費占GDP比重兩個分項指標來衡量知識存量。這既考慮到勞動力本身的知識儲備，同時也兼顧到研究環節中研發經費投入多少可以間接地衡量可能產生的“知識池”大小。具體的指標構成為（經標準化處理后）：

知識存量=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研發經費投入/GDP

其中，在計算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大專以上按人均受教育16年計算；高中（含中專）按人均受教育12年計算；初中按人均受教育9年計算；小學按人均受教育6年計算；文盲人口按人均受教育1年計算。另外，鑒于關于人口受教育年限數據一般只在全國層面的人口普查時才會有系統的統計，因此結合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以山西省11地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的各受教育階段人口數量作為計算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基礎數據。

勞動生產率指數測量

勞動生產率作為一個經濟效益指標，反映了勞動者生產活動和提供的勞動成果的比值關系，同時勞動生產率也作為評價一國或一產業增長潛力、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廣泛出現在各種經濟學文獻中。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勞動生產率是指一個部門的收入同勞動力投入的比率，它反映每單位的勞動力在該部門創造的收入情況，主要反映在一定勞動力投入條件下某部門的生產效率（在理論上，應堅持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原則）。一個部門的相對收入越高，勞動力投入越低，勞動生產率就越高。

如何計算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為了使各個部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具有一定可比性，需要考慮各個產業部門的勞動力在文化程度、勞動熟練程度、性別等方面的差異。當前理論界對勞動投入使用“人•年”或“人”來計量，很少考慮使用每“元”來計算，而以“元／人•年”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則更具有可比性。

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和可用性，本次測評采用了部門收入與勞動力投入比的抽象概念，進而選擇以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業勞動力衡量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衡量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具體的指標構成為：

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工業勞動生產率=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業勞動力+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

產業結構轉換能力測量

從17世紀威廉•配第發現各國國民收入水平差異和經濟發展處于不同階段的關鍵原因是產業結構的不同，到費雪提出三次產業分類法，再到克拉克對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密切關系已經為經濟學界所認同和關注，產業結構的變化或者說轉換能力也因此常被作為判斷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在發展經濟學中，人口的產業遷移也是經濟結構優化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并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一直受到經濟增長有關研究的重視。

在此前的經濟轉型能力測評中，我們以“產業結構變換指數”來衡量產業結構轉換能力。在此基礎上，結合數據可得性，采用三次產業之間增加值的比值法來衡量三個產業部門之間的轉換，并具體以“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來綜合衡量產業結構轉換能力。而經過后續的深入分析和論證，我們發現，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一個國家工業化以及市場化發展的初期和中期，這種衡量方式是有很大適用性的，但是隨著產化、市場化進程的深入推進，產業體系、市場體系的日趨完善，其適用性越來越低，其對現實經濟體的描述能力也越來越有限。具體原因如下：一是在相對完善和豐富的經濟體內，三次產業之間的發展在現實中更加協調、更加同步、更加均衡，因此現實中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關系的變化，可能并不能反映出產業結構的優化或者倒退，而更多只是客觀經濟規律下的必然變動趨勢和自發演變程；二是在相對完善的經濟體內，各地區產業發展基礎并不完全相同，不同地區的優勢產業也很可能不同。其直觀的事例就是，有些地區，因資源稟賦等條件，第一產業很可能是更加基礎的產業，因而第一產業增加值在三次產業增加值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很可能恰恰說明產業結構經歷了更為合理的變化，產業結構變得更加優化，而并非說明其他。

鑒于此，我們廣泛征集了專家意見和建議，進一步開展了深層次的理論研究，并經過多次分析論證，決定采用以“產業結構轉換速度系數”來反映產業結構轉換能力。其中遵循邏輯為：產業結構轉換速度越快，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產業之間在互動發展、相互轉換等方面更加具有活力，表明產業間互動、轉換能力越強。所以，如果我們試圖通過采取市場手段等來推動三次產業的比例以及產業結構按照既定的路徑進行優化，將更加容易（當然，這其中也包括采取宏觀調控手段等）。具體而言，產業結構轉換速度系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δ代表產業結構轉換速度系數，Xi是i產業的年均增長速度，Xp是GDP的年均增長速度，Ri是i產業在GDP中的比重。i=1、2、3，即分別代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