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應用修正后的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結合相關的公開統計數據，對內蒙古自治區12盟市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分別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計算了12盟市的治理能力。根據各盟市治理能力總體得分、分項得分，提出了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對策措施。

理論模型：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

核心指標：保障能力 調控能力 財政能力 參與能力

測評范圍：內蒙古自治區12個地市級行政單位（地市、自治盟）。

測評方法：主觀賦權法、功效函數轉換法。

數據來源：《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內蒙古自治區省級統計年鑒、各盟市統計年鑒。

主要發現：

·包頭市：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2盟市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排在第3位，屬于治理能力和人均GDP均排名靠前的地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較高的保障能力、調控能力和財政能力（分別位列第1、第4和第4）。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參與能力處于下游水平（位列第11）。為此對于包頭市，繼續發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各類組織和機構，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

·阿拉善盟：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2盟市中排在末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盟具有排名靠前的調控能力和排名中等的保障能力（分別位列第2和第7），但其財政能力和參與能力均處于下游水平（分別位列第12和第9）。通過進一步分析財政能力下的二級指標得分，我們發現，該盟的財政能力偏低，主要與財政收入增長能力偏低有關。為此對于阿拉善盟，通過加快發展產業、完善各種稅收政策和優化就業結構等來提高財政收入增長水平，以及繼續發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各類組織和機構，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

測評結果：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高效、成熟、定型的高水平國家治理體系有利于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國家治理能力的不斷提高，也有助于充實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對治理能力進行深入研究、科學評估，能夠為完善治理體系提供有益參照，同時也是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智力支撐。

當前，測度中國縣市治理現狀，發現縣市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建設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對于了解和提升中國縣域地區治理能力，以及推進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這也是我們在過去一段時期內堅持對縣市治理能力展開測評的主要初衷。同時，處于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縣市之間的地市一級，在區域經濟調控、要素資源配置、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發展統籌等方面有著異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對其治理能力的研究和評價同樣意義重大。

內蒙古自治區位于我國北部邊疆，橫跨東北、華北和西北，同時西北緊鄰蒙古國和俄羅斯聯邦，在西部大開發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區位優勢明顯。內蒙古資源儲量豐富，有“東林西礦、南農北牧”之稱，草原、森林和人均耕地面積居全中國第一，稀土金屬儲量居世界首位，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草原牧區。在“十二五”時期，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內蒙古自治區各盟市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開創了各項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當前，國家大力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投資、貿易、生產要素“西移北上”的趨勢日益明顯，完善各盟市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提高其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內生動力顯得十分重要。因此，對內蒙古12盟市治理能力水平進行定量評估，提出治理能力提升、區域進一步轉型發展的對策建議，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人民論壇測評中心以調整后的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為理論模型，應用2015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內蒙古自治區省級和地市級統計年鑒提供的公開統計數據，對12個盟市的治理能力進行了測評、排名、比較和進一步分析。我們希望通過這種系統性的研究，對各盟市的主要做法、有效經驗進行探索，并為促進各盟市治理能力的進一步提升，提供參考和借鑒。

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依據與數據的選取

為客觀分析和比較地市級地區治理能力，應選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數據指標，并通過定量分析，準確、科學地測量地市級地區治理能力所涉及的各個指標。為實現這一目的，我們需要吸收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關理論，更需要充分考慮當前我國地市一級區域內經濟社會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

在構建治理能力測評理論模型過程中，我們主要遵循了全面性、系統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動態性六個基本原則。以用最適宜的指標來客觀評價治理能力為導向，以我國地市一級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為前提，以“善治”理念為指導，在借鑒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現代財政學和公共選擇經濟學基本理論基礎上，搭建了保障能力、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參與能力四個一級指標及養老保險參保率、人均財政收入、財政收入增長能力等衡量四個一級指標的共七個二級指標構成的評價指標體系。同時，在指標數據選取方面，又是充分建立在數據的可得性之基礎上，具體選擇的指標數據說明如下。

保障能力

社會保障被視為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福利經濟學理論認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能夠使人們在年老、生病、失業、工傷、生育等特殊時期得到應有的扶持和幫助，而且能夠大大降低人們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使人們的消費、投資（包括人力資本投資）等經濟社會行為更加理性、更具有可持續性。為保證與此前各省市測評中選擇的統計口徑一致，并結合數據可得性，我們選擇了以各盟市的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在城鎮人口數中占比）、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在城鎮人口數中比）、失業保險覆蓋率（失業保險參保人數在城鎮人口數中占比）來綜合反映各盟市的保障能力。

調控能力

作為宏觀經濟學四大要素之一的宏觀調控，被視為政府部門成為社會治理主體之一，并進行治理實踐的重要工具之一。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央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僅打消了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者試圖“炒作”中國的野心，同時也有效地避免了大規模經濟衰退在國內的出現。2008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來勢洶洶，在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央通過制定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全面拉動內需，使得中國的經濟實現了V形反轉。這些都充分地體現了中國政府部門具備良好的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性。

尤其需要指出，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是以“善治”為核心的治理理論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當前政府職能轉型的核心和重點。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作為間接干預經濟社會工具的宏觀調控，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較之前也更為突顯。當然，一般來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政府實施調控時所采取的兩個主要的工具，而諸如物價水平、經濟增速乃至增長水平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調控的結果。進一步而言，從這兩個主要的政策工具來看，因利率調整多是基于全國層面的，所以貨幣政策，更多時候為中央層面所采取。在省、市、縣等地方層面，政府部門主要還是通過實施財政政策來“干預”經濟社會的運行。也正因此，在調整后的中國地方治理能力評價體系中，我們選擇以各地市級地區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來衡量各地市級地區的調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