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改革

新常態時期矛盾主要方面的轉化，以及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突出，意味著依靠大規模需求刺激來穩定經濟增長的效果會大不如從前，會進一步提高微觀主體的杠桿率，增加經濟危機的風險，因此，要穩定經濟就需要從供給側提高潛在增長率。這就需要通過頂層設計、通過改革，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體制，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

解決供給側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改革，改革的對象是不合時宜的生產關系。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通過改革生產關系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但是單純強調生產力就容易落入前面所述的將供給側問題簡單化為擴大供給，所以，不能單純就生產力說生產力，唯生產力至上。生產力的高級化、質量的提升要求生產關系的變化與之相適應，因此，生產關系存在的問題就為改革指明了方向。當前生產關系存在的問題如下：

市場與政府的界限不清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及官員晉升制度成為我國地方政府行為動機的主要制度約束。基于此，我國開啟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環境。但是，迄今為止，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沒有完全理順，導致市場與政府的邊界仍然比較模糊，市場經濟的許多制度基石還不夠牢固，甚至還沒有充分建立。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關系和財政體制。在整個政府與市場調整定位、相互適應的過程中，最為核心的因素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相當吃緊。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維護當地的經濟社會的有效運轉，往往會不顧當地產業發展、資源稟賦等客觀條件，使用招商引資等各種手段來擴大地方稅稅源以解決財政問題，結果造成許多地方產業結構雷同，導致全國性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解決財政問題的另一手段，就是土地財政。土地財政不僅抬高了房價，增加了金融風險，而且刺激了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導致了房地產庫存問題的產生。

國有企業和行政性壟斷。在政府需求管理等政策實施中，為了進行相應的行業投資，政府需要一個執行者。我國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主要通過國有企業完成。這導致國有企業的正常功能出現扭曲，成為政府權力干預市場的主要通道和官員權力尋租的重要載體，導致中國市場化改革內生動力的弱化，使得市場進行結構調整空間受到限制。

社會保障供給不足。如前所述，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城鄉有別，覆蓋面過窄，并由此造成了不同群體之間（如城鎮職工與農民工群體及靈活就業群體之間）的不公平、不同部門（主要指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之間的不公平、城鄉差別兩個制度之間的不公平等。

公共資源廉價使用模式。在以量為主的供給模式下，要素價格是提升產品競爭力的簡潔手段。借助資源的國有體制，我國維持了公共資源的廉價模式。這種廉價模式又進一步促進了粗放地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長模式。第一，資源價格扭曲誤導了企業正常的成本—收益核算體系，使得低端產業仍保有利潤，這不利于我國產業的調整升級。第二，資源價格扭曲還阻礙了企業創新動力的提升，固化了我國產業的低端化特征。

宏觀調控框架與經濟結構矛盾。我國以財政政策為主要手段的政府干預行為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發展方向相矛盾。由于中國多數產業都是競爭性的，財政手段不應該直接介入，這就決定了不能通過政府資金對某一特定產業進行大規模的投資，不可試圖直接通過改變投資結構來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施加影響。但是，最近十幾年來，中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往往以單一的直接投資或政府補貼企業投資手段為主，而在財政投資資金的運用上，又主要是實行單向的大規模投入到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這就導致其難以發揮對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效應。

以上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受到嚴重的制約，成為我們未來改革所要關注的重點。

綜上幾方面的分析，可得到這樣的邏輯結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既不是供給學派，也不是拉美結構主義，更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創新。它標志著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目的是通過改革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創造條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更堅實的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

（本文作者：劉元春，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