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社會保障還不健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城鄉有別，造成了不同群體之間（如城鎮職工與農民工群體及靈活就業群體之間）的不公平、不同部門（主要指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之間的不公平、城鄉差別兩個制度之間的不公平等。

第八，創新能力還有待提高。與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的國家與創新體系績效仍然有較大差距。中國在PCT專利和企業研發上的投入增長是最快的，但由于起步較低，與部分發達國家的國家科學與創新體系比較，其績效差距還是明顯的。中國在企業研發支出指數上已經超過了OECD的中值，但在其他項目上差距很大，尤其是在年齡低于5年但有專利的企業、企業的集成專利、注冊商標和前500大學的基礎研究上遠遠不及發達國家。

第九，宏觀政策調控框架還需要完善。我國當前的調控框架落后，效果逐漸減弱。如貨幣政策、宏觀審慎和金融監管政策滯后于金融體系發展、財政政策等。

這些問題的客觀存在，既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結果，也是阻礙生產力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原因。其充分暴露了當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表明生產關系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新常態對生產力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倒逼著生產關系的改革。中國經濟社會已經步入新常態，表明它對生產力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推動著生產力向更高級、更先進的層次轉化。而新的、更高層次的生產力，就要求對原有的、陳舊生產關系進行變革，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生產關系。把握住歷史的機遇，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轉化對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客觀要求

新常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決勝期。這就意味該時期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矛盾就表現為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

客觀來說，傳統的粗放式供給模式的形成以及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出現，是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且由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但作為這些扭曲的結果，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供給與需求的矛盾中，供給側又一次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