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戰略對長江中游城市群協同發展的訴求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長江經濟帶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支點。根據陸大道的“點—軸開發”理論，當經濟要素遵循“點—軸”理論集聚并發展到“點—軸—集聚區（城市集聚區或城市群）”時，會因集聚區更大的對外作用力沿“軸”向低級別的“點”和“軸”擴散，形成新的生產力，從而在“基礎設施束”上形成產業集聚帶。這是一個從區域不平衡向區域平衡發展的過程，亦是一體化的過程。分析當前長江經濟帶上的三大集聚區（城市群）可見：長三角城市群擁有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成渝城市群受西部大開發政策支持，經濟增速近十年來長期遠超全國經濟總體增速；中游城市則相對松散，仍處于城市群發展的初期階段，嚴重制約了長江經濟帶全流域一體化開發建設。按照“長江經濟帶”戰略總體構想，長江經濟帶將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內河經濟帶、東中西互動合作的協調發展帶、沿海沿江沿邊全面推進的對內對外開放帶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范帶。要實現這一構想，其核心既是三大城市群強化區域互動合作暢通經濟廊道的問題，也是長江經濟帶互聯互通后反過來沿軸形成經濟要素擴散刺激中部地區形成新的生產力和產業集聚帶、加速崛起從而縮小區域差距的問題。由此看來，發展相對滯后且發展潛力最大的長江中游城市群是整個戰略的重要支點。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國家區域戰略布局的關鍵板塊。從區域戰略布局來看，長江經濟帶之所以能成為我國“T”型國土開發和區域經濟布局中的一級重點經濟帶，一方面，其具有除海岸經濟帶以外的其他經濟帶所不能比擬的巨大發展潛力：其腹地幾乎包括半個中國，其范圍內資源豐富，農業、經濟和技術基礎雄厚，已經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以水運為主的，包括鐵路、高速公路、管道以及超高壓輸電等組成的具有超大能力的綜合運輸通道，而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處內陸腹地尚未充分開發的中游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內三大城市圈呈品狀分布，區位條件優越、資源稟賦充裕、水運交通發達、勞動力充足、產業基礎雄厚、科教資源豐富，高新技術集聚，因此，在我國未來空間開發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和意義。另一方面，當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區域化趨勢日益明顯，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區域戰略（新貿易規則、新型貿易壁壘、人民幣打壓、自由貿易協定等）對長江經濟帶下游長三角地區發展形成的戰略擠壓逐漸加強，使得長三角地區不得不尋求更大區域范圍內的資源統籌配置和市場訴求，這就內生要求長江中游城市群加快有序承接長三角地區產業轉移，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激發內需市場和發展活力。

從區域規劃內容來看，《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等國家規劃先后出臺，著重強調了“長江經濟帶”戰略下中游城市群協同發展的重點任務，從城鄉統籌發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協調發展、生態文明共建、公共服務共享、深化對外開放等各個方面對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和推進新型城鎮化進行重點部署，實現了與長江經濟帶“滬漢蓉”“滬昆”兩條發展主軸線的無縫對接（圖1）。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近年來我國重大區域戰略疊加板塊，成為助推長江經濟帶戰略，以及協同“一帶一路”戰略和“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戰場。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抓手。長江經濟帶約20%的國土面積承載了約占全國42%的人口，因此，承擔著沿江生態環境防治及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任。中游城市群與下游長三角區域面積相當、人口密度相對較低，但經濟規模體量和對外作用力與后者相比差距明顯（表1），這一方面表明中游城市群發育尚不成熟、人口向城鎮集中相對滯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長江中游城市群平均土地利用潛力和城鎮空間優化的可能性大。長江中游城市群是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和新型城鎮化規劃所確定的重點區域，按照國家關于新型城鎮化的指導意見，通過逐步消除城鄉區域間戶籍壁壘，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合理分布和社會融合，中游城市群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預計到2020年將分別提高到60%和45%。因此，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國家全方位深化改革開放和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試點，將走在戰略前沿發揮先發優勢：探索我國以往推行的以土地財政為主逐步推進的城鎮化只注重城市建設而忽略產業支撐、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配套建設而積累和暴露的一系列問題的合理解決方案，并在農業資源保護與開發、生態文明建設、城鎮體系完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先行改革，催生區域合作動力，帶動巨大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同時分享改革釋放的潛在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