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危機時代對我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機遇也是挑戰。在后危機時代，我國存在著收入分配制度設計不合理、收入差距過大、市場調節機制偏離、外貿經濟影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問題。只有通過設計公開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初次分配公平、重視收入再分配機制的設計、改善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效益、合理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等措施，才能保證我國后危機時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　國有企業　收入分配制度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后危機時代背景概述

在經濟危機發展到后半段，會出現一個危機相對緩和的平穩時期，而這個相對平穩的時期被稱作為后危機時代。在這個時期，經濟仍然繼續受到危機的影響，危機帶來的各種困難形勢依然嚴峻。自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進入了應對時期，世界各國都針對經濟現狀開始了相應調整，代表經濟的先行指標—全球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于2009 年6月率先回升，該指標預示了未來經濟良好的增長形勢。同時，在危機中受損嚴重的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也有較好的表現，具體體現為重要金融指標的正常恢復與工業產出總水平的大幅提升。種種跡象表明，全球經濟開始復蘇。但由于危機的延續性作用依然存在，全球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后危機的時代，在這個時期，全球經濟都面臨著重大的機遇和挑戰。我國經濟也不例外地受到一些沖擊，尤其是我國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實踐受到了較大影響：后危機時代的高通貨膨脹對分配存在著較大影響，企業資產的泡沫化使得收入分配改革難度增加，同時危機的產生也無法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創造穩定的改革環境；后危機時代經濟恢復和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企業在經濟恢復與發展上速度不同，不同地區以及不同行業企業發展的參差不齊也加劇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①基于此，對我國后危機時代的收入分配制度狀況進行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后危機時代我國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問題

以國有企業為例，后危機時代我國收入分配制度主要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市場調節偏離和外貿經濟動蕩加劇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企業職工的積極性不高已經開始直接導致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下降。這種現狀的產生是因為后危機時代的環境特殊，而國有企業的分配制度無法適應這種環境。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積極性無法得到很好的調動，嚴重影響到了企業的效率和未來的發展。

收入分配制度設計不合理。現階段，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設計并不十分合理，并且這種不合理現象與后危機時代的特殊環境重疊，進而導致了分配不公平現象的加劇。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轉型的改革時期，由于新老制度的變更，造成了社會某些方面功能的紊亂，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不公平現象，政府職能部門責任缺失，在初次分配過程中，由于缺乏合理的調節和適當的監管，沒有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配套的監管制度用來加強對市場的管理。而在再分配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沒有建立相應的政策保護，不能有效緩解由于市場競爭而造成的各種利益矛盾。同時，權力沒有相應的制約也是導致社會不公平現象發生的重要因素。②一方面，有些舊的制度還沒有退出，另一方面，有些新的制度還不完善，各種非法獲得收入的現象沒有得到遏制，而合法收入卻不斷受到侵害，這都是我國現階段法律體制不健全造成的，貧富差距的兩極化說明了我國在再分配過程中的調節力度仍然不夠。

收入差距過大。分配制度雖然在進行不斷的改革，但仍然不能有效控制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我國現階段發生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現象不僅僅是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其中有許多是后危機時代經濟和社會現狀中存在的不合理或非法因素引起的：一是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著若干不平等的競爭。在后危機時代，不安定的社會經濟環境直接導致人們為了獲得生存而不平等競爭，這體現在初次分配中就已經存在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問題。例如我國行業間的初次分配差距同2011年就擴大至15倍；二是在再分配過程中一些方式方法不合理，沒有真正起到再分配的調節作用。后危機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國家管理和經濟政策不能馬上跟上經濟的自發調整速度。因此，在再分配上，如果沒有及時運用政策法規予以限制和管理，再分配的調節也不能實現，收入差距反而增大；三是各種灰色或非法收入等現象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經濟動蕩的恢復期也正是灰色職業和非法工作盛行的時候，人們在動蕩時期，更傾向于通過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來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同時，政策管理和經濟治理不到位，直接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化。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公認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如果超過0.4就被認為收入差距過大，目前我國已經遠遠高于這一國際警戒線。

市場機制調節偏離。在后危機時代，市場的經濟體制所受到的重創還未得到恢復和調整，而我國國內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不健全更是加劇了市場機制調節的難度。在經濟動蕩的復蘇期，市場機制的調節功能不明顯，甚至偏離了調節的本質，造成了收入分配中的新問題。以經營者和管理者為例，在市場機制調節不明顯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與非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的收入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差距，經營者市場并沒有完全建立并恢復原狀，所以現行的市場機制根本無法調節，市場的作用也無法得到發揮。此外，在勞動力市場中，存在供求關系不平衡的現象，市場調節在勞動力的分配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市場機制并不能為公平公正的競爭起到保證作用，甚至會因為其盲目性和不可控性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拉大收入差距，并導致兩極分化。

外貿經濟影響收入制度改革。由于各國在經濟危機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各國政府在后危機時代都以保護本國貿易，限制外來進口的經濟發展形態為主。因此，我國的外貿經濟在后危機時代受到了較大影響，這種影響在導致我國出口受限的同時，也影響了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是出口經濟體受到阻礙，從事出口經濟、外貿經濟的人員會受到后危機時代的影響，收入下降，這本身就會對我國的收入分配造成影響。其次，在外貿經濟受損的同時，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在逐漸減弱，后危機時代中，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不斷地上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成本相比更為低廉，嚴重影響到了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這無疑對我國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也造成了沖擊。③最后，通貨膨脹的加劇以及匯率因素的影響，也都使得我國外貿出口大幅下滑，進而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后危機時代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論出路

有選擇的政府干預理論。新自由主義學派強調在理性預期的作用下，市場自由在經濟運行中起基礎性的作用，政府應當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通過發揮市場的作用來減少政府的干預，比如西方國家精簡機構，縮小部分機構的權力范圍，增強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積極地尋找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點，認為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是相輔相成的。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看，政府與市場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同樣都會出現失靈，所以政府與市場之間并不能簡單說成強政府弱市場或者強市場弱政府關系，應該是政府與市場努力達到均衡，即在現實經濟過程中尋求二者之間的優化均衡點，才有可能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經濟運行效率才有可能達到最大化。

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理論。傳統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機制可以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政府不必干預經濟活動，甚至認為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可能是有害的，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市場經濟中起了“守夜人”的作用。古典主義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市場的充分發展和市場經濟的繁榮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市場失靈逐步凸顯，這使經濟學家意識到，僅僅依靠市場的作用難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充分就業，政府干預開始被予以考慮。

凱恩斯主義的全面政府干預理論。面對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壟斷的出現、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失業增加等問題，市場機制束手無策。這時凱恩斯等人指出市場的缺陷只有通過政府積極的干預才能得以彌補，強調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主張實行政府對經濟全面干預的政策。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時，最重要的是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使用以提高資源在市場經濟中的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的合理增長，這就需要政府發揮較多的職能，形成“大政府小市場”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