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話語空間的開拓和文化輻射

研究報刊雜志成為最近二十年文學史研究的新方向，北大學者陳平原認為“閱讀報刊，可使研究者對那一代的文化氛圍有更為直接的了解”，可以借此取得“第一手材料”，并“盡可能進入當時的規定情境與歷史氛圍”。③

1912～1949年，從國學院設立到私立尊經國學專科學校解散，三十八年的時間，四川國學運動形成了一條在戰火中依然堅持學術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出版了很多的刊物，本文論及的三種期刊大致展現了四川國學運動的發展軌跡，呈現的四川近現代學人的思想、學術的變化是很有代表性的，回到這個“場域”可以看到四川學者為傳承傳統、開拓新學的努力和奮進，發現其中學術發展的脈絡和國學話語的空間開拓。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考察17、18世紀歐洲社會發展時提出，報紙和雜志等新聞出版物以及由此衍生而成的咖啡館、沙龍等文化討論的“機構”承載了公眾的表達空間。這個表達空間雖然是自發形成的，但已初具公共批判的雛形。同時在閱讀日報或周報、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了一個松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絡。雖然不是有意識的建立交往空間，但是因為現代媒介的介入，已經具有了一些現代意義的公共平臺。這些早期的公共領域在話題方面也越來越無所不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學轉到了政治④。那么在國學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學意識“公共空間”的出現和建構，逐步從學者圈子向普羅大眾擴大，展現了文化的輻射作用。

在四川國學院創建初期，學者們會定期舉辦學術講演，院內學生與校外學人皆可入會，參加學術活動，自由討論。這非常接近哈馬貝斯說的“文學公共領域”，他指出文學公共領域是公開批判的練習場所，這種批判的演習主要是對具有批判力的公眾輿論或者公眾觀念的提升。

雖說不是有了社交聚會，公眾觀念就一定會產生，但有了學術講演、報刊雜志等平臺，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劉師培當時寫了一篇《四川國學會序》，尖銳地指出學術界存在幾種困惑，所以為消除惑亂要打破學術疆界，自由討論。這種指導思想使四川的學術活躍起來。在國學院，謝無量也是具有新視野的學者。他四歲就隨父出川，后來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并結識章太炎、鄒容、章士釗等人，是深受新思想影響的研究者。回川后被聘為國學院院副。學者們的視野開拓和自由討論的學術講演形成了一定的合力，四川國學的興起與全國學術的發展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僻處西南特殊的歷史與自然條件，四川國學運動的初期保守色彩依然濃烈，實質仍然是經學和儒學的學習和研究。從《國學雜志》的文章內容和編輯格局來看，展現了較為強烈的經學色彩，尤其是今文經學思想特甚。國學院里的教師們大都是經師，也培養了許多固守儒學的弟子。比如院員之一的曾學傳在國學學校教授經學，以弘揚儒家之道為己任，是四川國粹主義的代表人物，將中國社會的一切積弊和禍亂的原因歸結為儒學不明所致，提出只有國粹才能救中國。彼時學術界對“國學”的定義及研究方法始終存在爭議，傅斯年說過：“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甚至尖銳地指出所謂的國學院恐怕只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⑤存古學堂由張之洞在武昌首創，后在四川成都也創立，是一所“以維國學”的舊式學校。而國學院恰恰是在存古學堂基礎上改建為國學學校的，所以傅斯年指出的國學與國粹的聯系現象是以四川為典型的。這表明四川國學運動早期并未脫離舊學、經學的軌道，革新的局面還未真正形成。但是新的思潮、新的意識、新的方法已初露端倪。當然提出“國學”的概念就是要和“西學”的全面進入進行抗衡，維護本土文化的延續，所以也不能忽視傳統學者的研究。

廖平在四川國學院任教最久，同時影響最大，是近代蜀中最著名的學者，是中國今文經學的終結者，以尊儒尊孔為其學術信念。他認為國學就是國粹，而國粹就是儒學。在《四川國學雜志》上文章數量較其他學者為多，建構了其治學框架，形成了尊孔尊儒的國學傾向，對學生影響很大。但是廖平治學無法擺脫今文經學的局限。而當時劉師培的入蜀改變了蜀中今文經學獨盛的局面。劉師培在四川講學的時候也正是這位學者學術思想成熟的階段。他在國學校講學的時候在《四川國學雜志》及后來的《國學萃編》上發表了很多文章。他與廖平等人拒絕新學的保守態度大為不同，在入蜀前就對廖平的思想提出過批評，對國粹是否即是國學也提出質疑。劉師培的見解表現了理性的思考，在教學上產生的影響很深遠。在《國學雜志》上就可以看到這兩種思想的交鋒。兩位學者的觀念相左使得當時的學生有時無所適從，甚至疑惑。但卻啟發了他們的學術思考和學術批判。而這種良性的學術爭鋒對隨后的劉咸炘也產生了影響。

《尚友書塾季報》主編劉咸炘，這是近代蜀中的另一位國學大師。在任教尚友書塾之后，注重培養學生的倫理道德。而這個“道德”與當時全國各地書院提倡的禮儀廉恥、孝悌忠信不太一樣，更接近于現代西方的觀念。他認為“道德之義，先圣先賢之所用心，顧遺訓僅存，散無統紀，不若西方道德學書之明整。”他的德育思想有助于學生打破傳統倫理道德思想的禁錮，培養自己的個性發展。劉咸炘治學不再重蹈經學家的舊轍，超然于古文和今文的偏見。他認為“吾國學，則四部相連，多不可劃疆而治。”他理解的國學是以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為對象的傳統文化，因而主張從廣博入手。劉咸炘為學生開列了九十余種中國經典原籍，同時新編了《新書舉要》供學生選讀，包括日本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倫理學》、德國米爾的《社會進化史》等五十余種。這在當時的舊式學校中很罕見的。他在國學研究中力圖開創一條不同以往的道路，在舊學范疇內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此時四川本土學者對新思潮采取的仍是較為保守的態度，或者說試圖突破，但因為環境的封閉和條件的有限，這種突破也還是在舊學的范圍之內。迎來根本性的變化是抗戰爆發之后，國學運動的中心轉移至西南。

當時全國高校和研究機構遷入西南，學者們帶來了新穎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對川內學者的視野開拓是前所未有的，四川學術的造血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史雜志》從辦刊宗旨到編輯水準都帶來了四川國學的新氣象，實現了層級的飛躍，站上了一個更高的平臺。而且它展現了學者們在抗戰中的學術使命感和民族愛國情感，學術與現實緊緊相連，這本刊物可以說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文史雜志》所發表的文章，甚少文藝作品，多為國學亦即文史的專業論文。

《文史雜志》鮮明的提出文史工作者要關注國家、社會和民族的命運。顧頡剛在《創刊號》的《編輯后記》里針對性的做了具體的說明，“我們極愿意用文史的筆調多介紹些科學的知識，并希望藉此倡導些研究科學的興趣”，“我們想藉此提倡些有俾實際的學問和建設性的言論，不多作那空疏的評議”。這是表明研究要走出封閉與舊學，提倡研究實際的學問，提倡科學研究的方向，尤其對青年學子有更大期望。考察《文史雜志》的文章，具有很強的學術性，但又貫徹了“文史與興亡”的使命，關注文獻和歷史存在的學術問題，又從文化中折射出民族的興與亡。

《文史雜志》與前兩種刊物相比顯然進入了新的階段。這種變化不僅影響了學術界，而且在普通讀者那里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普及傳統文化的時候也催生了公眾的公眾意識及批判意識。在逐步出現和形成的文學公共領域之內，每一個人都被賦予了多重身份，就文化市場的問題展開討論，這種討論同時孕育著批判。在國學運動中，這樣的公共領域除了研究會、演講會，可能發揮更大作用的就是當時的期刊雜志，它不僅傳遞學者的思想，還為學者和讀者營造了一個表達和閱讀的平臺，啟迪了大眾的國學意識，建構了批判的空間。作為緣起于閱讀群體的場所，公共領域也理所當然成為捍衛理性的場所，而理性構成現代性的根本精神與主要機理。國學運動正是在這樣理性的思考和科學的研究中愈益壯大。

文化記憶與歷史不同。它是關于過去的一種獨立形式。標準的文化文本表達了群體的自我形象。隨著書刊印刷的出現，出現了新的知識形式和交際形式，出現了文學的公眾網絡。而這種“公眾網絡”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在20世紀初期的這場國學運動中，這些優秀的學者為四川的學術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艱難環境中堅持創辦的各種刊物成為最好的記憶文本，不應隨歷史的翻頁而被人們遺忘。除了探討它們的學術價值外，筆者認為更應重視在動蕩的歲月中學者們始終不曾減弱的學術熱情和社會責任感，而文化輻射的效果不容小覷。

（作者單位：西華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研究中心資助科研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W11207068）

【注釋】

①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11頁。

②方磊：“記《文史雜志》創辦前后”，《蜀學》（第六輯），第88頁。

③陳平原：《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565頁。

④［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北京：學林出版社，1999年。

⑤傅斯年著，歐陽哲生編：《大家國學·傅斯年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責編/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