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觀是指人們對財富價值的觀念與認識，是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價值判斷，國家財富觀對一國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和經濟增長路徑選擇都產生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在新常態背景下，要實現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目標，就必須反思傳統的國家財富觀，確立與經濟發展新階段相適應的新財富觀，引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及一國財富觀的變遷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不僅取決于國家的現實情況，同時還取決于占主導地位的財富觀。財富觀是指關于財富的認識和看法，它是制約和支配人的經濟行為的價值因素，從深層次上影響著人們的政策選擇和價值判斷，也是個人經濟活動自覺或不自覺的行為和價值規范。一國完整的財富觀應該包含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國家財富觀和個人財富觀。國家財富觀指一國整體上對財富的認識和看法，是有關國家大政方針制定的價值判斷。而個人財富觀指從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對財富的認識和看法，它是個人行為選擇的價值判斷。現實中，個人財富觀往往并不等同于國家財富觀。一般來說，當個人財富觀與國家財富觀相一致時，就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而當其與國家財富觀發生沖突時，則會制約經濟的發展。

對財富的追求是人類亙古不變的話題。人類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歸結為不斷創造、分配與使用財富的歷史。也正是這種對財富的占有欲望，不斷激發出人類的創造力，將人類一步步推向文明的征程。這一過程也反映著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衍生出不同的財富觀，也相應形成了不同的發展效應。歸納起來，整體上的國家財富觀的變遷經歷了以下四個過程。

第一，“實物形態”的國家財富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們對于財富最直觀的認識就是財富具有使用價值，并且依附于實物形態，形成了“有用即為財富”的觀念。經濟學中“實物形態”的財富觀從古希臘到古典經濟學時期一脈相承，在人類早期的財富觀中占據著主導地位。

第二，“貨幣形態”的國家財富觀。擴大的物物交換催生了貨幣的發明，然而深受古希臘以來的財富觀念影響的學者不敢承認早已在世俗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金銀貨幣是財富。直到15世紀，重商主義的出現才將貨幣捧上了財富的寶座。重商主義認為金銀貨幣是唯一的財富形態，并且將金銀貨幣作為獲取財富和權利的途徑。同時，重商主義還認為財富來源于流通領域，一國財富的增加依賴于國際貿易順差，因此要對經濟進行干預，大力擴大出口，減少進口。

第三，“價值形態”的國家財富觀。自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統計學家）開始，財富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價值形態”主導的財富觀念，其核心問題是探索財富或價值的源泉。具有代表性的有配第提出的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的“勞動價值論”，和經過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美國經濟學家）等人發展的“要素價值論”，以及19世紀末邊際學派推崇的“主觀效用價值論”。

第四，“知識形態”的國家財富觀。在進入20世紀中葉以后，西方出現了以“知識形態”為主導的財富觀念。這種財富觀念的出現伴隨著發達國家由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知識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許多經濟學家開始修正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生產函數，將知識作為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引入到生產函數中，考察知識積累對于財富增長的影響，并將知識看作財富的源泉。

國家財富觀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制約

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反映在財富觀上，其顯著表現之一是我國長期以來受以物質財富為主導的國家財富觀影響，導致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重有形物質資產、輕無形資產，重資源開發、輕技術發展，重實體經濟、輕虛擬經濟，國家財富觀不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其二是個人財富觀與國家財富觀相背離，甚至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和沖突。這種國家財富觀雖然在短期內促進了經濟增長量的增加，但是從長期來看，卻制約了經濟增長質的提高，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影響，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產業結構不合理，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現象嚴重。從財富觀來解釋，原因在于我們過于重視物質財富，如鋼鐵、煤炭、汽車等制造產業，卻忽視了無形財富的創造與積累，尤其在制造業中，高投入、高產出、低利潤的模式尤為常見，導致我國的制造業長期處于國際產業鏈的末端。這種“路徑依賴”與忽視自主創新、研發與品牌等無形財富積累的財富觀有關。第二，盲目追求有形財富的積累，忽視以無形的精神財富、生態財富來換取有形財富的增加。表現在實踐中，往往就是產業發展過度看重第二產業而忽視第三產業。第三，國家財富觀和個人財富觀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矛盾沖突，導致部分民眾官員為了個人利益，將國家的財富低廉地變現。

可見，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首先要改變國家財富觀，要在追求經濟增長質量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兼具物質財富、知識財富、文化財富、生態財富的多維度新國家財富觀。在調整產業結構時，注重對知識等無形資產財富的投資，就會使得我們把投資從過剩的制造業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上來，從而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就業。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時，加強科技研發水平，注重品牌與創新，提高生產率。保護生態財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