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整體觀念成為團結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13世紀初，當宋、金、夏對峙于中原之時，蒙古崛起于漠北。蒙古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原為室韋的一支，唐時即以“蒙兀室韋”見于文獻。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建國號“也客蒙古兀魯思”，即“大蒙古國”。至其孫忽必烈時改國號為大元，并消滅南宋，最終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元朝是中國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權，它所實現的空前統一，結束了自唐末以來的分裂、對峙局面，推動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大蒙古國時期對中原漢地的統治方式還基本上是草原舊有統治體系在農耕地區的延續。這種情形直到忽必烈時才有所改變。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借鑒金代制度，開始全面推行漢法，改革蒙古對漢地的統治方式，博采漢族士人建議，仿效中原傳統制度，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體系及相應的各種典章制度，基本上奠定了元代政制的規模。忽必烈據漢文化經典而改建國號，進一步表明他所統治的國家已經不再是蒙古民族的國家，而是大一統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繼續。為了顯示元王朝的正統性，元朝統治者又按照為前朝修史的慣例，為遼、宋、金朝修史。這在體例上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孰為正統的問題，爭執不下。后丞相脫脫強制定“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30才平息了爭論。這場正統之爭，既反映了元朝統治者以中原正統自居，又反映了元人以各族為一體、不辨夷夏的中華整體觀念。

元王朝鞏固并擴大了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加強了版圖內的統治和管理，第一次將西藏納入中央政權的控制、領導之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結束了民族間的對立，突破了民族間的政治界線，將各民族置于一個大融爐中，促進了民族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元朝時期，原金國治下的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差不多都已漢化，蒙古族和其他北方邊疆民族又陸續內遷至中原和南方地區，在更大的范圍內與各族雜居。此外，自唐以來已有一些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中亞人來我國定居。進入元朝后，又有大批這類人進入中國，他們同漢、蒙、畏兀兒等民族長期雜居和通婚，開始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回族。元朝統治集團是文化比較落后的蒙古貴族。他們實行帶有嚴重民族壓迫性質的四等人制，將全國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個等級。四等人制凸顯了人們政治權利的差別，客觀上有利于民族融合與中華整體觀的形成。

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崛起的明政權是漢族地主階級的代表，在其倒元時期，為了爭取到廣大漢族的支持，遂高舉起民族反抗的大旗，以“華夷之辨”作為其號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討元檄文中宣稱：“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并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31但這并不意味著明朝政府要實行民族排斥政策，實際上這也只是個用來反元的政治口號而已。隨著時局的轉化，元朝敗亡已成定局，明朝對元朝的調子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朱元璋所扮演的角色也就由反元的民族英雄，一轉而成為代元而有天下的“新主”。還在明軍攻克元都大都之前，朱元璋即告誡諸將說：“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子孫臺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當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之后，王朝的正統性又成為朱明王朝最為關心的問題，于是便反復強調元朝的正統性。元朝是“受天明命”的正統王朝，朱明繼之，自然也就是正統了。

以正統皇帝自居的朱元璋也不再強調“華夷之辨”了，而是一變而稱“華夷一家”，聲言“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32又強調說“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33其后繼者明成祖朱棣亦反復強調：“今天下底定，四方萬國罔不來廷，皆已厚加撫綏……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34宣稱“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35這固然是明朝統治者出于對多民族統一國家統治的政治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說明，經過遼、宋、夏、金時期的民族融合與文化，又經過元朝大一統的民族大融爐的鍛煉，中華整體觀念已深入人心。

同時，退據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在觀念上仍將全國視為一個屬于自己的整體，其統治者仍懷有重光大元的夢想。他們痛惜“把巧營妙建的寶玉大都，把巡幸過夏的開平上都，遺誤而失陷于漢家之眾”，36祈盼這些再“回轉過來著落于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37退據草原上的蒙古統治者們仍以“大元汗”自稱，甚至連出身于西蒙古瓦剌部的也先，在統一了蒙古高原后，也自稱“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38并企圖“求大元一統天下”，39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蒙古人一統全國的思想。

清起于東北，是滿族建立的王朝。1644年入關代明后，為適應新的統治的需要，清朝仿明朝政體，改革制度，頒布法律。又祭祀歷代帝王，自太昊、伏羲至明太祖共二十一帝，旨在表明清朝繼承歷代王朝的正統，是明朝的直接繼承者。明朝祭祀前代開國帝王，于少數民族中只列元世祖，不列遼金兩代帝王，以元繼宋為正統。清朝祭祀歷代帝王，將遼金元帝王均列入，向世人表明非漢族帝王亦可據有正統，實際是為了進一步表明清朝繼為正統的合法性。為了樹立“大一統”正統王朝的形象，清室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立太學，行科舉，提倡程朱理學，以表示清室對漢文化的尊重與繼承。康熙更企圖以宏揚理學的倫常觀和社會政治學說來鞏固加強清朝的統治秩序。

然而，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并強制推行剃發等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廣大漢族人民的反抗情緒，許多漢族士人不承認清廷的統治，又重提“華夷之辨”和“尊王攘夷”，舉起“反清復明”的旗幟。對此，清王朝一方面進行殘酷的鎮壓，一方面以理學為思想武器，從根本上展開反擊。滿族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就必須正視“華夷之辨”思想的挑戰，從理論上破除“大一統”思想中的“尊王攘夷”觀念。康熙強調理學的君臣、父子，以君臣關系駁斥“華夷之辨”。而至雍正，則更親撰長文，系統闡發自己的大一統理論，編輯成《大義覺迷錄》一書。雍正首先提出“有德者可得天下大統”的觀點，認為不論何地何人何種族，都有君臨天下的合法資格。雖然雍正帝也不完全否認“華夷之別”，但他強調“夷狄”可進而為“中國”，認為在清朝“大一統”政治下，再無華夷之別，內外之分，“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40“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41強調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間的差別與岐視。雍正認為《春秋》大義在扶綱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42這樣就抽去了“大一統”中“華夷之辨”的內容，改造為四海之內共尊一君的君主專制大一統觀念，從根本上否認了“尊王攘夷”思想。繼雍正而之后的乾隆皇帝，在其父祖理論的基礎上，又考察了歷代政權的正統性，提出了一套正統論思想，將“尊王攘夷”篡改為“尊王黜霸”，形成以推重“大一統”政權為核心、以政權承續關系為主線、取消華夷之別為特征的正統論。

清初諸帝皆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分裂割據出現，從而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經營管理，在清朝前期空前地鞏固了中國的統一。清入關代明后，以正統自居，以建大一統之功為己任，密切關注邊疆事務、勵精圖治、苦心經營，完成了對邊疆地區的統一，建立起空前鞏固、空前統一的大帝國，奠定了近代中國領土疆域的基礎。

清代中國是一個比以往任何朝代都鞏固的大一統帝國。這個統一是在清王朝的統治下實現的，但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完成的。經過長期的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今天我國的56個民族在清代即已經形成，并進而凝聚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多元統一體。近代以來，隨著外國列強的入侵，造成中國邊疆危機、民族危機，中華民族處在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圖存運動。在反帝反封建的血與火的斗爭中，中華民族生發出更加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中華各民族作為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對立者，其整體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發聯合走向自覺聯合，中華民族由一個自在的整體升華為一個自覺的整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實現了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中華民族整體觀念深入人心，升華為凝聚各族人民的強大的精神力量。

正是由于具備這種強大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在其艱難曲折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多少朝代的興亡更替，出現了若干次政權的分裂割據，但是統一始終是中國歷史的基調，而政權的分裂割據只是暫時的、表面的現象。中華民族總的發展趨勢是走向越來越鞏固的統一，各民族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逐漸凝聚成為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中國各族人民，都認為中國是自己的祖國，都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成員，都有著明確的祖國觀念和強烈的歸屬感、認同感。現在，中華民族正日益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中華民族凝聚力在新的歷史時期得到進一步的增強，并在中華民族的綜合力量中放射出異常的光彩。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所蘊含的包容性與統一性，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為促進各民族的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