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后冷戰時期歐盟的急速擴張，歐洲一體化在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也蘊藏了風險與危機。主權債務危機是歐盟長期存在的“歐洲病”的集中爆發，并加重了問題的嚴重程度。由于“法德發動機”失衡、成員國出現離心和內顧傾向等原因，歐洲一體化出現動力支持和政治意愿不足，并陷入啟動以來的一次大低谷。歐洲一體化未來進程中的關鍵是妥善處理成員之間的異質性問題。為此，需要對一體化進程本身加以反思，通過推進“差異化的一體化”，實現從地區主義到地區治理的轉變。

關鍵詞  歐盟  歐洲一體化  主權債務危機  差異化的一體化

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Kupchan）曾在其著作中把歐洲走向一體化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認為“它代表了一個轉折點，在每一點上都跟美國作為一個聯邦建國具有一樣重大的意義，甚至可能更重要。”①經過60多年的實踐，歐洲的聯合不僅影響了20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也對21世紀的世界發揮著持續的作用。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源自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迅速蔓延至歐元區并撼動了整個歐盟，且3年多來久拖不決。這場史無前例的內發性地區危機，給“歐洲大廈”帶來新的巨大變數，以致于10年前對歐洲一體化贊譽有加的庫普乾轉而聲稱“歐盟正在緩慢死亡”，“不久之后的某一天，當我們回望大西洋彼岸時，或許會發現，過去半個世紀中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歐洲一體化已是昨日云煙”。②雖然庫普乾只是在描述一種可能，并僅僅代表了關于歐盟前景諸多觀點當中的一種悲觀論調，但歐盟的困境的確應當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歐洲聯合的歷程，以便對歐洲一體化的未來進行重新判斷。

“歐洲病”的長期累積

冷戰結束以后，原歐共體國家通過歐洲聯盟框架繼續深化一體化進程，一方面提高了其作為一個整體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其地區內部事務的治理水平，但這一進程也帶來負面效應。盡管歐洲一體化被普遍視為地區合作的典范，一些敏銳的學者早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發生以前，就已指出其中蘊藏的風險和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歐盟而言絕非“偶感風寒”，而是“積小疾成大疾”。危機植根于歐元區貨幣權與財政權分離的制度設計③，但同時更是“歐洲病”長期累積、集中爆發的結果，并進一步加重了病癥。伴隨歐洲一體化進程不斷深入而不斷加重的“歐洲病”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成員國急速增多、忽視內部差異性的聯合以及地區國家間關系變化，帶來了歐盟認同感和合法性的下降。冷戰結束后，歐盟為了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中搶占先機，在“大歐洲”夢想的驅動下迅速實現了領土疆域的拓展，但這同時意味著其在入盟標準和質量控制上有所放松，由此帶來歐盟成員之間同質性大大降低。在1995～2007年短短13年中，歐盟經歷4次擴張，成員國由原來的12國迅速達到27國，新加入的15個國家與原歐共體國家之間在發展程度、經濟模式、政治遺產、文化傳統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異。歐盟在急速擴張的同時雖然通過入盟資格的把關暫時掩蓋了這種差異，但各成員國長期歷史中形成的差異性并未因為加入了共同聯盟而消失。這就導致了原歐共體國家與新入盟國家之間認同度較低的問題，也使英國等傳統“疑歐國家”的離心傾向進一步加重。早在2000年，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就提出過“雙速歐洲”（Two-speed Europe）概念，以是否愿意在一體化道路上走得更遠為標準把歐盟成員劃分為兩部分。而十年之后，擁有27個成員國并且仍有擴大趨勢的歐盟，其內部差異程度已經不是“雙速歐洲”所能涵蓋，事實上已經成為“多速歐洲”，歐盟內部的政治裂痕也有擴大和變多的趨勢。目前的大歐盟框架中，東西矛盾、南北矛盾、核心國家與周邊國家的矛盾以及民族國家與超民族機構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使歐盟成員之間同質性程度大為降低。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產生的“新歐洲”與“老歐洲”分歧，至今仍未能彌合。以上情況表明，無論是在歐盟自身發展還是在重大對外方針上，擴大后的歐盟采取集體行動已經遇到了新的重大障礙。

在大歐盟框架下，福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弊病日漸暴露，積重難返，當其通過一體化日漸連接在一起時，危險大大增加了。作為資本主義的發源地，歐洲國家在二戰后率先實現了向福利國家的轉變。福利國家模式在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和提高民眾生活保障與幸福指數方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國際經濟領域競爭的加劇，福利政策給主權國家帶來沉重負擔、有公平而無效率等問題日益凸顯。此外，福利國家政策雖然為歐洲國家普遍采用，但歐盟內部又存在著幾種不同的模式。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所代表的北歐模式，以高稅收、高福利、低失業率為特征。由于這些中小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人口少以及族群差異和社會矛盾較少，國家稅收能夠支撐高福利負擔，因而這種模式是歐洲發展水平最高的福利模式，問題較少，相對較為成功；法國、德國、比利時、奧地利等國家采用的大陸模式強調就業保護，國家福利支出非常龐大，但大陸國家經濟基礎相對雄厚，福利公共資金籌集除了依靠國家稅收外，個人、企業、社會組織也參與其中，經濟狀況較好時基本可以周轉。不過，過高的失業保障也產生了“養懶人”現象，就業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加重國家財政負擔的同時也降低了經濟效率。在世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法國等國家的經濟也遇到較大困難，雖然沒有發生嚴重危機，但國家財政開支已經難以負擔。英國采用的是和美國類似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崇尚自由競爭，福利水平較低，工會力量較弱，避免了很多福利國家的弊病，卻也強化了與歐盟特殊成員的差異性；問題最大的是以“笨豬五國”（PIIGS）為代表的南歐模式或地中海模式：這些國家基本上采用了歐洲大陸國家的高福利政策，但經濟基礎卻較為薄弱，且福利公共資金來源渠道單一，主要依靠國家財政負擔，因而赤字率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中不斷擴大。這種模式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情況下能暫時得以維持，但在歐美債務危機的沖擊下便難以為繼。福利國家造成的國家財政負擔過重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是歐盟幾乎所有國家面臨的共同考驗，其區別只是程度的不同。在西方民主選舉國家中，福利國家面臨的另一共同難題是福利水平只能提升卻難以降低，因為后者損害到選民利益，政府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導致自身倒臺。歐盟國家近年來領導人頻繁更替，包括2011年“笨豬五國”的政府變更和2012年法國大選新領導人的產生，都和福利制度改革議題有較為緊密的關聯。

歐盟機構的復雜化帶來的制度效率的下降。戴維·卡萊歐（David Calleo）在本世紀初就指出歐盟“各種復雜的機構鋪陳過寬，需要做根本的改革”，④但隨著歐盟機構日趨龐大和復雜，改革的難度也在增大。隨著疆域的擴大和一體化程度的提高，歐盟的組織機構也日益復雜，繁瑣的行政程序導致了決策難產和政治成本上升；龐大的“布魯塞爾官僚機構”已經受到越來越多歐洲民眾的詬病。擴大了的歐盟委員會、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等機構及其與成員國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從未能真正解決，各方之間常常相互掣肘，難以取得共識。存在同樣弊端的歐洲貨幣聯盟則由于其效率低下而直接影響了歐洲危機的救援。比如，歐洲央行的最高決策機構管理委員會包括6名執行委員和歐元區17個成員國的央行行長，與此相比，美聯儲決策機構中的地方儲備銀行成員只有5名。決策機構過于龐大和成員國之間利益的紛爭使歐洲央行難以作為，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無法采取行動，從而錯過了危機救援的最佳時機。《里斯本條約》從形式上加強了歐盟的地位，卻并未解決其制度上的固有弊病。歐盟雖然選舉了理事會常任主席、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但作為成員國妥協的結果，在各種力量的牽制下，所謂歐盟“總體”和“外長”發揮的實際作用遠遠小于其象征意義。此外，歐盟長期存在的“民主赤字”問題對于其制度的有效性也存在負面影響。在歐盟的主要機構中，只有歐洲議會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也沒有完全實行代議制民主制度。缺乏效率的歐盟和歐元區制度設計在公平上同樣問題嚴重，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競爭力的巨大差距，德國憑借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成為歐盟內部貿易中最大的贏家；希臘等經濟狀況較差的成員國在一體化過程中成為歐盟內部貿易的受損者，得到的補償是通過加入歐元區獲得了以較低利率借債的權利。雙方的這種平衡在主權債務危機發生后被打破，彼此之間的沖突和對立便凸顯出來，進一步削弱了歐盟的行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