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讀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把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深刻領會和把握習近平關于教育工作的系列論述，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把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深刻領會和把握習近平關于教育工作的系列論述，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
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 教育決定著人類的今天，也決定著人類的未來。人類社會需要通過教育不斷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需要通過教育來傳授已知、更新舊知、開掘新知、探索未知，從而使人們能夠更好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2013年4月21日，致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啟動儀式的賀信 教育是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民族振興、社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觀點。習近平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堅持中國邏輯、大教育觀和問題導向，其核心要義集中體現在“九個堅持”上。
加快教育強國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對此，我們必須著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轉變教育發展方式；完善教育體系，建成高水平的人才培養體系；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教育公平，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建設高水平的教師隊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人民立場，強化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黨性原則，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實事求是的特點，展現出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發展特征，為我國教育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優先發展的系列重要講話，深刻闡釋了教育的基礎性、全局性、能動性和先導性作用，不僅提升了各界對教育的認識水平，而且在新中國教育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這一思想轉化為黨和國家的理念和政策，必將對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起到強有力的指導作用，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我國教育發展實際出發，圍繞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始終貫穿著堅定的人民立場，處處體現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方能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之路，推動新時代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更大成就。
教育是民生之首，教育公平則是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一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和發展歷代領導集體智慧結晶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創新意義的教育公平觀，既關注普及意義的教育公平，也強調高質量的教育公平，旨在最終達到受教育者人人成才的教育公平目的。
愛與尊重是我們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根本。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激發學生創新潛力、鼓勵學生奮斗進取，應該在細節教育、良心教育、幸福教育上全情投入，用愛與尊重打造細節教育的航標、凝聚良心教育的力量，為幸福教
新時代我國將立德樹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確立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切實將立德樹人這一根本任務落到實處，就要找準立德樹人的基點，興師德、育師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引導青年學生加強自我修養。
現階段，扭轉教育評價指揮棒，改變“唯分數論”的教育評價導向，需要在培養人才、選拔人才、運用人才等方面做出全方位、系統性改變，實現立德樹人時代轉型。為此，要重視身心發展評價，強化品德發展評價，優化學業發展評價，努力促進教育質量提升，培養出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破除制約教育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作出重點部署。新時代，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要繼續深化辦學體制和教育管理改革，不斷完善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體制機制，進一步探索與世界一流資源展開合作的相關機制。
根治“政策打架”這種政府組織的“機體失調病癥”，需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在政策上貫徹人民需求導向。只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導向，政策之間就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也就從根本上解決了“政策打架”問題。
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政策攀比現象，不斷向上爭取各種優惠政策支持，向下出臺各種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錯配，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績效。為此，我們應當使官員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創造有利于地方發展的內在條件，以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從而杜絕地方政府的政策攀比之風，將其引入到正確的發展軌道。
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是我們黨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經驗和優良傳統。造就德才兼備的干部隊伍是時代發展的現實訴求，我們應堅持以德為先，培育干部高尚的道德情操，多管齊下增強干部的才識本領，從而造就一支德才兼備、堪當大任的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
健全容錯糾錯機制要堅持政治原則、把握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持底線原則，在“網開一面”的同時堅守底線，不搞“拉閘泄洪”；堅持實事求是原則，針對應當“容”的錯，大膽容錯，針對不應當“容”的錯，堅決不容；堅持人文原則，維護黨員干部的合法權益。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應加強頂層設計，借用大數據技術和智能化手段，建立健全黨內政治文化監測評價體系；完善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相關制度；發揮各級黨校（行政學院）的帶頭作用。
延安精神是黨中央在延安時期形成的好思想、好作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新時代弘揚延安精神，要在深刻理解延安精神豐富內涵的基礎上，堅定理想信念，為共產黨人提供不竭動力；堅持實事求是，開展作風建設，落實好黨的群眾路線；弘揚艱苦奮斗精神，提高創新水平。
焦裕祿精神閃爍著踐行群眾路線的絢爛光芒，呈現出親民愛民、艱苦奮斗、實事求是、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更需要時刻牢記使命擔當，結合時代特點，深學細照篤行焦裕祿精神，大力弘揚優良作風，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展現新氣象、新作為。
對國家形象的認知和判斷沒有壟斷權，也沒有唯一性，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群都會對某一國家的形象產生不同的評價。呈現國家形象的主體同樣也沒有壟斷權。利益相關者視角下，國家形象塑造需要根據各方主體參與過程中的權力大小和利益所得進行統籌規劃。
隨著網絡新媒體的迅速發展，網絡輿情環境變得十分復雜。媒介融合時代，提升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力，需要加強網絡傳播能力建設、輿情矯正方式建設、輿情應對策略建設、傳播藝術思維建設，媒體監管部門需為主流媒體提供輿情引導空間。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新要求，但在項目落地方面卻存在政策不夠清晰、政企合作不夠順暢、基礎設施不夠完備、人才隊伍亟待改進等問題，需要積極發揮政府引領作用，多措并舉完善項目落地機制，使其早日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鄉村振興戰略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切實有效地在既定時限內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必須在其推行過程中不斷提升領導力。對此，各地政府要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鄉村振興力量培育、鄉村振興戰略布局、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能力等方面不斷提升領導力。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我們應以唯物辯證法考察影響鄉村振興實現的內外因素，通過提升農村人口素質、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農村教育文化等方式，破解鄉村振興實現的內部困境；通過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大對農村的扶持力度等途徑，化解制約鄉村振興實現的外部矛盾，以內外并重、統籌兼顧的方式促進鄉村社會的繁榮發展。
農村土地既是重要的自然資源，又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利用好、發揮好農村土地的功能作用，充分釋放農村土地的市場價值，需要嚴格落實土地確權登記制度、優化土地流轉制度實施、打造特色化土地經營模式。
鄉村價值是從鄉村社會生產生活、生態環境與歷史文化中不斷累積起來的古老智慧，也是新時代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資源。鄉村振興必須要主動挖掘鄉村價值的時代內涵，注重鄉村價值的現代傳承與保護，守護鄉村價值靈魂，并加以創造性應用，讓鄉村價值得以充分釋放。
在鄉村社會中，“面子”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心理因素，在鄉村秩序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鄉村治理中，我們應引導村民樹立正確的“面子觀”，將個人面子的爭取與公共秩序的構建相結合，充分發揮面子在鄉村中的“通貨”作用，使鄉村社會井然有序，并充滿人情味。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健康發展，是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完成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有效路徑。當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面臨成立動機不純、入社程序不規范、發展規模較小、組織功能單一等問題。對此，我們應著力加強制度建設，積極進行宣傳引導，加大財政金融支持力度，暢通溝通渠道。
黨建扶貧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方式，能夠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為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強有力的保證。在當下我國的反貧困實踐中，黨建扶貧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創新黨建扶貧體制機制，發揮基層黨組織作用，提高黨建扶貧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性。
目前，旅游扶貧開展過程中存在著諸如資源利用率低、扶貧觀念滯后等問題，制約了旅游產業在精準扶貧方面的功能發揮。對此，我們應準確定位精準扶貧中的旅游產業發展，提升旅游產業發展的精準性，激發群眾參與旅游產業發展的積極性，拓寬旅游扶貧發展的思路和路徑，以豐富精準扶貧成果。
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風險，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的重要因素。要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做到居安思危。準確識別風險點、開展風險防范預演、加強預期管理、改進預警管理、健全風險應對組織，打好防范經濟風險攻堅戰。
居安而念危，則終不危。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風險，只有穩住經濟這塊“壓艙石”，我們才可以從容地做好其他工作。這就要求我們居安思危、深刻領會把握防范化解經濟風險、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在落實做實防范化解經濟重大風險領導責任上見行動見成效，堅決打好防范化解經濟風險攻堅戰。
城市群崛起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重要標志，城市群建設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推動作用。在新時代，發展需要以政策扶持、資金供給、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制度創新為要素，為城市群創新驅動提供源源動力。
依托區位優勢、理順區域內城市間的關系，是推動中原城市群自身發展、帶動周邊城市群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我們亟需對中原城市群的發展進行前瞻性思考，從宏觀上構建起以“鄭州市+許昌市”為核心，“分片區”分散發展的格局；從微觀上做好發展規劃，重視中小城市和城市走廊的建設，形成全域城鎮化格局。
資源型城市因資源而建，但隨著資源的枯竭，城市發展必須走轉型之路，實現產業協同發展，探索資源型城市發展新路。實現產業協同發展，需要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打造優質營商環境，并結合資源城市實際，適當優化并延長傳統優勢產業鏈，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全面實施人才強市戰略，開創資源型城市發展的“新春天”。
“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機遇。面對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經濟貿易壁壘重重等問題，應客觀認識“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挑戰，促進“一帶一路”倡議區域融合，構建區域經濟融合發展協調機制，搭建區域經濟融合發展平臺。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新發展理念，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戰略的有機構成，具有豐富的哲學意蘊。我們應認真學習和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加快推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轉移，已成為我國目前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務。我們要從政府、企業和人民群眾等多個層面入手，推進實體企業的轉型升級，為實體經濟發展注入持久動力。
降低碳排放量是時代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手段。在新時代，必須要把低碳思維全面融入到經濟發展之中，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雙豐收。當前，要通過供給側改革破解低碳型經濟發展產業障礙，實現低碳思維與社會發展的無縫對接，構建低碳型經濟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與民主法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我們更要加強黨對民主法治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
司法審判是國家公權力，在追求公平正義的道路上可能會被腐蝕：“媒體輿論”是社會權力，在追求公平正義的道路上可能會被濫用為“輿論審判”。消弭司法與媒體的緊張關系是建構回應型司法，并通過培養司法者德行、加強法治，提高全社會道德水準、建立與完善司法體制機制等措施，實現公正審判。
掃黑除惡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各方力量資源，形成齊抓共管合力，堅持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有效鏟除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深挖背后的保護傘，從源頭上遏制黑惡勢力的滋生和蔓延。
公民刑法意識的培育是一項長期性、持續性的工作內容。我們需在貫徹刑法精神的同時，開展更“接地氣”的刑法宣傳教育活動，增強公民刑法意識與行為互相轉化的能力，提升公民綜合法治素養，確保公民刑法意識的提高。
網絡虛擬財產具有信息化財產權利的法律屬性，表現出虛擬性、可交易性和期限性等特征。由于人們對網絡虛擬財產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導致虛擬財產引發的糾紛難以裁斷。對此，應從立法、司法以及網絡規范化管理三方面構建制度機制保護網絡虛擬財產。
公民個人信息權是重要的民事權利。大數據時代，做好公民個人信息權的法律保護，就需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切實提高侵害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違法成本，構筑多元化監管機制。唯此，方能增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的防護水平。
健全互聯網醫療服務法律監管能夠推動互聯網醫療服務行業的有序發展。目前，我國互聯網醫療服務法律監管面臨諸多困境，需要完善互聯網醫療監管相關立法，加強信息安全與個人信息監管，健全互聯網醫療服務主體責任追究制度，并運用技術手段提升監管能力，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可持續發展，做到有法可依，確保個人隱私安全。
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始終是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重建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是“新冷戰”趨勢下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要求。正確區分不同性質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統籌國內國際兩種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建立新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治理理論與政策，已成為“新冷戰”趨勢下中國國家安全關系建設的重要內容與發展方向。
網絡群體性事件如果得不到及時、妥善的處理，容易釀成輿情風險，進而影響我國社會公共安全。當前，我國信息公開制度不健全、輿情管控團隊不完善，加之境外敵對勢力的操控等，影響了網絡輿情治理工作。為有效預防我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發酵，亟待構建輿情分級預警保障機制，打造輿情管控行政管理團隊，推進網絡輿情網格化管理。
新時代，公民政治參與渠道日益多元，而網絡政治參與便是其中一種較為高效、便捷的新型政治參與渠道。但就目前來看，我國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有序性還存在一定的不足，難以達到預期的參與效果。為了助力我國政治現代化建設，還需完善網絡法治、構建電子政府、提升公民政治參與素養，加快提升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有序性。
網絡直播行業不僅給網民提供了成為網絡公眾人物的平臺，而且推動了網絡直播內容的多層次發展。然而，網絡直播也產生了一些網絡亂象，諸如網絡主播納稅監管難、個人隱私外泄、內容涉黃涉暴等。對此，有關部門應從網絡主播的從業資格認證、保護制度、監管體系、隱私權確認等方面加強監管。
網絡輿情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現實問題本身，現實問題的解決是網絡輿情有效治理的根本。但個別基層政府卻割裂了網絡輿情和現實事件之間的內在關聯，這不僅不能平息輿情，反而導致事態擴大化。因此，網絡輿情的治理既需要線上輿情的應對，更需要線下問題的解決，只有線上線下聯動，輿情和事件同步處置，才能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
從產銷一體化的邏輯連貫思考，“內容為王”與“流量為王”并不矛盾，精品加上高水平的推廣有望實現投資價值的最大化，給全社會帶來更多的滿足感。這種“內容為王”、兼顧流量的模式需要制度保障。政府需要約束那些追逐非理性利益的流量操縱行為。理性的“流量為王”的運營思路并不值得非議，但是“流量為王”一旦上升到“唯流量論”，就應該適度降溫。
在浩蕩的時代潮流中，影視業的發展曾彰顯了“宣傳”維度、“經濟”維度，而今則是到了要自覺高揚“價值”維度的時刻。我們要切實把“質量”作為校準影視業生態失衡的定盤星，摒棄空心化的娛樂時尚和審美趣味，將“質量”的標準和要求分解到供、求、產、銷等各環節，從而有效促進中國影視業的繁榮發展。
新時代的文化觀念應當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匹配，超越西化與復古、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立足于中華文化的連續性與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實現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傳承與發展相結合、借鑒與包容相結合，確立自信自覺的文化理念，為中國人的生活作出前瞻性而非跟隨性的理念設計。
鞏固意識形態領導權是夯實黨執政根基的需要，是最大限度凝聚全社會、全民族力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的需要。用好紅色文化，有助于強化“四個自信”，進而有助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
紅色文化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弘揚紅色文化對于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必須高舉紅色文化旗幟，充分挖掘紅色文化內在價值，創新紅色文化宣傳方式，發揮紅色文化的積極作用。
提升文化消費質量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強勁動力，有利于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對此，我們應不斷擴大居民文化消費，提升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水平，構建完善的文化消費市場監管體系，優化文化企業的營商環境，讓人民群眾享受更高質量的文化服務。
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為核心的互聯網技術的不斷成熟，讓“互聯網+”成為助推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互聯網+”與文化產業的融合能夠激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活力，培育新時代文化自信。當前，我們必須要進一步加強“互聯網+文化”平臺建設，完善相關配套機制，實現文化共建共享。
網絡文化承載著社會風氣、思想觀念和公眾的審美情趣，對社會大眾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影響較大。當前，網絡文化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迫切需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為此，我們要力破阻礙、革新理念，加強網絡文化治理，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健康的網絡文化消費觀念，不斷提升公眾的媒介素養，促進網絡文化的理性發展。
明清時期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既有對于災荒前后的備荒、救荒等一系列應對措施，也有承平時期對老、弱、病、殘等社會弱者群體的保護，但囿于國家財力，對社會貧困人口的救助非常有限，只能選擇一種低水平的社會保障，大量的貧弱人群主要是以民間自我保障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