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年味，世界好味
對年味的精髓，我們不僅不怕變，還要主動擴散到全世界。不怕會變味，只怕不散味。在中華民族歡度春節的時候，我們要讓世界人民共同享受中國年的美好和魅力。
對年味的精髓，我們不僅不怕變，還要主動擴散到全世界。不怕會變味，只怕不散味。在中華民族歡度春節的時候，我們要讓世界人民共同享受中國年的美好和魅力。
騰訊公司用微信“搖一搖”推送紅包的營銷方式給政府營銷開啟了一條倚重新媒體的新思路，但政府營銷并不能完全套用微信送紅包的方式給民眾發福利。
讓群眾對改革成效打分無疑是貫徹人民主體地位的積極舉措。換言之，什么是改革必須面對的突出問題，必須要由人民群眾，特別是中下層民眾說了算。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的同時，也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問精神。
在很多人心里，“杠杠”意味著蠻不講理，不管你如何優秀，只要缺了某項，就要被否決或淘汰。不過，若不劃“杠杠”，現實競爭可能會更無序。要告別“杠杠”，放活社會，不僅掌權者應尊重權力，社會大眾也應少一點名利心和鉆營術，多一點規則意識與平民心態。
民族工作要緊緊圍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理念，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民族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推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全面深入持久地開展，不斷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為實現“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當下，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步入換擋升級的“新常態”；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多國經濟低迷，甚至大減速、大調整，在某種程度上世界經濟也進入了“新常態”。
2016年將是全球經濟調整最關鍵的一年。世界主要國家宏觀政策各自為陣、以鄰為壑、轉嫁矛盾所帶來的負外溢效應，正在增大全球經濟調整風險。各國經濟只有同舟共濟、增強合作，才可能共渡難關。
2015年美國經濟繼續溫和增長，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表現較好。從統計上看美國就業情況改善較快，但其他經濟指標表現好壞參半，增長面臨復雜前景。市場和分析人士對美國經濟近期前景的憂慮在逐漸增加。
俄羅斯2015年形勢嚴峻，2016年依然不樂觀，俄羅斯宏觀經濟形勢面臨著遠慮和近憂。俄羅斯宏觀經濟的前景取決于近憂能否盡快解除，遠慮能否獲得救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臺推出“安倍經濟學”之后，日本經濟表面上似乎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但仍未逃離通縮困擾。加之結構改革進展緩慢，經濟低迷的基本態勢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日本經濟復蘇乏力，這說明“安倍經濟學”對日本經濟的刺激效果已走到盡頭。而且日本經濟還存在諸多風險，面臨許多挑戰，特別是在世界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其前景未必樂觀。
歐洲的漸進一體化過程，也是德國逐步擔當起歐洲領導者角色的過程。德國在一體化的招牌下，實現著自己的“歐洲領導夢”。這種引領作用，從實體經濟逐步走向金融，從經濟逐步走向政治、外交等國際經濟政治領域。
2015年，歐元區經濟繼續保持復蘇勢頭。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歐元區經濟2012-2013連續兩年為負增長。從2014年起，歐元區經濟形勢有所好轉，2015年復蘇勢頭進一步加快。歐元區經濟復蘇勢頭加快，主要得益于低油價、弱勢歐元以及歐洲央行采取的積極貨幣政策等因素。
希臘目前的情形是債務危機得到緩解、經濟復蘇勢頭再現。展望未來，可謂是喜憂參半，其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仍未解決，要恢復到正常狀況依然任重道遠。
近年來，由于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經濟復蘇疲弱，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不同國家和地區面臨不同程度的困難。隨著各經濟體政策的不斷調整，2016年“四小龍”經濟將呈總體看好，各有不同的走勢。
2015年，巴西經濟困難重重，創下了近年來多項最差紀錄。過去五年內，巴西經濟經歷了繁榮、減速和停滯，而后陷入衰退，未來還面臨著墮入蕭條的風險。這一轉變的觸發因素是外部環境的逆轉，根本原因卻在于巴西政治經濟結構的內部缺陷。
2014年新總理莫迪就任后，將經濟發展視作重中之重，多途徑促增長并積極推動國內改革。同時，國際油價低迷使印度經濟受益頗多。當前，印度正經歷1991年以來又一輪經濟改革浪潮。在內外因素作用下，印度經濟持續向好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理念日趨成熟，國家對宏觀經濟運行把握和駕馭的能力正在提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及潛能將會不斷地被激發出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將形成新的驅動效應,智能制造和智能家庭消費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型城鎮化建設將帶動新的需求。
經濟增長換檔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長沒有動能，從基本制度、市場需求和政策走向三個角度看，“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有三大動能。這些動能的逐步釋放會使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
“妄議中央”違背了黨章，違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新形勢下， 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妄議中央”的危害，堅決抵制這種違紀行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妄議”本身就有“胡說亂議”之意，而“民主”則包含“遵守規矩程序”之意；一個帶有“胡說亂議”之意的“妄議”完全不同于“遵守規矩程序”的黨內民主。
禁止“妄議中央”主要是對領導干部的要求，明確了這個重點，有利于防止在實施過程中一些領導干部動輒用“妄議”壓制打擊普通群眾的批評性意見，發生“妄議擴大化”的錯誤。
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是黨的生命線，全體黨員必須自覺遵守和執行。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影響黨的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的部署執行，是違紀的。
學術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學者在政府部門掛職的最大的阻力。學者去政府部門掛職，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學者當作官員來使用。如果把學者當作擁有特定知識的人，那么學者掛職的通道就會多了一些，政府也可以系統地利用學者的知識。
近年來，隨著干部培養交流工作的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干部掛職鍛煉的力度逐漸加大，掛職形式也日益豐富多彩。充分發揮干部掛職制度作用，已成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
加強參政黨理論研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新定位的必然要求，是參政黨適應新形勢新挑戰的內在需要，是參政黨回應黨派成員和廣大公眾期待、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選擇。
如果政府不把自己的權力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就容易產生問題。若中央政府權力分配過大，會產生經濟全局的資源錯配；若地方政府權力分配過大，則會產生市場分割，引起另一種資源錯配。只有簡政放權，將政府權力限制在必要的公共領域，才能談得上合理配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
關于我國中產階層的定義和指標，一種普遍的認識是，中產階層是那些擁有較高文化水平、中等以上收入水平、從事白領職業、具有消費品味的群體。但就如何測度中產階層的邊界和規模，指標體系相異。
在現階段定義中國中產階層，職業是比收入或財產更重要的指標，但是，白領職業也未必確保一個人能獲得中產身份。要更準確地劃分中國中產階層，需要多元指標，比如職業（白領職業）、教育（中等以上文化水平）和收入（中等及以上收入）等。
中產階層問題是一個社會關系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收入或財富分布的問題。當然，中產階層在收入或財富上確實有可能處在全社會的中間水平，但這種結果不過是中產階層客觀社會地位的一種表現，而不是社會關系地位本身。
黃島綜合行政執法改革直面問題、主動作為，在探索中實踐，在實踐中深化，開創了綜合執法的良好局面。
“黃島經驗”一年來成效顯著，也留下了一些問題值得思考，而這些問題具有普遍意義，為進一步深化行政執法改革留出了空間。
黃島綜合行政執法一年多的成功試點，努力讓群眾在每一個執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就數量而言，執法案件遠遠高于司法案件，行政執法更在群眾身邊。
職權法定是法治國家的基礎，也是行政法治的基礎。
當前，我國城市管理中普遍存在著執法過程中的“看得見管不著”和“管得著看不見”的現象。為此，各地城市管理的執法改革，首先必須要解決事權下移、人員下沉和就近管理的問題。
青海省創建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區是推進長治久安、長足發展的重大創舉，是推動民族和睦、社會和諧的重要引擎，是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的寶貴經驗。
新形勢下，金華交通運輸系統將緊緊圍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自覺踐行五大發展理念，努力構建對外交通快速化、城際交通便捷化、城市交通立體化的綜合交通體系，讓交通真正成為發展的先行官。
借助于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普遍危機的時代本質趨勢，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已經走出低谷，正在探索適應新時代、新國情的多樣化新道路。在這股社會主義復蘇的回暖潮流中，有五個潮頭特別值得重視，分別為：生態社會主義、正義社會主義、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俄羅斯社會主義復興和越南社會主義革新。
2015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總體格局延續了金融危機以來的基本態勢，但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思路，展現了新時期共產主義運動的時代特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新保持旺盛活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和實施，為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作出了新的貢獻。隨著高水平學術交流平臺增多、交流密度加大，一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的熱潮正在迎面而來。
話語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徑。在對外傳播中，中國話語如何消除既有國際偏見、徹底突破西方輿論閾限，建立本位體系、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成為引導外界全面客觀認識當代中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議題。
文化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加強文化軟實力，需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注重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協調、加強文化安全構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國際話語權并做好文化傳播。
秦國歷史上有重大貢獻的謀士有很多，穆公稱霸西戎時的百里奚、蹇叔，孝公時為秦奠定基業的商鞅，秦昭王時提“遠交近攻”的戰略家范雎，支撐秦國文化發展的呂不韋，遑論最終一統天下時的朝廷重臣李斯、尉繚，均是不問出身，量才而用，最終為秦國的一統做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