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志章 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華中智庫副院長、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和總體目標。這一總體目標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兩個階段的戰略安排同步，表明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前提和保障。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同于中國過去的現代化目標，也不能照搬西方的“善治”標準，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探討也不能只停留在理論層面，必須作用于實踐。因此，研究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性、民族性和實踐性，對全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也蘊涵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任務和新目標：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二是在世界上高高舉起科學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三是為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上述任務和目標進行了積極探索，在理論上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實踐上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加堅定自信。其中，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提出，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優勢，也表明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到了新階段、提升到了新高度。

近代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使中國在受到西方列強壓迫時也被動接觸西方的工業文明和思想觀念，這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邏輯起點。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既是“救亡”的過程，也是“啟蒙”的過程，同時還是“發展”的過程。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把現代化理解為“工業化”，這也表明了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前提和核心。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中國共產黨在1953年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其主體就是“一化”，即“工業化”。1964年，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正式把“現代化”表述為“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簡稱“四個現代化”。相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現代化的理解，其內涵要豐富得多，除了工業現代化之外，還包括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于現代化的理解日益全面，不僅限于生產力的發展，還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調整，甚至包括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變革；不僅限于“四個現代化”，還包括政治和文化的現代化，即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明確了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步驟。1982年，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紀末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并分兩步走實現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鄧小平曾指出，“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要堅持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并制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黨的十五大指出，“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雛形。黨的十六大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體”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黨的十七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任務，極大地豐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并制定了三步走的戰略規劃。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中國現代化的最新表達，體現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對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新要求。

縱觀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有三個顯著趨勢：其一，關于現代化范式的轉換。現代化不只有西方的一種模式，不等同于“西化”或“資本主義化”，中國現代化也不只是簡單的對西方“沖擊”的“回應”，而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各國現代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探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其二，關于現代化內涵的拓展。現代化不再只是片面的“工業化”或“四個現代化”，而是“全面現代化”，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領域的現代化，也包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各層次的現代化，還包括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三，關于研究現代化的目標取向的改變。不再只是學習和借鑒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理論和經驗，也開始注重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概括和總結，注重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世界意義。概括來說，上述三個趨勢反映了中國現代化的“時代性”轉化，而國家治理現代化正是這一“時代性”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