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性的新型發展知識的出現

現代發展知識體系主導了二戰以后全球的發展格局。首先，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社會變遷的基本路徑，驅動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把工業化作為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其次，這樣一個知識體系指導了發展中國家紛紛按照發達國家政治、社會、文化制度來改造自身的制度；最后，這樣一個知識體系直接指導了通過多邊和雙邊的制度設置從而對發展資源進行籌措、計劃和投資的制度安排，也指導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計劃過程。然而，與所有努力不一致的是，發展中國家按照現代發展的知識框架所展開的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結果是高度分化的。除了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實現了現代化以外，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努力后，依然沒有實現工業化。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在2008年發布了一個報告，總結了全球13個25年來增長率超過7%的國家的經驗。這是西方國家的專家第一次把目光轉向非歐洲國家的成功經驗。這個報告的結論是，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等比增長要素如特定的環境和政策更為重要（林毅夫，2012）。現代發展的知識體系進入到20世紀末期以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的基礎——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西方自由經濟制度在進入到新自由主義以后，形成了去工業化和高度資本化的結構，導致全球金融危機；同時，工業化發達國家經濟長期低迷，這極大地動搖了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的根基。其次，西方工業化模式產生了環境、能源與氣候變化等一系列挑戰，顯示出現代發展知識體系所倡導的工業化、現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續性，這也從另一方面挑戰了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的合法性。第三，發展中國家在現代發展知識指導下所展開的現代化過程出現了相當多的問題，成效不大。發展中國家由于其歷史和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按照現代化的知識體系指導下的工業化，遇到了很多的瓶頸。所有這些都催生了新發展知識的出現。

新的發展知識的出現來源于三個方面的思想資源。首先是針對現代發展知識的反思。批判發展的學術思潮孕育了豐富的新發展知識的要素。結構主義經濟學和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著名的依附理論是率先挑戰現代發展知識的知識體系。與經典和現代發展知識體系的基礎不同，這些理論沒有基于歐洲的基本經驗和理論進行次級的建構，而是直面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問題，屬于在場性的理論知識。去殖民化之后，很多學者假設原來的殖民—被殖民的結構關系已經很弱，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的援助下可以實現現代化。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則暗示了美國實際已經取代了英國，成了世界的中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心—邊緣”的結構關系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主要要素。作為“中心”的發達國家不僅經濟總量很大，主導著全球的經濟體系，而且還通過發展技術的壟斷，強化這種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實際上，結構主義的經濟學反思沒有直接給出可以操作的方案，但為包容性增長等新的發展知識提供了營養。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出現的鄉村變遷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由此出現的小農經濟發展思想，以及有關政府作用等方面的反思等都為新的發展知識的出現提供了思想資源。第二，替代發展的實踐。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針對現代化發展路徑在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問題，產生了推動發展中國家按照自身的社會文化邏輯發展的潮流。參與式發展是這個潮流中重要的知識要素。這個要素包含了政治分權、本土文化主導、技術適應等重要的反對西方發展霸權的思想。第三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發展實踐所呈現的新的發展思想。自上個世紀末期開始出現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的快速經濟發展，不僅突破了現代化發展的路徑約束，呈現了很強的替代發展性，同時也突破了結構主義的理論框架，實現了窮國通過自身的能動性取得快速發展。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為這一發展模式提供了理論解釋，成為第一個基于窮國發展經驗的在場性發展知識的總結。

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實踐是新的發展知識出現的重要基礎。雖然說新的發展知識還沒有達到系統化的程度，但是很多新的知識要素已經得到了高度關注。與現代發展知識核心不同的是，新的發展知識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一個守信、可靠、有能力的政府領導下，通過高儲蓄、投資和市場對自愿的配置，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可以實現增長，這幾乎是全球13個在過去保持高增長國家一直的經驗。這從根本上動搖了只有通過系統的政治社會變革，發育為一個民主政府，才能奠定增長條件的現代發展體系的核心內涵，也挑戰了以相對剛性的權力關系為基礎的結構主義經濟學的影響。中國的發展實踐為新的發展知識的形成提供了最為豐富的資源。第一是農業發展，發達國家如英國的農業發展持續了200多年，但農業發展沒有同時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民收入提高相當的滯后（Tsakok, 2011）。中國農業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以1978年為分界點。1978年到1987年，中國農業實現了年均增長7%的速度，同期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50%（李小云等，2016）。農業發展能夠迅速導致農村貧困人口的減少，這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經驗之一，有利于窮人的農業增長也就構成了正在形成的新的發展知識的重要要素之一。第二，中國的工業化在經歷了重工業優先發展引發系列問題的階段以后，通過政府的主導作用，重點轉向農村工業化，使農業在高速增長之后能夠與相對勞動力密集的產業相互聯系，構成中國工業化的基礎。這個工業化的模式，充分利用了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特點，成功地克服了資本和技術不足的劣勢，成為包容性工業化的重要內容之一。第三，在不對整體的結構進行調整的情況下，通過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提升工業化的水平。第四，通過投資，大規模地發展基礎設施。第五，通過投資，促進城市化進程。中國發展經驗的核心是強有力的政府領導、系統的規劃并依托政府的投資突破資本、技術等方面的制約，成功地實現經濟社會的轉型。印度在農業人口和貧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情況下，突破性地發展以知識密集為特征的新興產業，這些新興產業帶動了印度經濟的轉型。在最近幾年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如亞洲的孟加拉國、柬埔寨、越南都在充分挖掘自身資源優勢的條件下，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和盧旺達，正在成為非洲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國家成功的實踐，都與2008年增長與發展委員會所總結出來的新興國家的一些增長特點類似。很顯然，與經典的通過徹底改革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并優先創造增長和發展條件，從而實現增長的現代發展知識體系不同，新的發展知識更加強調政府和政治家驅動下的國家發展的能動性，更加強調以具有優勢的發展條件克服不具優勢的發展條件的潛在作用。新的發展知識要素也否定了傳統結構主義所堅持的“只有破除不對等的貿易經濟關系，發展中國家才能發展”的觀點。21世紀以來，基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實踐而孕育的這些新的發展知識的要素，屬于自身發展經驗的直接表達，沒有經過復雜的次生性建構，因此屬于發展中國家的在場性知識要素。這一知識體系在市場原則等方面與經典和現代的發展知識有著緊密的聯系，并不是孤立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則有著很明顯的獨立性。新的發展知識的出現正在改變著發展研究的知識結構，也正在改變著全球發展的學術政治生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西方發展援助與中國發展援助的戰略政策對比分析”的階段性成果，批準號：16AZD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