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平臺、平臺管司機”推動非正式監管發揮更大作用

近年來，人們對分享經濟的接受度越來越高，但如何監管成了一個問題。以往針對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政府干預是主要的、簡便可行的管理手段。可基于移動互聯網的分享經濟，以其復雜形態向現有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戰。解決的出路在于，建構平臺企業、服務提供者、消費者、政府等利益相關者互動的合作治理模式。其中，非正式監管有望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對共享經濟的監管，某種程度上類似于污染治理的改進。當監管對象是少數集中的點源時，政府可以自上而下、采取“人盯人”的方式，并且是有效的；當監管對象是海量、分散的面源時，就需發動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并加強信息透明。共享經濟屬于后者，它與移動互聯網的共生，為政府監管和草根監管的上下結合提供了可能。除了政府監管，具體可以有以下幾種方式：

消費者發起的對等管理。這是由分享經濟參與者發起的自下而上監管，可用負面清單管理的方式治理負外部性問題。這樣做的優點在于，整個系統是由參與者驅動的，維護了消費者和提供者的最低利益。在沒有合適的政府規制或者政府還來不及形成普適性監管體系之前，對等管理可以率先對分享經濟的規范發展進行監管。例如，愛彼迎網絡平臺上那些對住房的評論，包括旅客可見的公開評論和房主可見的私人評論，就起到了基于消費者的對等監管作用。某種意義上，中國共享單車的“獵人”行動也是一種基于消費者的對等管理。

企業聯盟的行業自律管理。這是指分享經濟的企業自己創建監管系統，以此來解決分享經濟中個體行為的非專業化問題。這樣的企業聯盟常常比政府機構掌握更多接地氣的信息和知識，參與其中的成員一起創建監管體系，用大家認同的標準來規范各個成員的行為，清除那些行為失范和不良經營者。

基于數據平臺的政府委托管理。這是指政府委托平臺進行基于數據的準政府式管理，可用來解決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政府監管難題。比如，政府要從成千上萬、分散狀的愛彼迎房主那里收取營業稅，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舊體系中房主直接在政府那里登記注冊，另一種是由愛彼迎代理征稅。兩種方式中，后一種可能會收獲更多的稅收，市場也會更規范，甚至還回避了把用戶數據移交給政府可能觸犯的隱私問題。

由此可見，政府的集中式管理模式也許對傳統的正規化酒店是合理的，但對分享經濟的分散性市場是低效的，而委托平臺進行管理正好反映了分散市場與集中管理的融合。2016年當我聽到上海市主管部門提出對網約車的管理采取政府管理平臺、平臺管理司機的辦法時，就覺得這樣做具有類似的管理創新意義。

從數量向質量轉型把城市打造成一個共享系統

分享經濟為何能在中國迅速發展？一個最主要的融入點就是新型城鎮化。一方面，中國的城市人口多、密度大、人均空間小，不便于擁有和儲藏私人物質，而物質交換使用方便，是適宜發展分享經濟的場所。另一方面，分享經濟來得特別是時候。中國的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70%的城市化，城市化正在從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發展轉型，分享經濟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在這一進程中，我們可以強調三個方面的看法：

一是中國城市化需要從強調物質擁有轉向強調滿足服務，這是可持續發展有關“city　for  people（為民之城）”的要求。

我們曾經與聯合國合作開展中國35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評估研究。結果發現，過去多年來，中國城市化在城市人類發展指數取得進步的同時，城市人的生態足跡消耗也在同步增大。因此，中國城市化從舊模式向新模式轉型的重要標志，就是實現人類發展和生態足跡的脫鉤。

現在，分享經濟為實現這種轉型提供了重要的路徑和手段，即用低于發達國家人均物品擁有量的水平來實現現代化和城市化。舉例來說，在發達國家的城市中，千人私人小汽車擁有量至少在30%以上，美國甚至超過了90%。中國現有小汽車保有量約在15%左右，處在轉折的關鍵點上。研究顯示，在分享經濟的背景下，中國有可能以不超過30%的私人小汽車保有量來滿足人們的出行需求。

二是建設共享城市需要發展三類資本，這是可持續發展有關“city　of　people（人民之城）”的要求。

當下，分享經濟有三大發展對象，即物品的共享、服務的共享、知識技能的共享。其中，物品共享屬于物質資本的共享，服務共享和知識技能的共享屬于人力資本的共享。從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環境三重底線角度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展至生態環境或自然資本的共享。這樣，就需要發展三類資本、三個層面的共享，實現通常所說的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和諧。一是物質資本的共享，如汽車共享、住房共享等，通過制造業服務化創造不賣產品賣服務的新業態，通過私人存量資源的共享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二是人力資本的共享，如共享服務、知識、技能，這對于醫療、教育、養老、科技等需要高度依賴人力資本服務的領域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自然資本的共享，如打開某些封閉的公共空間，讓老百姓共享道路、街區、公園、自然景觀等。

三是實現共享城市的治理創新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可持續發展有關“city　by　people（民治之城）”的要求。

傳統上，政府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管理城市，對于那些發展速度遠遠快于體制和政策變革的新事物，或多或少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局。在分享經濟浪潮中，如何既鼓勵創新又干預市場失靈？可行的辦法是，按照政府、企業、社會三類組織合作治理的模式進行治理創新，建立四個方面的共享城市發展和管理機制。具體包括：基于政策法規的自上而下管理系統，基于消費者參與的對等管理系統，基于行業協會的企業自律管理系統，基于數據平臺的委托管理系統。

有理由相信，隨著這類實踐的增多，中國建設共享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會得到大幅度提高，從而在國際上進一步顯現中國新經濟發展的創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