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是近幾年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而產生的全新的經濟形態。現代共享經濟模式起源于國外，基于電子平臺逐步發展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周刊編輯部梳理了中國古代文化中共享的觀念，共享經濟在其他國家的發展以及遇到的問題與解決的經驗，為當下共享經濟模式的發展與創新提供歷史與域外經驗借鑒。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共享要素

共享經濟，作為互聯網信息時代全新的經濟形態，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自以物易物時代開始，共享觀念就開始在中國古代先民日常的生產生活中生根發芽。甚至有學者提出，從大禹治水開始，共享觀念已經融入中國文化之中。與現代共享經濟通過信息技術對閑置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共享要素大多體現在樸素的平等、公平、均平觀念和互利互惠的早期商業觀念及其實踐中，并且在中國古代人民的日常起居環境中形成了早期的公共空間形態。

先秦時代形成的共享觀念

夏、商、周三代，中國基層社會實行村社共同土地所有制，與其不發達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這種土地所有制蘊含著共享、互助的生產關系，而西周的井田制、分封制，也是古代政治統治者對共享的制度設計。春秋戰國時期土地所有制由村社公有的井田制轉向了土地私有制，稅收單位也由村社轉向了農民個人，賦稅不斷加重。

在此背景下，孔子提出統治者要“薄稅斂”“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主張，以上古時代的互助共同體的標準，描繪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孟子則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提出一種“出人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的村社組織，強調體恤別人的道德感在互助共同體中的紐帶作用。然而，在西漢以后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著名的“義利之辯”往往強調重義而輕利。在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今天，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更具借鑒意義。墨子在《兼愛》篇中主張“遠施周遍”，不分親疏厚薄。這體現出共享觀念中必不可少的平等要素，只有在社會共同體成員具有平等地位的前提下，共享才可能在互通有無中實現。與此同時，作為“農與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強調一種互愛互利的雙向關系，建立一種符合小生產者、手工業者的經濟新秩序，“利人者必先利之”的功利思想更能夠為現代共享經濟的發展提供思想準備。

鄉村集市構成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重要平臺

在“農本商末”的傳統社會中，鄉村集市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古代人們進行物資交換時，由于缺乏統一的標準，也沒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往往造成市場交易雙方不平等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漢代初年政府規定，各村鎮每旬固定三天時間為集市物資交換時間，并設公證人叫價評議，由此形成了原始的貿易市場。據明代謝肇淛《五雜俎•地部一》描述，“嶺南之市謂之虛，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謂之‘趕集’”。

早期的集鎮上人們多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在交換中實現產品的流通與共享。隨著歷朝歷代的發展演變，極少數工商業較發達的地帶，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近代意義上的集鎮，中心城市和鄉村之間，形成了大小各異，功能不同的集鎮差等格局。集鎮的經濟活動從以物易物轉向以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在近代社會的經濟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江蘇的某些被稱作“鄉腳”的集鎮，已經成為聯通城市和鄉村的商品交換平臺、商品流動中心和交通運輸樞紐。從集市的功能特性來看，集鎮的社會活動也是廣大農村地區主要的娛樂活動場所，同時承擔著廟會等宗教性聚會功能。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與近代，鄉村集市與集鎮承擔著扮演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平臺的重要角色，在集市上增進商業信息溝通，實現商品互通有無，則為共享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質前提。

宗族祠堂為宗族聚落的提供公共活動空間

我國古代的廟宇和鄉村祠堂建設，多是通過宗族的捐款興建，以此作為宗族人口的公共活動空間。由于我國古代“敬天法祖”宗教傳統，這些宗族祠堂代表這一個家族的歷史與榮譽，祠堂最初的興建目的是為家族成員提供宗教活動的特定場所。在經年累月的共同生活中，祠堂以及周邊建筑、設施，逐漸在神性特征之外，發展出供家族人口交流、休息、游賞等多功能、多層次的社區功能。例如，溫州永嘉巖頭鎮李氏聚落形成于南宋時期，是典型的以宗族祠堂發展而來的聚落公共空間，也是當時宗族人口公共生活的主要載體。

中國古代的宗族祠堂，或許可以從其興建手段和使用功能兩個維度為當下共享經濟眾籌分享模式提供歷史借鑒。從興建手段角度看，宗族祠堂體現了一種樸素的眾籌分享模式。籌集資金來源于宗族人口，這種眾籌的目的不是為了讓出資人獲得有形物質回報，而是為了獲得宗族共享的宗教信仰或公共活動場所。對于現代共享經濟模式來說，這種眾籌分享模式可以為當下互聯網金融眾籌平臺提供一種勞方與資方共建共享的實踐路徑。從使用功能角度看，宗族祠堂反映出一種早期的共享社區理念。在現代共享社區的建設嘗試過程中，通過互助參與公共空間設計，將公共空間與私人消費、娛樂的需求融為一體，形成一種自覺的社交形態，增進社區居民的參與感和凝聚力。

考察中國傳統文化如何促進現代共享經濟發展，從經濟制度、社會關系、文化價值等角度，發掘與現代社會經濟有關聯的共享要素，可以為當下共享經濟模式的發展與創新提供歷史經驗借鑒。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享要素和現代共享經濟模式之間是有區別的，實現前者向后者的創造性的轉化，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一方面，必須注重共享經濟的效率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共享、互助、平等觀念，其目的不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而是宣揚一種道德價值，進而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發展現代共享經濟時，越共享、效率越高，進而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應該是共享經濟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必須注重建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公共平臺。在中國傳統社會，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相適應，形成了血緣宗法制為核心“家國一體”的社會形態，大同社會理想也是個人“修身齊家”的邏輯延伸，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與私人的界限并不清晰。而現代共享經濟是基于政府與個人之外的第三方公共平臺，進行的限制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一經濟模式很難直接由古代社會觀念推導出來，還需要現代社會的精神孕育。

共享經濟在國外的定義與發展

基于電子平臺產生的共享經濟正逐漸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種發展通過激發民眾的消費需求、提升生產率、催生個體創新創業，對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國民福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共享經濟一詞雖起源國外，但卻難以追本溯源找到第一個使用這個詞的人，因此也有國外學者認為這個詞“因為沒有‘監護人’，所以容易被人賦予不同的定義”。國外不同學者針對共享經濟的不同定義，普遍認為這一詞是以“分享的人”為本質，同時包含了按需經濟、零工經濟、社交媒體等不同的領域。此外，國外學者認為雖然共享經濟涵蓋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是此類交易的實體主要限制在“同級”的范圍內，即個人對個人，而共享經濟中的運營商并不參與交易本質，只是起到中介作用。

在美國，共享經濟產生已久，但是部分專家認為，這一經濟形式真正爆發并得以迅猛發展是在2009年經濟危機之后。而引發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是：持續下降的家庭收入、日常生活中的科技滲透、對資源和生活方式可持續性的需求。共享經濟在歐美國家的發展否定了發達國家此前一直奉行的消費主義。2008年的經濟衰退，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了現實社會，并開始尋求和適應新的生活方式。伴隨著共享經濟在發達國家的發展，兩個新的經濟趨勢也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對資產的使用權的追求大于所有權；消費不僅局限于實體貨物和服務，更多地包含了時間、空間和技能。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共享經濟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在各個領域，但是2015年美國的皮尤調查結果顯示只有27%的美國人聽說過這個名詞。

一些擁有一定人口數量的歐洲國家在一些領域也非常適合共享經濟的發展，而且可以鼓勵人們通過參與共享經濟來最大限度地利用閑置的資產（如家庭或汽車）。關于歐洲經濟的報告中顯示，歐盟可能通過讓各國為諸如Airbnb、Uber此類的經濟形式發展亮起綠燈去刺激共享經濟的增長，而不是通過對其處以巨額罰款和頒布禁令，來限制共享經濟的增長。通過歐盟引導性條例的發布，歐洲各國的監管機構被要求減少在共享領域對創業公司的限制，由此也可以看出，未來歐洲共享經濟的發展道路路障會更少。

雖然歐盟多次強調對于共享經濟要予以支持，但是現實情況中各地對共享經濟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比如，倫敦對共享經濟的包容程度就遠高于其他地區。根據每日郵報的報道，英國擁有全球十分之一的共享經濟業務，高于法國、西班牙和德國的總和。2015年5月，倫敦為進一步推動共享經濟發展，放寬了一項有40年歷史的法律，使人們可以更短的時間出租自己的房屋；英國政府也宣布在為共享經濟減免稅款。

與英國不同，歐洲一些國家因為缺少適用于共享經濟的監管條款，而抵制了共享經濟的擴張。其中，比利時、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等地的法院宣布，對于Uber此類非專業司機駕駛服務的推廣是違法的。此外，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也已開始針對“共享住宿”收取稅費。

共享經濟帶來的影響

減少閑置資源。有專家指出，基于共享經濟的理念，如果用群體的共同所有權代替個人所有權，那么不難想象，社會中汽車、辦公空間、酒店等等一系列的物品的數量將維持在今天的水平，并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人口的消費需求，尤其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一現象將更為明顯。

重建社區意識。在一些歐美國家，城市正開始向社區化發展。隨著科技的發展，共享經濟讓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得以通過互聯網相互傳播，人們通過在線上建立起信任之后在線下進行交易。隨著人們對這種服務或者經濟形式的逐漸熟悉和日常化，人與人之間信任的門檻也進一步降低。因此，在共享經濟的大背景下，一個沒有地域、種族、性別限制的社區得以產生。正是共享經濟的存在重建了社區感，并使社會逐漸跨過過度消費。

促進交易雙方信息流通。共享經濟的一個特征就是高度信息化。信息流通在經濟市場中極為重要，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市場對于信息的高效流通都是不可忽視。在共享經濟出現之前，以個人為主體的買賣雙方之間由于缺少可以直接建立聯系的渠道，交易行為得到限制，而共享經濟提供的信息平臺的出現，則有效減少了對信息流通的阻礙。

增加就業機會。有調查表明，在共享經濟這一領域內，有78%的司機通過參與“共享”來充實自己的事業或補貼收入。另一項由Airbnb委托的基于共享經濟對紐約市社區的經濟影響的研究表明，其平臺中超過50%的房主不屬于傳統工作者，主要為自由職業者和創業初期人員。這一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也尤為普遍，以印度為例，多數家庭婦女并不能像其他國家的女性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但是共享經濟的存在為她們創造了工作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