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從金字塔結構到網絡型結構

與其它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是世襲因素相對少、社會流動性比較高。自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以來，國家派出的政府官員而非世襲貴族逐漸成為地方的實際治理者。錢穆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單只皇室一家是世襲的，……，政府里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10]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推行在理論上實行了“將政權開放給任何人”的目標。絕大多數人無論出身，只要有才學，就可以通過考試進到社會的上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是宰相，許多也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發現明清社會上層的垂直流動性，甚至是現代西方國家也難以企及[11]。因此，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也是層級式分化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結構，但不同階層中的人員卻非完全固定，上一輩處于社會的下層，下一輩可能轉變到上層，反之亦然。較少的身份世襲因素和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使得人們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和更大的階層變動可能。這也使得層級式的社會結構更為靈活和寬松，可以產生和容許更高的社會分工規模和深度。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能夠取得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此也是密切相關的。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也具有層級式分化的鮮明特征，即在單一分層規則下的“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為主的統一意識形態的支撐下，整個社會按照單一的規則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由此形成了“官本位”體制，貫穿傳統社會幾千年。所謂“官本位”，即人們以追求政治領域的行政權力（即“做官”）為指向。在官本位的層級式分化下，行政級別的劃分原則彌漫到不同的社會領域，其他領域的發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權力的直接影響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顯體現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為集讀書人、官僚、地主、鄉紳等各種身份為一體的階層，承擔著維護道統、服務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種功能，是整個社會治理的主體和社會運行的黏合劑，但由此帶來的負面結果是官僚階層的非專業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盡管傳統中國社會有著更為寬松的社會結構和較高的社會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層級式分化所設下的限制。“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無限提升，同樣也難以產生出現代的經濟增長。

與過去相比，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從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在很多地方存在，總體上仍處在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的轉型過程之中。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仍然不夠清晰，權錢交易、權學交易、權法交易等不當現象仍時有出現，各個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現象依舊普遍，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的定位和關系都亟待進一步厘清。因此，在新常態下中國要促使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和經濟持續增長，就需要推動分工的繼續深化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意味著社會應進一步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加快轉變，由此推動社會結構從金字塔型逐漸過渡到網絡型，治理從功能泛化模式轉向功能分化模式。從目前來看，全面打破“官本位”體制，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和政資分開，應當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的重中之重。

【本文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注釋：

[1]（美）艾瑞克·霍布斯鮑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 34-35 頁。

[2]（英）坎南編：《亞當·斯密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77頁。

[3]（美）埃里克·弗魯博頓，（德）魯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年版，第 1-2 頁。

[4]（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 10 頁。

[5]G. Kneer, A. Nassehi ：《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M].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8 年版，第 148 頁。

[6]同上書，第 181 頁。

[7]（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頁。

[8]G. Kneer, A. Nassehi：《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M].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8 年版，第 181-182 頁。

[9]韋森：再評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J]，經濟學（季刊），2009年第8期。

[10]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頁。

[11]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