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

——基于中國、印度、巴西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

黃亞生，湖北人，著名經濟學家。1985年，獲哈佛大學學士學位。1987年~1989年，任世界銀行顧問，同時任教于密歇根大學。1991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97年，加入哈佛商學院，任商業、政府和國際經濟副教授。

一、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

近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機全球蔓延之際，中國仍然成功實現了GDP增長率“保八”的既定目標。中國國內旋即有一批官員和學者開始響應由《TIMES》雜志前編輯喬舒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識”[1]，即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熱衷強調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和獨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確“中國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國模式”包括中國的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價值觀。 “中國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尋求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滲透其中，這幾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因此，要全面地探討“中國模式”是個復雜的工程[2]。根據目前中國的主流觀點，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等因素，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視角下對部分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發展路徑選擇以及政治制度選擇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尤其是對與當前中國具有相似發展歷程和發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國家進行考察，均可發現所謂的“中國模式”無論從成功經驗或發展欠缺的角度，或是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都并不獨特。

就成功的經驗來講，中國的發展類似于東亞各國。學界早已對東亞各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原因達成共識，亦即歸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營部門的茁壯成長（雖然在政府的干預下）以及政府對教育和衛生事業的大規模投入。中國的情況和東亞各國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歸納為這么三個方面：第一，是社會投資。比如推廣基礎教育、消滅血吸蟲、消滅赤腳醫生、建設農田水利等。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70年代對公共教育和衛生進行了巨大的投入，這些投入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第二，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是市場化的成效，本質上與其他國家沒有太大區別。第三，從政治上來看，中國推行的是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約束自己的權利，避免對市場經濟過度干涉。

就發展的欠缺方面來講，其不足之處也能在拉美國家中找到影子。或許以“中國模式”的一個典型區域實踐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備受國內很多學者贊許的“上海模式”就是這樣一個案例，實際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種“國進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對經濟強有力的干預，外商投資獲得過度發展，中小企業生存空間人為壓縮。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奉行著“犧牲內資，扶持外資”的政策。更嚴重的是，被政府奉為圭臬的“GDP中心論”為加強國家主導、發展城市、犧牲農村、支持大企業、犧牲小企業的行為提供了頑強的理論基礎，最終導致居民個人收入增幅極其有限，中國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遠。而在曾經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困擾著眾多國家，最終陷入經濟增長的泥淖。以巴西為例，巴西的國有企業和壟斷資本的大量存在嚴重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巴西的“強迫工業癥”造就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數量普遍過低，居民個人收入增速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拉美國家曾經的發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國發展的困境。

可見，所謂的“中國模式”是并不存在的。無論是中國取得成功的經驗還是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這些都不是中國所特有的。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沒有實質區別，而中國所擁有的只是“中國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這些普世原則。

二、20世紀60~80年代的巴西經濟發展歷程與啟示

巴西在20世紀60~80年代的經濟發展歷程可謂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軍政府執政時期。其時，巴西軍政府利用其強大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指導思想，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經濟一直保持著飛速增長，尤其在1968~1974年這7年間，巴西GDP年均增長11.4%，這就是所謂巴西的“奇跡年代”。

通過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奇跡”的取得是基于這樣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稅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視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實行以投資促增長的政策，尤其重視對工業園區建設、基本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實現強迫的“工業化”；巴西長期以來一直奉行對外資的偏好政策等等。與GDP高速增長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衛生醫療等配套設施投入等方面卻嚴重不足；國民財富收入的分配機制僵化，導 致 社 會 的 財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經濟數據統計分析，當年巴西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634，0.602，0.568，均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巴西的“強迫工業化”造就了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后來成了城市里貧民區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資教育和衛生卻大規模地干涉經濟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質人口，另一方面也壓低了巴西企業的生產率。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巴西近30多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加上政府產業政策偏向于資金密集的大企業，導致就業率低，結果使得沒有工作的低素質人口成為犯罪人口，巴西殺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達美國的5倍。

國家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使巴西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給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留下了后患。歷史表明，這些問題的確給巴西經濟進一步發展制造了嚴重障礙。整個20世紀80年代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零，“奇跡年代”的隨后即為“丟失的十年”；對比巴西在20世紀50年代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兩倍多，到2010年卻不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1/4；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巴西進入高度通脹時期，金融危機屢次爆發，經濟發展速度也緩慢難行，結果導致政治上也不穩定，從而更不利于經濟發展。

巴西的經濟發展歷程與目前中國選擇的發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處。一樣的選擇政府主導、一樣的推行外資優先、一樣的GDP崇拜，一樣的經濟高速增長，當然也一樣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樣的土地配置問題。以國有企業的發展為例，國內很多學者認為“國進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資而輕視民營資本的觀念，都是所謂的“中國特色”。通過對巴西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國有企業發展思路和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可以肯定“國進民退”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不是中國特色的發明創造，更不能認為只有這種模式與中國的文化和體制結合起來才會產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奇跡，因為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發生過。再以收入分配為例，有些中國官員和學者堅持認為收入分配的惡化是階段性的，是經濟增長的派生物。這種觀點恰是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根據拉美國家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但觀察其他東亞地區的案例，卻找不到一個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例子。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曾有幾年基尼系數上升，卻恰是由于那幾年韓國政府加強經濟干涉所致，而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很快調整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基尼系數因此很快穩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若長期惡化，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經濟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時巴西經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非常嚴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決。所以，中國可參照2003年以來的巴西改革經驗，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將國有企業的壟斷紅利全部拿給老百姓，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弱國有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普通國民的收入。只有國家的普通國民具備了較強的消費能力，才能使這個國家的生產活動實現良好的循環。 “三架馬車”的經濟增長模式，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實到消費，政府的消費數量較小且失其公，而國際市場的消費受到的干擾因素極多，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重新審視和定位普通國民的消費能力，這在一個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對比分析中國和巴西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肯定地說，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獨特，所取得的經濟成績也不獨特，甚至它所帶來的問題都不獨特。因此，具備相似發展經歷和發展階段的中國更應該分析、總結并吸取巴西的經驗和教訓，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發展方式，既鼓勵效率同時要兼顧公平，立足當前更應規劃未來，而不應該付出大量的時間、資源和社會成本再重復巴西的曲折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