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社會普遍認為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是人類美好生活環境的最高境界，從某種意義上看，現代城市規劃是在田園城市思想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盡管如今的城市文明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100多年前人們的想象，但是田園城市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生態健康的城市目標依然沒有實現。田園城市思想對中國城市化轉型期建設宜居城市具有現實啟示意義。本文從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人本主義兩條城市化路線斗爭的視角，解讀田園城市思想追求美好生活環境、推動城市發展模式轉型的本質，以為中國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和路徑提供借鑒。

【關鍵詞】田園城市  宜居城市  資本主義  人本主義  城市組織方式變革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3.001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了中國今后一段時期的城市發展總目標——實現城市有序建設、適度開發、高效運行，努力打造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讓人民生活更美好。如果要概括這個總目標，那就是建設宜居城市。

為什么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提出建設宜居城市的目標？通常的理解認為，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對生態資源環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民生欠賬比較多，如今中國已經初步完成了經濟積累，應該有條件、有必要加強人居環境的改善工作。而且，通過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還可以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樣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筆者認為并沒有觸及宜居城市建設的本質涵義。

提到宜居城市，人們常常會聯想到田園城市。當代社會普遍認為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是人類美好生活環境的最高境界，那么是不是我們要建設的宜居城市就是田園城市呢？或者說，我們在今天應該怎樣認識和理解田園城市思想？本文以19世紀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城市化的長期過程為背景，討論田園城市思想的本質，并嘗試回答當前中國為什么要建設宜居城市以及怎樣建設宜居城市的問題。

如何認識田園城市的本質和歷史作用

《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最早出版于1898年。當時的英國正處于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一方面，工業革命和“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促進了前所未有的工業和貿易繁榮，新發明新技術層出不窮，人們對技術進步及其帶來的美好生活前景充滿了各種憧憬；另一方面，傳統的政治經濟秩序被打破，資本主義加機械化生產造成了大量“冷酷無情的工業城鎮”①，社會上出現大量的貧困、丑陋、無情和墮落等現象，城市中充斥著工廠、貧民窟、擁擠和骯臟的街道，空氣和水被嚴重污染，工人社區的生活環境極端惡劣。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田園城市描繪的新城市美好愿景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田園城市運動，該書作者霍華德也終其一生投入到倫敦郊區的兩個花園城市的實驗中。

田園城市思想的價值舉世公認。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現代城市規劃是在田園城市思想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在世界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田園城市所提倡的城市和鄉村一體化發展、在區域范圍內進行人口的合理布局、避免城市的無限擴張、從人的生活和社會交往需求出發組織城市用地布局等基本原則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田園城市思想引發了更多的理論探討和思想實驗，從英國的新城運動到美國的郊區化，城市規劃史上的很多理論和實踐都宣稱踐行了田園城市的思想，霍華德本人也被認為是現代城市規劃史上最重要的人本主義大師之一。

然而，簡單認為按照田園城市的原則規劃城市，就能夠實現人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環境顯然不符合歷史經驗。無論是英國和歐洲的新城建設還是美國的郊區化和新城市主義運動，帶來的新問題并不比解決的問題更少。靜態地看待田園城市的思想，很容易將田園城市理解為一種城市形態，把田園城市當作“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地點的某種形式上的表現”②。事實上，田園城市所提出的“城市—鄉村”磁極的美好藍圖，不過是對傳統城鎮與鄉村生活圖景的匯總和對人類普遍追求的自由思想的再次強調，很難講這是霍華德的首創，更不能認為田園城市思想僅止于此。

田園城市思想的本質，正如霍華德在第一版著作中所使用的書名——是要尋找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即通過社會改革來實現一種新的城市發展模式。作者希望找到一把能夠通往人類最高生活理想的“萬能鑰匙”，如書中所述，找到這把鑰匙的根本方法在于解決問題的改革路徑而不是對某種特定目標的追求，因為人類對美好城市生活的追求肯定是與時俱進的。

100多年來，田園城市思想始終具有經久不衰的頑強生命力。《田園城市》一書在每一次城市文明進程面臨轉折的時期都被再次出版，而且隨著人類對城市文明進步的認識深入，每一次都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和解讀。將田園城市思想放在工業革命以來的城市化歷程中考察，能夠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田園城市思想的本質及其所發揮的歷史作用。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指出，從工業革命以來，歐洲資本主義運動一直受到“雙向運動”作用的支配。所謂雙向運動，指的是“市場擴張”和“社會保護”兩個完全相反方向的力量。市場擴張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原則，目標是確立自我調節的市場，主要是運用不干涉主義和自由貿易作為手段；社會保護的目標則是運用保護性立法、限制性社團和其他干涉手段，對人和自然以及生產組織進行自發的保護。市場與社會的歷史對立統一關系表現在，在資本的作用下，市場法則先是脫離傳統倫理社會法則逐漸壯大，反過來又進入與控制社會法則，試圖將市場法則作為全社會普遍認同的內在運行機制，依靠“自發調節的市場機制”來調整市場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各種被動或自發的社會保護運動通過法制、社團等手段抵制市場法則，力圖重新實現社會對市場的控制，或將市場的作用限制在社會能夠控制的限度內，避免市場惡性膨脹而最終導致人類社會走向自我毀滅。“雙向運動”理論解釋了現代城市發展的根本動力機制。按照波蘭尼的理論，19世紀以來的城市化歷程實際上就是以市場擴張為特征的資本城市化和以社會保護為特征的人本城市化兩條路線的斗爭。

大衛?哈維對資本的城市化本質進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資本的“三次循環”的概念。資本的第一次循環發生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當第一循環中的工業生產回報率下降時，資本即轉向回報率更高的城市建成環境，即進入第二循環；最后，資本主義進入科學技術、教育、醫療等社會支出領域，這是資本的第三循環。很顯然，資本通過“城市空間的生產”完成積累和循環，資本的城市化過程同時也是資本對社會從表層（建成環境）向深層（社會機制）逐步滲透和控制的過程。全球化則是資本的市場擴張邏輯的產物。哈維對城市化的研究表明，資本主義通過對空間的掌控而使自身得以延續和發展，最終形成以城市為核心延伸到區域—國家—全球的空間生產體系。

與資本主義城市化并行的則是從君權時代就一直存在的人本主義城市化追求。在人類的城市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停止對美好生活環境的向往和追求。早在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已經認識到城市對于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并指出“人們為了生活來到城市，為了生活得更好留在城市”。進入資本主義快速城市化時期，每當市場過度擴張導致社會矛盾激發時，都會出現一輪人本主義的反思與抗爭，這些思潮和運動構成了波蘭尼所謂的社會保護機制。例如，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在資本主義長周期發展過程中基本上屬于社會保護思潮主導階段。對現代城市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田園城市》（霍華德，在此期間多次再版）、《城市文化》（1938年，路易斯•芒福德）、《進化中的城市》（1915年，帕特里克·格迪斯）等著作，以及道撒迪亞斯提出的人類聚居學等人本主義理論均出現在這一時期。20世紀末期，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和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掀起了生態文明的新高潮，標志著對人類城市文明發展方式的思考和對資本主義增長方式的抗爭已經上升到關系人類共同命運的新高度。

從兩條城市化路線的歷史背景看田園城市思想，就不難理解霍華德所謂的“人民的城市”“社會城市”追求的是什么。19世紀是歐洲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大轉型”時期，田園城市思想本質上是對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反思、抗議與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講，田園城市思想及其所引發的現代城市規劃其實是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與城市化結合過程中，力求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納入人類社會需求或者說對“人性”的追求秩序框架內的努力。只不過，面對越來越強勢的資本擴張，這種努力迄今為止始終處于被動抗爭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理解田園城市所追求的目標，也讓我們認識到，盡管如今的城市文明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100多年前人們的想象，但是田園城市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生態健康的城市目標依然沒有實現。19世紀以來城市發展面臨的人口膨脹、工業污染、生態環境惡化、貧民窟等問題變得更嚴重，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社會糾正機制的“再嵌入”與控制非但沒有得到本質上的改觀，反倒在種種民主與技術進步的面具遮蓋下愈演愈烈。芒福德描述的19世紀的城市景象——一個由工人組成的居住單元，沒有生活在大城市中的那些中產階級和富裕群體，是沒有能力維持甚至是最基本的市政設施的，只有大都市區域中，在那些把從富人區征得的稅收用于工人階級區塊的地方，工人才能夠獲得少量的能夠提供一種良好生活的設施——依然適用于描述今天的城市。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