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經濟下的“居住理性”

青年人的所作所為，一直是當代社會關注的焦點。新世紀以來，這一關注明顯增加了新的議題，那就是城市青年與居住問題。這倒不是說，在過去，城市青年沒有居住上的困難；而是說，居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潛移默化地影響年輕人，大規模地更新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方式和判斷標準，牽制他們的熱情和想象力，甚至于改變了原有的理想、事業和愛情之間的格局。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人們總是把重點落在“是否應該買房”“如何順利獲得住房”等經濟考量或制度建議之上，而忽略由住房經濟所主導的城市青年在經濟感覺和社會想象上的整體變化。然而，當“裸婚”需要被大聲喊出、論證其對錯的時候，當“房怒族”（雖工作勤勉但無力購房，由此感到低人一等的易怒青年）需要被特別命名、以示警惕的時候，這樣的變化不可謂不鮮明。如何思考和理解這一青年自身的變化，也就變得格外要緊。

顯然，居住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和這一時期的社會發展方式密不可分。首先就是二十多年來中國城市的大規模擴張，不僅就業機會高度集中，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資源也聚集于此。受此驅使，年輕人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尋找屬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不過，等到他們登上城市這個舞臺的時候，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基本結束，商品房市場一家獨大的局面業已形成。將住房視為商品，成為社會主流的看法，在城市中獲取居住空間的方式，也隨之定型。于是，日日高升的房價，不僅每每指引年輕人對事業和理想的選擇，就連愛情和婚姻生活，也和它掛起鉤來。這既表現為，城市青年希望擁有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而非輕易跳槽換崗，也表現為他們對結婚對象有相當的經濟要求，更表現為越來越多的人將“居住空間”和“產權房”畫上等號。

表面看來，城市青年對待住房的態度，幾乎千篇一律，絕大多數人的心聲都是“我要買房！”。這樣的態度，也很容易被看成新自由主義大獲全勝的又一例鐵證。不過，如果仔細考察的話，便會發現，在這千篇一律的背后，實際上是一套綜合了經濟計算、價值觀念、欲望與審美、對公共服務的考量、對穩定生活的理解、對未來社會的判斷等多重因素后形成的新的“居住理性”。它既非鐵板一塊，也并不那么斬釘截鐵，反而常常自相矛盾，既充斥著生活的正常感覺，又不乏妥協和盲從。至此，如何理解其中的矛盾，伸張生活的正常感覺，指出混亂與盲目，為后續思考提供新的線索，也就構成了討論“居住理性”的基本目標。

住房是資產嗎？

對持續膨脹的商品房市場來說，人們僅僅知道“住房是一種商品”仍是不夠的。一個更為基礎和重要的“常識”還在于，“住房即資產”。波蘭尼指出，這一類的信條，是市場經濟重要的虛構之一。然而，正是這樣的虛構，構成了商品房市場迅速發展的基石，成為地方政府、房產商和主流媒體合力普及的新知。

通常人們會認為，在商品經濟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城市青年，對這一信條的接受程度自然更高。尤其是在他們花了大價錢購買產權房之后，更是應該將住房視為資產無疑。不過，實際的情況顯然要比這一籠統的判斷來得復雜。

首先，雖然在調查中，有54.1%的人擁有產權房，59.7%的人將房產視為家庭資產，不過，如果仔細分析這個“59.7%”的話，便會發現，它所包含的群體，并不與“54.1%”重合，反而由一系列奇怪的錯位構成。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三類青年。他們在住房市場中的位置不同，對“住房即資產”的態度，也不盡相同。

一類是租房居住者。他們雖然沒有產權房，卻有22.3%的人選擇將住房視為自家的資產。之所以出現這一狀況，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暫時還沒有屬于自己的住房，但在住房經濟的熏陶之下，不假思索地認可了“住房即資產”的說法，以至于認為家庭資產就應該包括房產才對。一是他們雖然在上海工作居住，卻已經在老家購買了的商品房，并視之為家庭資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目睹了大城市房價的迅速上漲，了解了“住房即資產”的知識卻又無力購買，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房價較為便宜的家鄉積極入市，占得先機。他們很有可能也因此具有雙重身份，在上海是房客，在家鄉是房東。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這都意味著，盡管一部分城市青年在住房經濟中處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接受“住房即資產”的說法，按此判斷或行事，進而將大城市中形成的“住房即資產”的信條，擴散到周邊乃至邊遠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