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傳統文化對鄉村社會有著獨特的價值。鄉村社會轉型過程中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式微，給鄉村治理帶來了消極影響。只有采取重塑鄉村新型生存空間，豐沃鄉村傳統文化生長土壤；重構鄉村新式價值范式，展現鄉村傳統文化新意義等措施，才能在文化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中，為鄉村傳統文化、也為鄉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機。

【關鍵詞】民族鄉村　傳統文化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受特有地理環境、社會結構及心理習慣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鄉村社會的城市化及現代化變遷無疑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產生于過去流傳于當下的、依附在人們生活、情感、習慣與信仰中的鄉村傳統文化，體現著鄉村社會的生活意義，對村落個體成員的心理、行為有著引領、規范與模塑的作用，因而對鄉村的社會治理仍有著獨特的精神價值和秩序價值。然而，隨著鄉村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逐漸轉型，村民生活方式與土地互動的逐漸斷裂、鄉村存在方式在空間上的逐漸改變，帶來了鄉村傳統文化生態的逐漸改變。文化與社會治理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鄉村傳統文化發生的變化，致使鄉村社會治理也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如何使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在社會治理之中煥發生機，不僅事關鄉村傳統文化出路，也事關鄉村社會治理出路。

鄉村傳統文化的現實境遇

鄉村傳統文化符號日益消逝。鄉村傳統文化賦予了傳統鄉村生活以規則、意義和價值，是鄉村村民日常生活中常態性和當然性的文化。然而，隨著村民們越來越多地接觸到外面精彩世界，他們生存和發展的愿望有了新的參照系，部分人特別青壯年人漸漸感覺鄉村生活很難體現人的生存價值，對鄉村生活的意義產生了懷疑。而且他們在向往城市生活、崇拜外來文化的同時，也日益對鄉土傳統文化產生疏離感和自卑感。比如，在廣西中越邊境的一些村民，他們不再以鄉村社會的傳統禮俗、歌舞藝術、生活方式、民族語言服飾等為美，不愿關心和傳承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成為城市生活及文化盲目的追隨者和模仿者，遠離鄉村生活本真狀態的娛樂形式慢慢占據主流，上網、看電視逐漸成為鄉村生活中常見的娛樂方式。個體式文化活動的增多更使一些與生活、生產節奏相配套的節日、儀式因乏人組織和參與而趨于式微，村落中成長的兒童對打尺子、跳格子、轉陀螺等民俗游藝活動的接觸也逐漸減少。鄉村民間藝術面臨凋零、承傳久遠的歲時節日遭受冷落、民俗文化的傳承人迅速減少，使鄉村傳統文化符號面臨消逝。

鄉村傳統文化價值漸漸裂變。傳統民族鄉村社會里，村落中輩份最長的能人常常擁有著知識、經驗與道德的權威。然而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村民職業的分化，村落中許多過去的經驗因陳舊失去了其傳承的價值，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輕一代，能力日漸顯現，鄉村中開始出現如瑪格麗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長者為主導的前喻文化向以年輕人為主導的后喻文化過渡。市場化進程的加速、青年農民為家庭經濟收入所做貢獻增加及自我意識的膨脹，使“勞動者不再僅僅依賴于自己的良心、干勁和牢固的勞動觀念，家庭父親的道德觀念也不再是勞動者評價的主要依據和從事經營管理的標準等等。”①鄉村社會中的年長者，在鄉村文化秩序中的權威地位漸漸弱化，在家庭成員中的角色慢慢被邊緣化，使鄉村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禮俗文化受到了挑戰。與此同時，經濟日益成為鄉村生活的強勢話語，利益標準取代了傳統文化中蘊含的道德評價標準，鄉村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漸漸地被隱匿。表現在實際生活中，尊老愛幼、與人為善、以和為貴等道德觀逐漸被相互提防、唯利是圖和以自我為中心等價值觀所代替，一些村民變得越來越短視和趨利。

鄉村傳統文化的評判功能日趨減弱。傳統鄉村的熟人社會中，村莊輿論是判斷人品和家風的主要依據之一。村莊輿論的好壞，不僅關系到個人的面子，還關系到整個家庭、家族的聲譽，因此，人們會格外在乎村里人對自己的輿論傳播和公共評價，在為人處事中會時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輕易觸碰傳統道德底線；碰上兩家結親、婆媳矛盾、兄弟分家、鄰里糾紛等事情，一般會積極以熱心人、道德權威人物或善鄰等身份主動出面幫忙、勸和、調停，以從中獲取有利的社會輿論和評價。然而，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劇和村民對居住地選擇機會的增多，他人對自己的褒貶顯得沒多大關系，輿論壓力對村民個體行為能夠造成的影響在減弱。而市場經濟的興起，也使人們的評價更多地依賴于與當事人的親疏遠近及個人喜好等主觀認識，標準呈現多元化，為人做事顧慮增多，村莊輿論趨于沉默。于是，活躍于鄉村人脈之中的和事佬愈來愈少，說別人“閑話”的越來越少，鄉村矛盾糾紛中“看熱鬧”的旁觀者多了起來。

鄉村傳統文化境遇對鄉村治理的消極影響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文化事象或被消解或被激活或被重構，這是不可避免的，文化本來是會流變的。但在先進文化尚未真正全面植入民族鄉村社會的情形下，村落優秀傳統文化內在意義和價值的消解，對鄉村治理無疑產生了消極影響。

加速鄉村文化生活的貧乏和村民精神的游離，影響鄉村治理的效能。鄉村社會越來越多青壯年的外流，不僅使鄉村農業生產的中堅力量被削弱，也使鄉村文化的根基被削弱了。由婦女、老人和孩子組成的鄉村留守群體，從體力和能力上都難以組織村莊中規模較大的文化活動，民間故事、歌舞游藝在村莊變得悄無聲息，甚至村民歷來十分重視的紅白喜事、家族聚餐等公共性民俗文化活動都少人組織、乏人響應了。而政府在鄉村助農扶農中組建和開展的文化大院、農家書屋、“三下鄉”等，也比較難以真正走入他們的心中。鄉村傳統文化正在退卻，優秀的現代文化卻難以植入，導致了鄉村社會文化生活的貧乏。外出務工的青壯年群體長時間在外生活，部分人對生養他們的村莊認同感下降，對鄉村現有的傳統文化漸失親近感，他們更向往和渴求城市的文化娛樂生活。然而，由于各種原因，鄉村回不去、城市融不進是更多人的生活及精神處境。鄉村文化生活的貧乏和村民精神的游離使一些村民以參加迷信、賭博、六合彩等活動來打發空閑時間，鄉村社會治理效受到影響。

加劇村民價值觀的迷茫，增加鄉村治理的難度。正確的價值觀能潤滑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然而，伴隨鄉村村民與外界交往的增多，傳統鄉村社會所崇尚的誠實、淳樸意識及熱情好客、重義輕利的樸實做法遭遇了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敲詐勒索、坑蒙拐騙、見利忘義和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現實。在鄉村社會傳統的道德范式正逐漸落寞、而新的道德范式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的情形下，村民自身無法有效抵御各種負面沖擊，常常只會依據自己的現實利益行動。當看到樸實厚道并不被人看作是美德，堅守傳統并不能使自己獲利，而身邊一些人投機取巧、兇狠霸道甚至損人利己卻獲得利益并引人稱羨的時候，很多恪守傳統禮俗道德的村民陷入了迷惘。有人甚至開始動搖，優秀的價值規范和道德修養逐漸被拋在腦后。村民群眾價值觀的迷茫和混亂使鄉村社會陷入了倫理及秩序危機之中，大大增加了鄉村治理的難度。

加快村莊凝聚力的下降，使鄉村治理工作難于開展。村莊凝聚力是鄉村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在鄉村的傳統社會中，以遵循倫理道德規范為榮、以注重禮尚往來、互幫互助、團結友愛為榮的鄉村文化價值，導向著人們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村莊內以道德為基準的輿論評判約束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型塑了鄉村社會的自生秩序；具有交流性和集體性的民俗文化活動融洽著人們的關系，鄉村內事實上構成了一個道義的、行動的共同體。然而隨著鄉村傳統文化禮俗價值的隱匿、道德評判功能的消減、傳統經濟生活互惠習俗及喜宴、婚禮、喪禮等各類儀式的流變，村莊內家庭和鄰里關系慢慢疏遠；村民之間交流減少，日常人情交往化約為金錢和利益關系，關系漸漸淡漠，相互之間矛盾糾紛增多；個人行為的失范增多了，集體參與意識也弱化了，村莊合作與互動體系正趨于松散化。各走各路、各做各事的想法和做法，致使鄉村治理中必需的公共活動益加難于展開，治理工作難于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