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從斯諾先生提出“兩種文化”的命題以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割裂、沖突，一直是當代眾多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而關于這“兩種文化”融合匯通的“第三種文化”的理論研究更是一個難題。因此，以生態文化為視角研究探討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交融，進而形成以“生態”為核心的“第三種文化”，對推進生態文化的研究和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生態文化　第三種文化　兩種文化

【中圖分類號】X24　　    　　 　【文獻標識碼】A

英國著名學者查爾斯·帕希·斯諾于1959年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一場舉世聞名的演講—《兩種文化》，在這篇演講中，他指出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割裂的現象。在此之后，國內外學界開始不斷關注科學和人文之間的關系，延伸出許多研究和討論并持續不斷。針對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割裂的情況，斯諾先生希望“兩種文化”能實現溝通對話，從而在兩者之間增進了解，使“兩種文化”真正的融合，逐漸演變成為“第三種文化”。這場演講距今已有50多年，“兩種文化”的研究此起彼伏，“第三種文化”理論的嘗試且行且停，但始終并未形成像斯諾先生期望的兩種文化真正融合的“第三種文化”。那么兩種文化怎樣才能融合呢？斯諾先生所期待的真正的“第三種文化”又在哪里呢？本文將從生態文化的視角出發，詳細梳理“第三種文化”的理論及其發展研究，探討“兩種文化”相交融的以“生態”為核心的“第三種文化”理論。

“第三種文化”的源起

斯諾先生在劍橋發表演講的4年之后即1963年，《兩種文化》發行了第二版。在這一版的文章末尾，斯諾先生增加了一篇文—《再論兩種文化》。在這篇文章中斯諾提出希望一種新的文化能夠出現，并且能在科學家和人文學者之間起到溝通的作用，斯諾先生稱其為“第三種文化”。“第三種文化”概念的提出，為“兩種文化”之間的融合交融指引了方向，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逐漸成為文化研究的一個新焦點，也出現了各種各樣有關“第三種文化”的學術思想和研究，以及不同形式的科學與人文的結合，成為文化跨學科綜合探討的熱門話題。①

布洛克曼的“第三種文化”。在斯諾先生提出“第三種文化”之后，1995年，一個名叫布洛克曼的美國出版代理人出版了《第三種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徑》一書，這本書曾在西方世界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是布洛克曼本人花了三年的時間，采訪了23位著名的科學家和作家之后，對所訪談的內容進行編輯而成。然而布洛克曼的書名標題雖然寫為《第三種文化》，但是他的“第三種文化”其實并非是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的溝通，不是科學與人文的融合，而是科學家們撇下人文學家，直接面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科普作品。所以，這并非是斯諾意義上的“第三種文化”，此“第三種文化”已經非彼“第三種文化”了。誠然這種做法對當時科普的促進、對公眾理解科學、公眾科學素養的提升都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它還不足以形成涵蓋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進而超越“兩種文化”的“第三種文化。”②董光壁先生也說五十多年前斯諾先生的見解和認識可能是正確的，而布洛克曼的洞察則可能是錯誤的。董光璧先生認為斯諾命題沖突的本質其實就是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之間的沖突，人文文化是農業文明的一種延續，而科學文化則是隨著工業文明的發達而隨之興起的文化。因此，斯諾先生所說的“第三種文化”其實是在農業與工業文明的沖突、融合、碰撞中，期待產生一種新型的文化。而布洛克曼的“第三種文化”卻仍然屬于科學文化的范疇。從這個意義上說，布洛克曼并不是在超越斯諾，而是在后退。

凱利的“第三種文化”。在布洛克曼的“第三種文化”之后，這種觀點很快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代表性的人物來自美國的凱利，他是《Wired》雜志的執行編輯。1998年，他在《科學》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名也叫做《第三種文化》。他認為“真”與“美”來自于科學和藝術，而技術產生機會。凱利認為，今天的科學技術拓展和延伸了科學文化，豐富了“第三種文化”的內涵。凱利的這種“第三種文化”尊重和遵守科學嚴謹求實的規范，注重創新和變革，努力嘗試新的經驗。這種文化強調創新行動，制造新工具的速度快于產生新理論的速度。凱利的“第三種文化”大多是描述今天的技術領域最前沿的理論和一些發現。在這個意義上，“第三種文化”也被稱為“先進的科普書籍。”

到底何為“第三種文化”。由上述可知，布洛克曼的《第三種文化》是一種科學文化知識的普及，凱利的“第三種文化”是指以科學知識和技術產品為導向的文化。實際上，布洛克曼和凱利是把科技產品與科普作品變成了“第三種文化”的核心。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第三種文化”的理論學習和討論，但他們的觀點在本質上并非科學與人文的融會貫通，而是科學的成分多于人文的成分。這其實與斯諾先生所提出的“第三種文化”還是有很大差別的。事實上，斯諾意義上的“第三種文化”的真諦是“兩種文化”的真正融合，其實，當年斯諾先生提出的“第三種文化”并無清晰的概念，是斯諾先生在指明一條文化發展前進的光明路徑。本來，在建立現代科學之前，就沒有“兩種文化”意義上的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只有“一種文化”。后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成功，以及全球專業的日益細分，使科學逐漸演變成了另一種文化，所以才出現了“兩種文化”的矛盾。斯諾先生所呼吁的“第三種文化”，實質上是一種“科學”與“人文”真正相互融會貫通的新型文化。③這種新文化應該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有可能有著不同的面貌，但其科學與人文相交融的本質并沒有變化。突破產生并真正融合了“兩種文化”從而產生“第三種文化”的關鍵，并不是科學和人文兩者之間的互爭高下，而是在另一個超越二者的層面來尋求融合的場域。而在工業文明發展到今天和自然環境沖突中誕生出的生態文化，在歷史的發展中自然而然地應當成為當代“兩種文化”真正交融的“第三種文化”。

“生態文化”與“第三種文化”

生態文化。德國人海克爾于1869年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生態學”，這是將兩個希臘詞—okios（家園的）和logos（研究）結合起來而成，是用來指研究生物體與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科學。④相對應的，生態文化是基于追求人與自然之間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以生態規律為信條。生態文化是基于整體的理念，是以生態價值為取向，尋求文化的共同發展和人性的目的；在生態文化中人的位置也發生了改變，人類不再是處于中心位置，而是自然系統的成員。在這個系統中，無論對人的利益還是對自然系統的利益都給予了充分考慮，明確了人的權利和自然界的責任。因此，這個強大的親生態的文化系統有利于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它是一種可持續的和諧文化。

生態文化與“第三種文化”的關系。作為一種文化上的焦慮情感，我們對“兩種文化”割裂的擔憂大抵可以追溯至19世紀，而生態文化是人類面對發展過程中一系列的問題之后應運而生的一種文化，它客觀上為解決“兩種文化”的紛爭提供了一種可能的途徑。從學理上看，生態文化是融合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必要橋梁。在溝通和整合“兩種文化”的問題上，斯諾先生肯定了“第三種文化”產生的可能性。從今天學界對生態文化的研究和未來發展的趨勢上看，“生態文化”可以在斯諾意義的“第三種文化”中尋找理論原型。

生態文化成為當代的“第三種文化”何以可能

生態文化的哲學底蘊符合“第三種文化”的哲學要求。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走向分裂，背后正是其哲學層面主客二分的結果。“斯諾命題”所反映的“兩種文化”的割裂分離，究其本質原因是由于人類主體與客體之間互相分裂的錯誤行為所決定的。人類理性自覺地將主客體進行了二分，造成了科學與人文兩條道路越走越遠。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化演變的過程，也反映了人類的實踐歷史過程，反映出人類主體與客體相互分裂的立場錯誤已經十分嚴重。因此要想“兩種文化”真正融合形成“第三種文化”，就要克服將單方面主體地位絕對化，要尊重其他主體的立場。真正的發展既不能只注重客體對象，也不能僅聚焦主體對象，而應著眼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不斷地將其由低層次的統一融合向高一級的統一融合層次推進。不斷反思和糾正人類主體與客體相對立分裂的不正確立場已經是當今時代的必然要求。當代“第三種文化”將是一種充分整合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綜合型文化，在主客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動態統一中謀求發展的可持續性文化，是以超越二元論為邏輯起點的一種文化。

生態危機不僅揭示發現了人類生存危機，也暴露出人類文化層面的危機。文化和價值觀是生態危機的本質問題，生態危機用它獨特的方式提醒我們，如果繼續把人與自然之間的對抗分離作為文化的主題，這將很難再發展下去。時代需要產生新的文化，生態文化正是在此時出現的，它的產生和發展營造出一種人文的氣氛，用這種人文氛圍可以指導科學技術的發展，防止科技發展的錯誤走向。與此同時，生態文化還能引導人類的社會活動，它關注和探索生命的終極意義。生態文化是在人類與大自然博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的，是人類認知的完善和自身的改進。生態文化克服了人文學者的個體性和悲觀性同時也超越了科學文化的功利性與樂觀性。它既緩解了傳統的文化中客體的承載限度，改善了人和自然的緊張關系，同時，它又超越了傳統文化中的有限發展，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擴展到人類的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文化與當年斯諾先生所設想和期待的“第三種文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生態文化體現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融合。為什么說生態文化是當代的“第三種文化”？這不僅是因為它在哲學底蘊上符合“第三種文化”的要求，而且在內容上，生態文化也很好地融合了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這兩個方面。

第一，生態文化中蘊含的科學文化的因素。盡管生態文化看上去似乎只是有關生態的文化，好似與科學技術沒有什么關系。但是從“生態”的視角去理解科學文化，就會超越以往的狹隘與片面的視角。生態文化是人類利用科學技術發展自身，在獲得人類社會的高速發展之后伴隨發生了一系列生態問題之后產生的。因此，可以說生態文化本身就是科學文化發展的一種嶄新的形式，是科學文化“生態化”的結果，它是以科學文化為基礎，按照“生態化”的要求來發展的科學文化。⑤生態文化是科學文化的創新發展和繼承。在生態的視角下，科學文化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作用，克服傳統技術的負面影響。因此，生態文化并不是要否定科學文化，而是對其提出了更高要求，是科學文化“生態化”的發展，它繼承了科學文化，并將其創新發展了。⑥

第二，生態文化中蘊含的人文文化的因素。“生態文化”的核心內涵是人與自然、生態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和諧統一，以形成一種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文化。⑦生態文化建設雖然很多方面依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但是科學文化進路下人們把追求物質作為自己的目標和價值觀，向大自然進行挑戰。人類在這種氛圍的影響下，總是去追求物質生活，最終演變成一個個瘋狂的物質欲望者，自救的路徑只有通過文化價值觀念層面的變革來進行。

生態文化恰恰是在人們日益關注生態環境問題時產生的，它促進人與自然的穩定和諧，提倡綠色的、文明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觀念。這種新的以生態價值觀為本的文化，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自然，使整個人類尊重自然和享受自然。⑧可以說，科學文化為生態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現實可能性，而人文文化將引導和規范生態文化日益成長的過程，使其成為主流文化。科學文化促進了生態文化理解和發現的能力，豐富了生態文化的基本理論內涵。人文文化專注于改善和提升生態文化的根本性內涵，其重點是人與自然之間整體和諧的可持續發展，形成生態文化的基調，使人類保持清醒的頭腦，與時代同步。⑨通過這種方式，人類可以調節科技的底蘊、范疇和發展方向，引導其走向以人為本的發展軌道，推動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可持續發展。

以“生態”為核心的當代“第三種文化”的形成。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物質財富，同時也提高了文明程度，但嚴重危害人類生存環境的污染問題也時有發生。這個時候，人文文化站了出來，直指科學文化的各種不利之處，提醒人類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維護地球的生存環境，為人類有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而努力改善生態環境。⑩而“兩種文化”的分離隔閡，長期以來在于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兩者自身都有其片面性和狹隘性，單純的哪一者都不能完全滿足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在哲學層面上，當今天的文化達到了高度成就的同時，它帶來的問題也會隨之發生，它就會逐漸消退，開始慢慢下降，最終被一個新崛起的文化所取代，這是歷史的必然。

可以預見，生態文化在“兩種文化”的紛爭中必將扮演著上升的新文化的角色。人類的文化在經歷了“一種文化”、“兩種文化”的紛爭之后，終將向一種嶄新的“第三種文化”—生態文化的方向發展，這將是“兩種文化”的真正融合。

結語

今天，我國正在建設生態文明和生態文化，“生態”思想也受到大家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都參與了進來。如果我們只是從靜態層面去研究，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的確有不少差別，但如果我們是以動態的“生態”為出發點，兩者的融合匯通發展就可以清晰地向我們展現出來。這是我們基于“生態文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與人文的交融匯通，促進以“生態”為核心內涵的“第三種文化”發展的基本進路。因此，關于“生態文化”與“第三種文化”的探討研究，這里不是結束，而僅僅是開始，需要我們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為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副教授）

【注釋】

①劉仲林：“第三種文化與中國新文化理論”，《創新科技》，2009年第8期，第14~16頁。

②江曉原，劉兵：“今日中國之‘第三種文化’—從《第三種文化》說起”，《文匯讀書周報》，2003年7月4日。

③⑤邱艷麗：“生態文化理論與實踐的哲學探索”，新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④余達忠：“生態文化的形成、價值觀及其體系架構”，《三明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19~24頁。

⑥卞炳生：“基于生態文化視角下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融合的研究”，哈爾濱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⑦黃百成，張保偉：“略論生態文化與可持續發展”，《湖北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第119~121頁。

⑧余謀昌：“生態文化是一種新文化”，《長白學刊》，2005年第1期，第99~121頁。

⑨欒貽信，陳紅兵：“生態文化存在論”，《山東理工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26~27頁。

⑩陳壽朋，楊立新：“論生態文化及其價值觀基礎”，《道德與文明》，2005年第2期，第76~79頁。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