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期之后，中國開始實施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利用發達國家的工業技術快速提高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工業產業和環境污染的輸出地。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解決了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并保持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當初頻繁出現在發達國家中的“環境公害事件”也開始在中國出現。中國政府積極應對“世界工廠”給自己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將生態文明建設列為國家戰略，將“美麗中國”作為“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范圍內的生態治理并不缺少市場、資金、技術和法治，但是，生態環境危機卻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展蔓延并升級換代。分析和比較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兩種不同的生態治理路徑，有利于我們理解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性生態環境危機的起因，并最終找到中國治理生態環境危機的最佳途徑。

發達國家治理生態危機的路徑：先發展后治理

工業文明在為發達國家帶來豐富的物質生活的同時，也給本國乃至世界各國帶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甚至嚴重地危害到世界各國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但是，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條件下，這些生態環境問題經歷上百年甚至長達近200年才初步得到遏制。工業革命發端于英國，雄起于德日，完成于美國。英國的工業革命離不開煤炭，倫敦最早記載的由燃煤引起的霧霾天氣發生在1813年；1873年12月7日至13日，倫敦霧霾造成近千人死亡，這是人類史載第一次與燃煤煙霧有關的大規模死亡事件。1953年，日本的“水俁病事件”造成20多萬人汞中毒，成為僅次于廣島、長崎原子彈之后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人為環境公害病。美國作為工業革命的升級版和完成者，于1908年開啟了世界汽車工業革命的大幕，美國洛杉磯市幾百萬輛汽車向大氣中排放碳氫化合物、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將洛杉磯變成倫敦之后的第二個霧都，燃油尾氣在陽光的照射下多次形成“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直接造成數千人死亡。

面對“環境公害事件”，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受害者和民眾不斷向政府和相關企業進行抗議，各國政府則一直采取鎮壓或者被動應付措施。在倫敦霧霾造成千人死亡事件發生80多年之后，英國才頒布實施了《空氣清潔法》。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詳細講述了化學殺蟲劑在殺死害蟲的同時也傷害了益蟲、鳥類和魚類，對整個生態系統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力。1968年，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和瑞士等10個國家的30多位科學家、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聯合成立“羅馬俱樂部”。1972年3月，“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研究報告，從世界人口、農業、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和環境五個方面闡述了以工業革命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災難。

但是，在控制資源發展經濟的權利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卻一味地逃避義務。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以給國家經濟發展帶來過重負擔為由，拒絕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作出安排，但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方面沒有達成共識，因而沒有能夠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文本。2013年，在華沙氣候大會上，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會議期間展開激烈角力，最終就德班平臺談判、氣候資金和損失損害補償機制等焦點議題達成協議。但是，由于發達國家不愿意承擔共同責任，因此，華沙會議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結果。同樣，2014年的紐約氣候峰會上，各國除了表達繼續協商之外，也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

從民間到聯合國，從里約熱內盧到約翰內斯堡會議再到紐約峰會，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當中，人類不僅沒有阻止環境災難的頻繁發生和世界性蔓延，而且氣候變暖等全球性生態環境災難仍在不斷累積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