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步是限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把權力約束權力、法律限定權力和社會監督權力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找到限權的有效路子。

中國證券報：包括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在內的各地改革亮點頗多，怎么看待這一局面？

遲福林：中國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改革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現在強調頂層設計的同時，必須強調地方的試點、地方的創新對于改革的促進作用。比如上海自貿區的實踐經驗，其“負面清單”管理起到很好示范，可復制推廣至其他區域，期待上海自貿區在服務業開放領域上有新的探索。

在市場開放方面，金融是一個重要領域。目前金融壟斷的格局并沒有完全破除，大中企業、國有企業占有大量信貸資源。從這個現狀出發，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會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最關鍵是要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現在這方面步子太慢，顧慮太多，遠不適應中國服務業開放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需求。從數據上看，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為45家，發展中國家平均是25家，中國只有9家，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上遠不到位。

中國證券報：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對于實體經濟有多大意義？

遲福林：第一，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應適用于改革企業結構、搞活實體經濟，有助于解決實體經濟面臨的融資難，也有利于各種小微企業的創新創業。目前金融在這方面重視不夠。我們看到，目前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業態興起，正是由于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嚴重滯后，凸顯了中小企業龐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場化，要把重點放在發展中小金融機構上。

第二，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的目的是和服務業開放相適應。服務業主體是中小企業。過去強調發展大中型金融機構，是與做大經濟體量、發展重化工業的發展目標相適應；現在發展服務業，重要的是發展中小企業。如果不發展消費性金融，不發展面向中小企業、面向服務業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會受到制約，高利貸等民間借貸風險就會暴露出來。

 利益格局面臨深刻調整

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中國處于“二次轉型”時代這個概念？

遲福林：中國現在正進入又一次大轉型時代：第一次轉型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做大了經濟總量，使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第二次轉型就是當前從經濟體制改革過渡到全面改革，目的是從中等收入國家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避開“中等收入陷阱”。

具體來看，從經濟體制改革過渡到全面改革，反映了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政府轉型等全面轉型的大趨勢。在我看來，第二次轉型比第一次轉型涉及的面更廣、更深刻，而且對于中國未來的三十年更有決定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