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可以觀察到一輪又一輪的激進化。關于這一點，學界已有研究。①筆者在本文中將要論證的命題是：在每一輪激進化之后，總是出現一輪保守化，其基本標志就是儒家之回歸。現代中國歷史之大勢就是激進革命與保守化之多次往復，當代中國也正處在一輪保守化周期中。

二十世紀前半期之革命及其保守化

中國之現代激進革命乃是中國人——主要是比較敏銳的精英——構建國民—民族國家（nation-state building）之重要工具，因而，也就與此事業幾乎同時起步。

甲午戰爭失敗消息傳來，士大夫群情激奮，而朦朧地形成構建現代國家之藍圖。此后幾年，康有為思想迅速成熟，至戊戌維新前，就已經形成完整的建立現代國家之藍圖。而戊戌維新，以及康氏早期思想，以及譚嗣同思想，均具有相當激進的色彩。如譚嗣同“二千年皆行秦政”之論斷，與“沖決網羅”之主張，影響深遠，成為后世全盤反傳統之重要依據。清廷鎮壓湖南起義，梁啟超等人也曾準備進行武裝暴動。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后，康、梁經歷了一次明顯的保守化轉向。在革命風起云涌的時候，康有為就反復把法國革命作為建國失敗的案例提出來，警示他的學生和公眾，比如1902年《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或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后所作的《救亡論》、《共和政體論》等。由此，康氏一轉而成為保守派。

在康氏影響下，梁啟超思想經歷了一個保守化轉型，在此過程中，黃遵憲也可能對梁啟超發揮了重大影響。任公自謂：“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后相矛盾。”而“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叢報》，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于國體主維持現狀，對于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②

這一轉向，可從《新民說》前后之巨大變化中看出。早期所寫《新民說》各章，梁啟超對中國固有道德倫理體系加以猛烈抨擊。后期則專門撰寫“私德”一章，突出私德對于公德之基礎性意義，而養成私德的主要手段，就是傳統的儒家教化。③

可以說，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年，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黃遵憲等人共同產生了保守主義的文化與政治自覺，這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此之前，當康梁醞釀激進變革之時，張之洞發表《勸學篇》，這是現代中國保守主義思想的第一次系統表述。然而，張之洞的保守主義是儒家源遠流長的保守主義之現代表述，而這對當時粗通西學者，是沒有說服力的。

戊戌維新還是激進地發生了，保守主義依然勢單力孤。激進變法失敗后，康、嚴、黃、梁開始反思。而他們與張之洞的不同之處在于，既通中學，又知西學，甚至可以說是當時對西學把握最深者。他們曾熱切地引入西學，以西學構建制度。但經過深思，他們的思想發生了保守化轉向，這是在開放環境中構建現代國家之文明、文化主體性的自覺。他們意識到，中國之現代立國，只能是中國自身之內生性成長，而不應指望全盤更換、替代。

這種文化自覺具有重大政治涵義。比如，經由這樣的文化上的保守化轉向，在政治上，梁啟超更為深入地把握了憲政之本質。在與當時更為激進的革命派辯論的過程中，梁啟超力主“政治革命”，而反對“種族革命”。

梁啟超的轉向清楚地顯示了現代中國歷史上保守主義與憲政主義之間的直接關系。憲政主義將自己的目標限定于優良政體，因而，對于社會之其他方面，包括價值、種族、文化等，秉持保守態度。也就是說，憲政主義必須是保守主義者。反過來，也只有對文化秉持保守態度，才有可能將不自由的狀態歸因于政體，致力于政體變革。也就是說，保守主義者最有可能成為憲政主義者。

由此可見，在康、嚴、梁等從事現代國家構建之第一代人身上，已經出現了第一輪由激進革命到保守之轉向。緊接著又發生了第二波反復：共和革命之保守化。

晚清革命派鼓吹驅除韃虜，此即梁任公所說“種族革命”。由此種族革命，革命派主張推翻帝制。這樣，革命派不僅要求改變政體，也要求顛覆持續了數千年的深層的政治傳統。種族革命本身也帶有某種程度的社會革命的意味。因此，這個革命比起戊戌維新又激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