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美地區貧民窟是城市貧困的集中體現。農業模式偏差、土地改革不徹底、城市化過度發展、經濟不景氣和政局動蕩等因素導致拉美地區貧民窟問題嚴重。在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穩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妥善進行戶籍改革、保障農民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合理布局城鄉經濟機構和改變城市化建設思路等是拉美“貧民窟”問題給我們的啟示。

【關鍵詞】拉美地區　貧民窟　土地改革　城市化

聯合國人類居住規劃署將“貧民窟（slum）”定義為“以低標準和貧窮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區”。在發展中國家，貧民窟泛指非正式的居住地，城市貧困在這些地區體現得極為明顯。拉美地區的貧民窟在世界上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地區，典型的貧民窟是由簡易的磚瓦房及用鐵絲將白鐵皮、粗麻布和紙板綁在一塊搭起來的棚舍組成，一般依山而建。各家之間的界限無法分清，室內是泥土地面，幾乎沒有家具，下水道、排污系統等衛生設施實際上不存在，一旦下雨，貧民窟便成了污穢的泥潭，臭水和污物散發出難聞的氣味。

巴西是拉美最早城市化的國家，也是拉美地區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但是這個國家的貧民窟已成為一種社會病，嚴重影響了巴西經濟的正常發展與社會穩定。巴西現有貧困人口約5000萬人，其中在農村地區約有1500萬人，在城市地區約有3500萬人，這些人分布在巴西大小城市中，其中絕大部分人均住在貧民窟里。21世紀初，巴西全國約有2800萬人居住在貧民窟，近十幾年來，貧困人口的趨勢在加劇。據巴西2012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巴西現有貧民窟14000個，比20世紀90年代增加近2000個。貧民窟遍及巴西各個城市，現在甚至已波及20萬人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圣保羅州是貧民窟最多的地區，占巴西貧民窟總數的一半；里約熱內盧是巴西著名的現代化大都市，城區人口近1100萬，但其中有近250萬人居住在貧民窟里，在里約市有巴西最大的貧民窟，占地140萬平方米，集中居住了16萬城市貧民。①

拉美地區的貧民窟除了安全隱患、影響城市形象外，還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首先，在貧民窟居住的居民大多數處于貧困線以下，作為社會公民很難享受社會發展帶來的成功，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條件極差，嚴重影響了下一代的發展。其次，貧富差距的巨大差異造成國民感情的隔閡，加速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影響了社會安定。在拉美的很多城市，貧民窟是犯罪的天堂，也是犯罪分子的窩點。毒品犯罪在拉美極為突出，很多貧民窟已被毒販所控制，居住在貧民窟里的城市貧民為販毒制毒活動站崗放哨，加之貧民窟地形復雜，給政府掃毒工作帶來了很大困難。最后，貧民窟亂戰街道、山頭和公共土地，沒有合理的衛生設施，給城市生態環境也帶來了不良影響。

拉美貧民窟問題的原因分析

農業模式的偏差及土地制度改革的不徹底。拉美歷史上形成的大地產制度造成農村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在工業化過程中，拉美國家雖然進行過一些土地改革，但除巴西在1959年革命后的土地改革較為徹底外，即便如此巴西還是存在極大的貧富差距，其他國家總體上沒有改變廣大農民無地、少地的境況。大部分拉美國家的土改政策不是消滅大地產，而是限制大地產，實際上土地仍集中在大莊園主手中。以2012年巴西的土地占有情況為例，家庭占有土地面積10公頃以下的農戶占巴西農戶總數的32%，但是他們占有的土地總數僅為2%；家庭占有土地面積2000公頃的農戶占巴西農戶總數的1%，但是他們占有的土地總數為32%，而亞馬遜州的一個大農場主占地就高達400萬公頃。

1970年在墨西哥全國320萬農戶中，采取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大農戶占12％，但他們擁有全國耕地的42％。牙買加在20世紀70年代初，占農場總數2.2％的大農場擁有全國63.1％的耕地，而占農場總數97.8％的小農場只占有36.9％的耕地；盡管曼利政府此后進行了土地改革，但其分配的土地因質量差，大部分被農民遺棄。總體來看，拉美農業現代化實際上走的是一條發展機械化、集約化的現代農場路子，農村勞動力在這一過程中被強制排擠出來，成為“自由勞動力”。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商品農業、出口農業的發展，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生活更加艱難，導致大量無地農民涌向城市謀生，這是一種固定式的單向流動，由于在農村已沒有土地，一旦到了城市之后就很難返回農村。當然這種單向流動為城市的發展及工業化的推動提供了自由勞動力，但是城市的就業機會是有限的，不可能吸納所有單向流動的農民，因此很多無地農民就成為了城市失業者。這一龐大群體為在城市中生存而在城市“空隙”中聚集起來，搭造簡易房屋居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貧民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