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黃亞生教授預言“印度將趕上并超過中國”，其關鍵在于印度有洛克式自由主義+代議制民主這樣的“印度好體制”。因為有了“美國信條”，其關于中印經濟的比較也必然是他所批判的“遺漏偏差”，結論必然是靠不住的。作為一個以計量經濟研究見長的經濟學者，比較研究中印的一兩個產業政策或許是可信的，但是把一兩個產業指標硬塞進既有的價值體系從而得出自己預先期待的結論，而且是兩國經濟前景和事關國家興衰的大結論，這種做法是很不嚴肅的。因此，從修辭學到方法論再到認識論，黃亞生教授關于中印經濟的比較研究都值得商榷。
【關鍵詞】美國信條 中印經濟前景 遺漏偏差 “印度好體制”
【中圖分類號】 D521 【文獻標識碼】A
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如果秉承宗教般的信條去看待社會發展問題，“TA”一定會陷入信仰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之中。原因很簡單，社會科學中的“信條”基本上是特定國家特定歷史經驗的神話，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信條”，比如由來自英美經驗的社會中心主義、由來自法國—德國經驗的國家中心主義，還有后來者如俄國—中國經驗的政黨中心主義。因此，秉承一種信條而審視所有國家，必然會因經驗與信條的沖突而糾結不堪。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應該就處于這種狀態。他的中國—印度經濟比較研究堅持信仰優先原則，堅信“美國信條”（The American Creed）即經濟上的洛克式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代議制民主是所有國家興衰和成敗的必然之道。有了這樣的信念，其研究經濟學的計量方法與模型必然是他自己所批判的“遺漏偏差”，只去看對自己信念有利的數據而全然不看對自己觀點不利的數據，這樣，其關于中印經濟前景的比較自然也不會靠譜。
黃亞生：“印度將能趕上并超越中國”
“印度離中國還有多遠？”①已經不是黃亞生教授第一次預測中印兩國經濟前景了，作為麻省理工學院印度經濟實驗室和中國經濟實驗室主任，黃亞生教授10年前就和另一位美國同行在影響重大的《外交政策》上發表過“印度能超過中國嗎？”一文，②僅僅從文章的題目看，黃亞生教授已經沒有10年前那么自信滿滿了。10年前，黃亞生教授預期的是印度何時能夠超過中國，認為印度超過中國“不再是一個傻問題”，只是時間問題，雖然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這一結果。理據何在？他的理由是：“印度是民主的，而中國不是”；印度的發展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主力軍是受到法治保護的國內企業，具有可持續性，而中國的發展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依賴的是海外華人的直接投資和國有企業，不具有可持續性；另外，印度的金融市場比中國更自由更開放，印度國內企業融資比中國民營企業更方便，印度有很多國際知名的私營企業，而中國一家也沒有。這樣，資源配置更合理的“印度將能追趕上中國，甚至超過中國”。
作為讓人肅然起敬的“麻省理工學院”之盛名下的教授和MIT中國和印度經濟實驗室的主任，如果比較研究兩國的一、二個產業政策——如金融業或某項經濟指標的優劣，研究是嚴肅的，得出的結論應該是值得信賴的。但是，作為具有政治學背景的經濟學教授，偏偏不甘寂寞，非要根據一、兩個經濟指標而比較兩國未來的大命運，這就不是嚴肅學者之所為了。10年過去了，結果如何呢？不說其他方面，且說黃亞生教授認為的印度優于中國的私營企業這一項指標，難道深圳華為公司不是全球最有競爭力而讓美國政府處處設防的通訊企業？難道中國的騰訊公司真的比印度的國際知名企業差？難道擁有國有企業的混合制經濟不正是中國的優勢之所在？
2013年，在印度正因為美國經濟復蘇而出現經濟危機之際，黃亞生教授還堅持說“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績主要是在看不見的制度領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對于人口規模巨大的印度而言，且不說其金融改革和私有化企業到底如何（事實上國際經濟學界對此爭論很大），即使真的像黃亞生教授說的那么好，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一個12億人口大國僅在這兩方面做的好就能代表印度能趕上中國了？何況其金融正處于危機之中！一個封閉國度的私有化程度再高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明清之際的中國企業不都是私有化的嗎，結果呢？眾所周知，除了金融業，中國的開放度遠遠超過印度。況且，對于中印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一味的開放——如印度金融業——就一定好嗎？眼前印度的危機到底來自何處？人們稔熟于心的“華盛頓共識”早已經是過去時了，2008年金融海嘯后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已經集體失語，實在不能理解黃亞生教授為什么、憑什么依據已經失靈的經濟學信條來比對中印兩國？
中印兩國未來命運的可靠比較，不但需要全面的經濟因素分析（而非一兩個經濟要素分析），還需要政治分析、歷史比較以及人類學的國民性分析。具有政治學背景的黃亞生教授對此自然了然于胸，于是把印度依然遠遠落后于中國的原因歸咎為地理因素—即印度處于南亞次大陸的熱帶氣候。黃亞生教授應該知道，這種話在中國說說沒問題，在美國講則是很危險的，不符合美國的“政治正確”（種族、宗教、性別三大底線），甚至可能丟飯碗，因為這涉及種族歧視。說印度處于熱帶的原因，不就是說印度人懶散、不思進取嗎？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比美國的言論環境更寬松。這且不說，用“反事實研究方法”很容易否定黃亞生教授的地理位置說，為什么處于熱帶—亞熱帶的香港和廣東的經濟比處于溫帶的中國北方更發達？為什么同樣處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熱帶國度的華人比其他族群更富有？
在黃亞生教授看來，一個處于熱帶的、發展潛力不如中國的印度，居然GDP增長率取得了堪與中國媲美的成就，“客觀的分析者應該給印度一個較高的評價”，“印度之所以能夠部分克服它的困難而實現發展，主要依賴于其體制的發展”，“在印度，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經濟增長都是正相關的關系。中國很多學者認為印度的民主阻礙了其經濟發展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一句話，印度的成就來自其體制上的優勢，而基于東亞經濟奇跡的“發展型國家”理論犯了統計學上的“遺漏偏差”，是一種謬誤。
把“發展型國家”理論斥為謬誤，不知道需要什么樣的底氣和多大的勇氣才敢如此放言！“發展型國家”并不等于黃亞生教授簡單化的威權經濟學，威權之下有經濟自由和強烈的發展意愿，這種類型的國家并不多。換句話說，只有威權而無經濟自由和發展意愿的國家不能歸類為“發展型國家”，比如黃教授提及的經濟上失敗的緬甸。其實，“發展型國家”是有其歷史原型的，那就是著名經濟史家格申克龍所說的“后發優勢”理論，即越是后來者，國家、組織和制度在經濟發展上的作用越重要，從法國到德國再到蘇聯都體現了這一點。東亞地區的發展型國家更是“后發優勢”理論的延續或者翻版。從“后發優勢”理論到“發展型國家”理論，其國家發展路徑都不同于“美國信條”。如果按照“美國信條”去做，世界絕對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既沒有迎頭趕上英美的德國和日本，也沒有后來居上而躋身于發達國家的“亞洲四小龍”。無獨有偶，中國是“后發優勢”理論和“發展型國家”的新集大成者。
“印度好體制”到底有多好？
印度大概看上去比較符合“美國信條”，黃亞生教授完全不同意中國人（其實并不是黃亞生教授認為的只有中國人）把印度的經濟問題歸結為印度的民主制度。筆者認為，把經濟增長與政治制度的關系簡單化或者線性化的觀點都是不符合世界經濟史的，比較經濟史研究發現的一般規律是：過多的民主與過度的專制一樣都不利于經濟發展，適度的自由、適度的民主和適度的威權最有利于經濟發展。且不說其他對經濟發展很重要的變量，就是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上，中國和印度到底哪個國家更符合經濟史所得出的一般規律——適度的民主和適度的威權更有利于經濟增長？當然，在“美國信條”論者看來，中國不算是民主的，因為民主的根本標尺是競爭性選舉。要知道，黨爭只是一種民主觀。在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一些當代美國的協商民主理論家以及比較政治經濟學家如林德布諾姆看來，民主是一個近似值問題，而不是絕對的有無問題，甚至連著名的民主理論家達爾都不愿意用“民主”而更喜歡用“多頭政體”這樣的概念。換個民主標準看問題，誰又能說中國政治中不具有民主的要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