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升級經濟激勵，慎用經濟懲罰

作為外交手段的經濟策略，可約化為經濟激勵和經濟懲罰兩大向度。經濟激勵主要是通過擴大經貿聯系、提供援助和降低關稅等積極方式，實現本國外交目標。經濟懲罰是指通過減少、取消或者威脅取消已有的貿易、投資或者援助，促成對象國改變對外或對內政策。[16]

在政策實踐上，中國對周邊國家以經濟激勵為主，主要表現為擴大各種形式經貿合作、提供援助、開放國內市場、提升貿易便利程度以及共建地區經濟合作機制等，有利于加深中國和周邊地區的經濟相互依賴，給中國及周邊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紅利和安全紅利。未來周邊經濟外交要繼續重視經濟激勵的作用；要從對周邊國家的高層激勵轉向更加注重對周邊國家的民眾激勵；從貿易投資的淺層激勵逐漸過渡到金融貨幣安排的深層激勵；要把經濟激勵與社會、文化和教育交流等不同方式整合起來，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通過互利甚至是主動讓利，可以使周邊國家民眾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經濟激勵始于利益，但不能僅限于利益，停留在利益階段的經濟激勵可能因利益和環境的變化而受到沖擊。要根據周邊國家的實際情況，從重視利益的經濟激勵轉向著力構建系統化、制度化和網絡化的雙邊經濟關系，利用中國的地緣優勢和經濟優勢，努力促成未來中國和大多數周邊國家經濟的四大升級式融合：以道路通聯為核心的基礎設施融合；以產業分工為核心的經濟結構融合；以貨幣使用為核心的金融體系融合；以政策協調為核心的決策機制融合，從而真正實現與周邊國家經濟深度相互依賴，構建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系。

在重視和升級經濟激勵措施的同時，經濟懲罰也是重要的政策選項。[17] 毋庸諱言，在特殊情況下中國也對特定周邊國家實施過不同類型的經濟懲罰，包括對關鍵戰略原料的限制出口、減少重要產品的對華進口、設置投資障礙以及針對某個國家關鍵金融機構的限制性措施等。需要指出的是，與其他大國實施對外經濟制裁相比，中國對特定周邊國家的經濟懲罰呈現鮮明的被動、溫和、局部和克制等特點，基本上是為了改變某個特定周邊國家做出的冒犯和挑釁政策，并沒有主動通過懲罰措施來干涉目標國的國內政治，且懲罰也限定在特定商品、行業或者經濟活動，力圖把懲罰的負面效果降至最低，并未對周邊國家實施過全面或者大范圍的經濟懲罰。

在周邊經濟外交中，要辯證地看待經濟激勵和經濟懲罰。中國經濟外交總的原則是要多用經濟激勵，行善讓利促合作，要慎用經濟懲罰，但這不意味著完全排除經濟懲罰這一政策選項。[18] 作為經濟外交政策的兩方面，激勵和懲罰能讓周邊國家完整認識到彼此之間的利益共生。“恩不施無以立威，威不施無以顯恩”，利益在可能失去之時才顯得更為珍貴。回避甚至諱言使用懲罰措施，一味地做加法，可能會降低經濟外交的戰略效果，也不利于利益共同體的長期構建。特別是對那些嚴重損害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正當利益的觸及中國外交底線的行為，經濟懲罰是比息事寧人或軍事沖突更好的選擇。當然，在使用經濟懲罰時，要充分考慮經濟懲罰的道義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同時還必須看到，即便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與周邊國家的經貿聯系日益密切，中國使用經濟懲罰也存在著結構性的制約因素，最為顯著的是中國和東亞國家的貿易關系帶有鮮明的扁平化和平行化特征。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看，歐美等發達經濟體，而非中國才是最終和最為重要的消費市場。這一限制性因素的存在要求中國深入思考經濟懲罰的具體操作，采取更為聰明的懲罰。總體上，一旦確定使用懲罰手段，要各方配合，做到如下四點：一是訴求適當，不要期待經濟懲罰能夠改變目標國的所有對華政策，特別是不要把經濟懲罰手段和解決長期存在的領土主權爭端掛鉤，訴求如果過高，可能會導致失敗；[19] 二是目標明確，要讓對方了解中國經濟懲罰的具體所指，既不要失焦，也不要泛化，這樣更易取得政策效果；三是精準打擊，要選取中國作為終端市場、具有顯著優勢，同時對目標國具有重要經濟或者戰略意義的產品或者行業，通過懲罰影響特定的人群或者受眾，增強經濟懲罰的針對性；四是效果可信，要讓目標國充分感知到中國對其進行懲罰的外交意愿，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確保政策意圖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