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新形勢下經略周邊的重要戰略思想，筑牢我國發展的周邊戰略依托”。[1] 在此思想指導下，中國加強了外交的頂層設計，著眼全球，著力周邊，開局良好，氣勢恢宏。中國周邊外交經歷重要轉型，表現為主動進取、積極塑造、互利共贏，不回避矛盾，不惹事也不怕事。然而，在當前矛盾頻發期，怎樣認識周邊形勢的演變？中國需要構建什么樣的周邊？周邊需要什么樣的中國？如何塑造穩定繁榮的周邊環境？如何排除干擾，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本文將針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怎樣認識周邊形勢及其演變

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發展的周邊環境，專心致志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目前，中國周邊正在經歷大變革，既是格局演變的活躍期，也是矛盾的高發期。

（一）中國需要和平繁榮的周邊

從歷史經驗看，周邊的和平與發展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最為有利，或者說是一種必要的條件；周邊不穩則必然會拖累中國或打亂中國的發展進程。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在冷戰期間曾被迫卷入了幾場沖突與戰爭，難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將重心轉移到國內經濟建設上來，踏上了改變命運、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歷史征程。這得益于鄧小平卓越的戰略判斷。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發展上來時，世界還處于嚴酷的冷戰時期，美蘇對抗還一度升級。盡管如此，鄧小平前瞻性地做出關于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判斷，認為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的力量，讓中國獲得了關鍵的起跑時期。冷戰結束時，中國已經積累了10年改革開放、上下求索的寶貴經驗，這為中國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基礎。亞洲的蓬勃發展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順應了時代潮流，抓住了全球化機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3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長，推動了對外貿易飛速發展，書寫了引人入勝的中國故事。在中國致力于和平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之時，美國卻在享受“歷史的假期”，[2] 其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以及2008年“華爾街制造”的金融危機給美國帶來切膚之痛。而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增長停滯，陷入“失去的20年”。在此背景下，東亞地區出現了結構性變遷，中國實現了對日本和美國的“雙超越”：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2013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沖破4萬億美元，達到創紀錄的4.16萬億，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關口。全年中國貿易總額有望超過美國2500億美元左右。預計在未來幾年，中美貿易總額的差距還將不斷擴大。[3]

中國周邊形勢演變的最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地區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冷戰結束以來，亞洲地區的力量格局出現新變化，主要是中國的崛起、美國的焦慮和日本的失落。三者之間雖非因果關系，但中國的崛起無疑加速了本地區的權力轉移，其影響深刻而復雜。

（二）周邊需要穩定繁榮的中國

歷史上，中國穩則周邊穩，中國興則周邊興，這一命運共同體由來已久。今天，亞洲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而亞洲發展的重要引擎是中國。中國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市場，還是不少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和平、合作、發展是21世紀的潮流。2013年9月8日，李克強總理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時代不同了，世界進入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大勢更加穩固。中國正是在一個和平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也是以和平方式走向復興，我們沒有理由改變自己和平發展的軌跡。中華民族沒有擴張稱霸的傳統，幾千年來形成了親仁善鄰、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理念，這也是中國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的歷史根基。”[4]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條件之一，就是確保和平的周邊環境，實現“中國夢”同樣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周邊國家創造了越來越多的合作機會。20世紀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負責任政策，積極擴大從周邊進口，帶動了周邊國家的經濟復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再次以負責任的態度，擴大同周邊國家合作，與東盟建成自貿區，帶動周邊經濟恢復發展，拉動需求，保持增長，成為全球的翹楚。中國積極倡導包容互鑒精神，努力通過對話增信釋疑，推動各種經濟金融合作，為促進亞洲的安全與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格局演變帶來地緣政治角力

盡管中國超越式發展基于自身改革開放和周邊的和平發展，并非建立在其他國家失敗的基礎上，但其快速崛起直接導致東亞地區出現以中國和美國為核心的雙中心格局，而且五雀六燕。目前中國周邊環境呈現鮮明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幾乎匯集了世界最為突出的矛盾與沖突隱患，如大國博弈、核不擴散、領土爭端、三股勢力、社會轉型、能源和水資源安全等，另一方面亦有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地區經濟最具活力，“亞洲世紀”呼之欲出，吸引著全球的目光。若前者為挑戰，后者便是機遇。

這樣的力量格局、復雜環境和發展機遇，不僅攪動著本地區國家的神經，更吸引了全球的關注、試探甚至投機，把中國推向了多重矛盾交織的漩渦。有的國家滋生出前所未有的焦慮感，甚至干脆指責中國吃掉了“他們的午餐”，企圖將其國內矛盾轉嫁于中國，讓中國埋單。在此背景下，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失之偏頗，刺激一些國家鋌而走險，尋釁滋事，甚至妄言“圍堵中國”，致使一些領土爭端問題升溫。與此同時，中國采取的正當回應，卻被渲染、扭曲成“咄咄逼人”、“過度反應”，也有人擔心，中國將把美國從亞太地區趕走，取而代之，成為新的主宰。

2013年11月23日，中國政府根據1997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1995年10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2001年7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飛行基本規則》，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5] 此舉本無可厚非，有利于中國更有效地維護領空安全和海洋權益，并為其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進行海空常態化監視、監測提供依據，增加了透明度，降低誤判的風險。況且美國、日本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相繼設立防空識別區，但中國此舉卻被其視為觸動了他們的“奶酪”。 2014年1月，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爾在出席一個海軍會議時表示，美國在太平洋不受挑戰地控制藍水及其空域的時代正在終結，在太平洋上，中國的崛起是將美國海軍軍艦及服役人員置于險境的關鍵因素。[6] 2014年2月，美國國務卿克里在會見訪美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時重申，“不承認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可見，中國逐漸被描述成美國在太平洋霸權的“終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