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相繼的保守運動

要把英國的保守主義分析到位，就不能不探討英國的保守運動。洛克《政府論》1982年中譯本“編者的話”云：“洛克的《政府論兩篇》是在1689年和1690年相繼寫成和出版的。其基本精神在于對1688年剛剛結束的英國所謂‘光榮革命’進行辯護和理論總結。”④這是切中要害的，闡明了保守思想與保守運動的聯系。在英國，宗教革命后有“宗教寬容”，資產階級革命后有“光榮革命”，兩者前后相繼，形影不離，是不爭的歷史事實。因此，有必要把與革命和保守思潮均有聯系的保守運動，納入我們的分析范圍。

發生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因其不夠妥切的名稱而聞名于世。1685年，主張宗教寬容的查理二世去世，由其兄弟詹姆斯二世（1685～1688）繼承王位。詹姆斯二世公開表示奉行天主教，加上實行獨斷專制統治，很快就在英國人心盡失。1688年，英國國會采取行動，把詹姆斯二世信奉新教的女兒瑪麗及其丈夫奧蘭治的威廉從尼德蘭接到英國，承繼王位，詹姆斯不得不逃離，于是革命得以不流血而獲成功。新國王與國會合作，承認限制君權的《權利法案》，保護英國特權階層的“公民自由”不受侵犯。這場運動旨在維護英國特權階層的利益，在英國并不被看好，⑤尤其是國會正式承認了君主制度，稱之為保守并不為過。

“光榮革命”有兩點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一是它產生的背景，其時英國的共和政體早已瓦解；二是它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趕走了專制君主詹姆斯二世，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度。

英國廢除君主制度是在1649年，至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實行共和政體達11年。不過，共和政府并不穩固，實際上是被克倫威爾統治著，實行的是軍事獨裁統治?？藗愅枌ν獠粩嘤帽磹蹱柼m，對內嚴厲統治，并且忽視工商業的發展。對于民眾，克倫威爾政府也毫不讓步，實施了對溫斯坦萊領導的掘地派運動的鎮壓，走向孤立。掘地派要求建立一個屬于全社會的國家，服務于公共利益，主張給貧民土地。早在1649年，共和政府就決定消滅掘地派。他們的房屋被焚毀，土地被夷平。溫斯坦萊曾向克倫威爾指出：“革命以后，英國社會并沒有任何變化。自上而下的統治依然如故，無政府狀態也依然如故。”⑥1660年，在克倫威爾死后，查理二世實行了君主制復辟。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1660～1685），與民眾脫離的資產階級臣服于王權統治，已經沒有力量推翻君主制度。通過保守運動建立亦新亦舊的君主立憲制度，盡管有點不倫不類，但卻是當時各種政治力量之間比拼的結果。對于英國資產階級來說，似乎可以接受，并且頗具意義。

另一場保守運動是發生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的宗教寬容。英國原來是一個天主教國家，亨利八世同羅馬教廷的沖突，導致英國脫離了羅馬的控制，成立了自己獨立的英國國教。但是，英國宗教改革也引起了社會分裂：

愛德華六世時期，出現了一批要求進一步進行宗教改革的新教徒。例如：攝政大臣薩默塞特公爵傾向于新教。他高興地發現：在亨利逝世的1547年，樞密院中只有一個成員在堅持天主教立場，其余人士都傾向于新教。所以，進一步倒向新教實際上并沒有什么阻力。這樣，英國各地的教堂出現了搗毀偶像的舉動，人們沖進教堂，把許多圣像徹底搗毀。一批在亨利八世時期因躲避迫害而流亡到瑞士的宗教激進派人士紛紛回國，他們是路德派信徒和茨溫格利派的信徒。他們盼望在英國實行真正而不是名義上的宗教改革，特別是要求廢除天主教的禮拜儀式。在他們的影響下，國會取消了《六條信仰法案》，1549年，又通過《統一法案》，規定英國教會使用統一的官方頒布的《公禱書》。《公禱書》詳細規定教士舉行宗教儀式時的步驟和祈禱文，尤其是對圣餐中的葡萄酒和面餅的含義做出了解釋。1552年，另一個重臣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主持修訂《公禱書》，使其更具新教色彩。在薩默塞特公爵和沃里克伯爵的主持下，英國議會下令焚燒舊的祈禱書和搗毀偶像，以便把教會的權利交給國王。歷史學家里克勒（Joseph Lecler, S.J.）指出：“沃里克伯爵推行無情的、不寬容的宗教政策，目的不是出于宗教虔誠，而是為自己牟取利益。”⑦

上述情況引起了天主教徒的強烈不滿。1549年的《公禱書》頒布后，英國西部即爆發了叛亂。叛亂者拒絕承認新的宗教崇拜儀式，要求恢復亨利八世時期《六條信仰法案》中規定的儀式，反對搗毀圣像。這次反叛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公禱書》叛亂。除西部地區之外，英國的大部分區域還是勉強接受了《公禱書》，英國國教會的新教傾向更明顯了。

1553年，愛德華六世死去，信奉天主教的瑪麗即位（Mary I，1553～1558年在位），進行恢復天主教的活動。瑪麗以鎮壓英國新教徒殘酷著名，被稱為“血腥的瑪麗”?，旣惻踅y治時期，宗教改革傳統被顛覆，天主教勢力和羅馬教皇重新在英國確立起權威，而瑪麗的政府卻被置于神圣羅馬帝國、西班牙和羅馬教皇的保護之下。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宗教領袖被處以火刑，致使英國人人自危，瑪麗也落得一個血腥之名?，旣悤r代許多新教徒逃到國外。在一份逃往外國的472人的名單中，有166名鄉紳，67名教士，40名商人，119名學生，32名工匠，13名仆侍。⑧逃亡者中一些人信誓旦旦發出的“要在英國重建耶路撒冷之墻”的呼聲，令英國所有虔誠的信徒深感共鳴。

1558年瑪麗女王死去，伊麗莎白一世（Elisabeth I，1558～1603年在位）繼承王位。伊麗莎白女王是一個政治家，她從政治角度出發試圖調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矛盾。不久，她宣布恢復愛德華時代的宗教儀式。她頒布了第二本《公禱書》，規定了宗教圣禮。她反對羅馬教會的行為更為堅決，把《四十二條信綱》修訂為《三十九條信綱》，在英國推行新教。1571年，羅馬教會把伊麗莎白女王開除出教。英國成為一個新教國家的原則完全確立。

伊麗莎白對羅馬教皇并無好感：羅馬教廷視她為非法所生，不具備任何繼承權，并且在她繼位之時，對她做出了種種非難。伊麗莎白無法忘記1535年教皇保羅三世對她父親亨利八世所下的絕罰詔書。這個詔書永遠剝奪了亨利八世與安妮·博林所生子女的合法身份和繼承權。教皇在文件中道：

務使亨利王的兒子及其同謀、支持者之流同樣受這一處罰。我命令并宣布，對亨利王與上述安妮（博林）所生的一切兒子，以及上述諸人的兒子，不論已經出生或將要出生的，并所有屬于這一懲罰范圍之內的其余諸后裔（不管人數、性別、得志與否，一概無例外地）剝奪他們原有的一切地位和享受的一切榮譽，剝奪他們所占有的或供他們使用的一切東西，剝奪他們的一切特權、豁免、特恩、大赦、免稅、赦罪和恩典，并他們所有的一切主權、領地、城堡、土地、國祚、城池和其他一切財產，無分動產與不動產，剝奪一切原屬于他們的權利與活動……我更命令和宣布，即使在今后他們也不能得到這一切。

我命令將亨利王及其一伙，并他們的上述后代，從現在起剝奪公民權利（使其聲名狼藉）不允許他們替別人作證人……不允許他們有裁判權或制裁權，不允許他們充當公證人或從事任何法律行為（由此他們的訴訟行為或其他行為均失掉力量或歸于無效）。⑨

但是，伊麗莎白保持了一個政治家的相當冷靜客觀的態度。作為世俗的統治者，她感到最為重要的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國家，而不是使自己的國家因為宗教沖突而分裂，或者在風云變幻的國際風云中觸礁。伊麗莎白明白，如果宗教問題不妥善解決，英國很可能會分裂。于是，她要告訴人們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宗教應當給人們帶來和平而不是帶來分裂與戰爭。因此，她為自己塑造了一個中立的形象：既不是一個新教者，也不是一個天主教徒。這樣做并非因為她對新教有特殊的感情，而是作為君主，她自信有一種獨立的地位，能夠像她的父親亨利八世一樣，用權力來化解宗教上的矛盾。她堅信：不能讓任何外國的力量來控制英國。她也不贊同瑪麗女王對于新教徒的迫害，那些視死如歸的新教徒在走向火刑場時的英雄氣概，給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不良印象。

女王的明智做法就是既堅持英國教會獨立，又不能讓新教走向極端。她允許英國國教與天主教的儀式比較接近，以此來達到消除宗教對立的目的。她謹慎地把天主教與新教的尖銳沖突說成是英格蘭教會與外國教會的區別。在女王的授意下，修訂《公禱書》的委員會成立了。委員們把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頒布的兩版《公禱書》進行修正，刪除了一些明顯反對教皇的禱文，將表示跪領圣餐不含有贊美頌揚意思的那段刪除，同時把《公禱書》中授與餅酒的儀式合并，對基督的身體是否實際臨在圣餐之中這一問題不置可否。這些修改的目的是使新教禮儀比較符合天主教徒的口味。⑩新教經過這樣調整以后，就頒布了一個規定，在1559年6月24日以后一切禮拜必須按新禮儀進行。伊麗莎白女王頒布了她的宗教政策。她認為里通外國的天主教會和極端激進的新教都是不可取的，而天主教也不值得過分打擊。她期望恢復亨利八世所建立的英國的國教會，期望這能夠成為一種合適的紐帶，把英國的基督徒聯合起來。她致力于保障他們的安全，但也希望他們不要節外生枝，制造麻煩。

伊麗莎白開創了宗教寬容這一政策，以圖結束因教派執政導致的英國分裂。宗教改革運動以后，基督教分裂為天主教、路德宗教會、加爾文宗教會、英國國教會、蘇格蘭長老會等各種宗派，還有更為激進的再浸禮派教會。這些教會彼此之間互相爭論、殘殺和戰爭。沖突雖然起源于宗教問題，但實際上同各國君主、貴族、城市、民眾的實際利益是聯系在一起的。世俗統治者們終于明白了“宗教寬容”。政治統一和宗教統一相分離，一個國家內的人民可以信奉不同的宗教，參加不同的教會。宗教寬容成為需要奉行的重要原則。

在論述了上述歷史發展后，需要強調一下這兩場運動表現出來的一些特點。

首先，與革命運動不同，保守運動不在于破舊立新，而在于維護秩序。凡是對建立秩序有作用處，一律加以吸收。保守運動既要維護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秩序，又要維護傳統的舊秩序，避免國家因為新舊之間的對抗而分裂。但是，保守運動與守舊運動又不是一回事，它具有自己的底線和原則，并不是一味地選擇打擊革命的成果。在“光榮革命”中，保守運動盡管不主張推翻王權，但卻堅持兩點：一是通過《權利法案》限制王權，二是阻止信奉并推行天主教的人當國君。在宗教寬容運動中，它不過分迫害天主教徒或極端的清教徒，但也不允許因為宗教信仰問題危及英國的國家利益，更不允許把沒收了的天主教會的財產再發回給教會。從這些情況看，保守運動的立場介乎于新舊之間，并以此來防止社會的動蕩。

其次，保守運動介于新舊之間，具有兩面性，其特點主要是在制度層面上來維護秩序。例如通過《權利法案》維護君主立憲制度，通過宗教寬容政策來緩和天主教徒、英國國教徒、新教徒和激進的清教徒之間的對抗。其采用的手段主要是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而不是戰爭的手段。保守運動廣泛采取各主要派別能夠接受的方式來穩定社會，并利用政府的權力來遏制和避免社會的過激反應。從宗教革命到宗教寬容，從資產階級革命到“光榮革命”，都表現出革命在先、保守運動在后的順序。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要讓革命的基本成果轉變為各種社會力量都愿意接受的制度。換言之，英國歷史不是像一條直線那樣順序演進的。當革命取得成果后，會出現反復，還需要以某種方式來調和矛盾，并對革命的基本成功加以鞏固。從表面上看，當“秩序”占據上風時，革命似乎在衰落，從銳進積極轉向保守、中庸；但也不能否認，“秩序”其實也鞏固了革命的一些成果，通過法律，它讓這些成果在制度層面上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