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弄清楚中國為何需要依靠出口來拉動解決增長的道理之后，接著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的出口市場是否已經達到飽和狀態，不再具有擴張的潛力？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第一，從WTO提供的世界與國別貿易統計數據來看，全球貿易已經恢復到了國際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以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美國的數據來看，其進口還創了歷史新高。

第二，危機后中國出口增長率的下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升值所造成的。從美國市場來看，中國已經成為高成本國家，伴隨著成本提高而來的自然是訂單的流失，而這些流失的訂單主要被墨西哥和越南等國所獲取。

第三，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形成，使得各國經濟活動的相互依賴程度空前提高，以致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很難再采用類似于1929年大危機爆發后的貿易保護政策來保護本國的國內市場。因為采取這樣的政策一定是損人又損己，所以各國拯救危機主要采取的是國內經濟政策，如擴張財政與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等。盡管也有部分主權國家采取了一些非關稅類的貿易保護政策，但全球的關稅水平并未出現上升的趨勢，這也是全球貿易能夠迅速得以回升和增長的主要原因。

第四，如果考慮到中國還有農業、金融服務以及國有企業壟斷部門尚未開放，那么中國對外貿易的空間依然非常巨大，因為只要我們進一步推進貿易自由化改革，就會再次創造出巨大的貿易機會。道理很簡單，貿易是雙贏的，只要中國開放目前仍受管制的市場，給別國產品以出口的機會，那么他國通過出口獲得的收入又會反過來成為購買中國商品的收入來源。

過早地調整經濟結構、轉向內部市場將使中國經濟增長陷入難以扭轉的困境

結論是簡單的，中國并未迎來“劉易斯拐點”，中國出口市場的潛力依然極其巨大。過早地調整經濟結構、轉向內部市場將使中國經濟增長陷入難以扭轉的困境。在農村剩余勞動被城市工業充分吸收以前就調整結構，會導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放棄國際市場，走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之路，就像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一樣，不可能增加財富總量。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為刺激內需而提高工資水平，不是造成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就是迫使企業減少雇員，由此導致的失業增加反而有可能造成總消費水平的下降。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短期內應采取的正確方法應當是：第一，通過建設面向農民工的廉租房和職業培訓等方法補貼農民進城務工，借以達到優化勞動力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之目的；第二，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并通過有效控制人民幣匯率升值（最好是貶值）來創造和促進對外貿易。從長期來看，則應通過增加全社會人力資本投資和研發投資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將來的經濟轉型做好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準備。

（作者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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