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和實現民主是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的一個主題，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面對新時期新任務，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作出了不斷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偉大構想，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新征程。對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怎樣看？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怎么辦？謹此提出以下觀點。

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形態

1.基本元素。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在中國的順勢提出，既有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催發，包含了古今東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

受古代雅典民主“公眾參與”方式的熏染，使得協商民主既關注結果、更重視過程，既關注多數人的意見、又照顧少數人的利益，幫助政府修正錯誤、正確決策；上個世紀后期西方學術界形成的“審議討論”式協商民主理論，是對西方僵化的競爭性民主機制的反思，也是對民主政治陷入的金錢、分裂、信任危機等重重困境的突圍，其思想漸入我國，開始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產生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仁愛”精神，如“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中庸致和”的價值取向、“兼愛非攻”的社會理想、“順時隨緣”的處世方法等等，為協商民主提供了豐富的營養成分；中國共產黨人面對我國轉型時期的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變化，提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執政理念，為更好地保障人民權益、引導人民群眾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政治生活給予了最新指導。因此，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的在中國的興起，反映了執政黨“一心為民”的群眾觀念，承載著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順應了新時代洶涌的民主浪潮，賦予了協商民主獨特的生命形態。

2.基本內涵。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精髓集中體現在中共十八大報告的專題論述中。研讀十八大報告，可以概括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涵義：中國共產黨“通過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等渠道，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廣泛協商。”其基本形式有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基層民主協商等。協商民主的價值和意義，主要表現在廣納群言、廣集民智，增進共識、增強合力，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等方面。為了增強協商民主的實效性，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程序。說到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本質，就是要充分體現并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折射出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光芒。

3.基本特質。一是參與各方的平等性，參與協商的各方主體包括執政黨、參政黨、群團組織、宗教團體、民族界別等地位平等；二是政治的合法性，各協商主體在開展民主協商的過程中，都要以憲法和法律為活動的基本準則；三是愿望的包容性，各協商主體在愿望上超越“從民所欲”的層面，達到“君子尚德”的高度，對協商意見體諒包容；四是內容的廣泛性，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生等廣闊領域；五是形式的靈活性，在實踐中可以表現為政協會議、民主懇談、民主議事、網絡論壇等多種形式；六是方法的妥協性，以“和諧”為核心價值觀，采取“不偏不倚、調和折中”的態度，在理性對話中系統、綜合地反映訴求，并在協商結果上作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七是言論的自由性，受《憲法》和黨的文件雙重保護，協商各方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八是成果的豐富性，協商達成的決議、建議、提案以及報告等成果可以滿足協商的需要。

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中國實踐

縱觀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始終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同步共振、相互促進。期間，有高潮也有低谷，有迷茫也有執著，始終在曲折的歷史長河中堅定前行，它會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清代思想家龔自珍留下的一首政治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革命戰爭歲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列主義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相結合，建立了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以此為標志，共產黨人開始了早期的具有歷史自覺性的協商民主探索?？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實行靈活的統一戰線政策，堅持走民主的“新路”，在邊區實行“三三制”政權制度，開始將協商民主理念運用于政權建設的實踐?？箲饎倮?，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要求“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協商民主精神首次公開出現在中共領導人的建國思想中。解放戰爭勝利前夕，中共中央在1948年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奠定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治基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勝利召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廣泛協商，確立了國號、國歌、國旗、國徽等，制定了具有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協商民主嘗試了成功，民主的驚雷在九州大地回蕩。

然而，如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總要歷經“九曲十八彎”。1953年9月，毛澤東和梁漱溟的那場“雅量”之爭，使民主協商受到傷害，民主言路遭到堵塞。1957年下半年，“反右”運動出現擴大化，黨內民主被沖擊，民主人士被打壓，多黨合作名存實亡，隨之而來的便是假話連篇的“大躍進”。而后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政府主義泛濫，知識分子自我圈禁，惶惶然不知所措，人民政協工作被迫停止，民主協商遭受褻瀆，民主政治跌入歷史的低谷。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創了中國各項事業競相發展的新“春天”，多黨合作優良傳統猶如枯木逢春而抽枝發芽。1982年憲法修訂和1993年憲法修正案，從法律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地位；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提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并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內容、方式作了明確規定；1997年，中共十五大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列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推進了協商民主的中國化；2005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重大問題要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中進行協商；2006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首次把“協商”與“選舉”并列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2012年，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至此，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已進入制度化、規范化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迎來了霞光滿天的黃金發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