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又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

一是，公有制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優勢發生了變化。

隨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居民財富越來越多，民間資本越來越多。個人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的增大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到2000年底，非公有經濟資產已經占全社會總資產的65％。個人的金融資產已超過國有資產。而且，隨著國有經濟戰略布局的調整，國有經濟將進一步收縮；國家實行公共財政，對國有企業的投入將逐步減少；對外開放的擴大，引進外資將進一步發展。

因此，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將會繼續發生變化。目前我國非公經濟在工業生產領域的比重約占70％，就業人員超過8000萬人，超過國企在崗職工3000萬人，非公經濟出口占56．5％，進口占58％。這些方面非公經濟已成為主力軍而不是生力軍。針對這些新情況，怎么辦？有兩種選擇：一是原來基本經濟制度的提法不變。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內涵的理解，從數量型轉向功能型，從功能上、質量上解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同時發展多種形式的基金、擴大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二是完善、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把原來的“公有制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為主導”。馬克思主義要發展，要與時俱進，黨的文件也應如此。不能認為，過去黨的文件上寫的就不能改了。事實上，我們黨的文件也是與時俱進的。例如十四大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定義、內涵，概括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后來十四屆三中全會修改為 “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對此我在第一次起草小組會上提出過意見。為什么這個提法也要與時俱進？因為它涉及：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國家還是市場？宏觀調控是資源配置的前提條件還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我們很高興地看到，現在的文件已回避了這個提法，只說“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二是，不能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對待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

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公有制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兩股道上運行，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例如按不同所有制經濟來立法，制定政策，實施管理，對財產的保護也是這樣。

現在，要使兩股道變成一股道，兩個繩擰成一股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使之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一是通過實行股份制，發展混合經濟。有的可通過上市，變成社會公眾公司，實行資本社會化。二是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財產組織形式，使多種所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關于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如果是在多元化的產權結構中，國有經濟發揮調控力似乎比控制力更好一些。

我在2003年4月23日和6月9日兩次文件起草小組會議上的發言，是經過認真思考的，有文件記錄可查的，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例如，提出改革是無止境、完善也是無止境的觀點，并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來論證這個觀點。這個觀點，已形成共識。十八大報告，就不再提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近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又如，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涵。十四屆三中全會將“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述為“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我從五個方面提出這種表述不夠科學。十六屆三中全會接納了我的建議，《決定》提出，“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如，提出所有制經濟理論創新的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為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我認為，這種理論的創新和突破勢在必行。

　四、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對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論述，都有許多理論上的創新

除了上述三次三中全會做出決定之外，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對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論述，都有許多理論上的創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而且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十三大我沒有參加報告起草，但是有一個建議，登在1987年8月20日國家體改委的一個簡報上，題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論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講了三點意見：第一，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是一種手段和方法，不是社會制度的屬性，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二，用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第三，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的發展，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形式發生變化，從指令性計劃向政策性計劃轉變，是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時任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在簡報上批了“送總理參閱”幾個字。總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計劃改為經濟合同制的觀點反映到報告中去”。

用經濟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計劃，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現在看來不覺得什么，但當時是一件大事。因為國家體改委有一個委員考察了匈牙利回來說：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計劃。后來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指令性計劃怎么能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計劃就是取消計劃經濟，取消計劃經濟就是取消社會主義。”上到這么高的綱來批判。我于1986年帶了一個18人代表團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什么帶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為匈牙利是第一個搞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派人，企業派人，到處派人，匈牙利這個小國有點應接不暇了。他們說：我們的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大家都重復去考察，問的問題也差不多，考察的資料由各單位分別封鎖起來，別人不能分享。我當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下決心要改變這種狀況，做深入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進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經驗教訓。在考察過程中，我們把重要問題通過使館用密電發回來，分發中央各有關領導。后來把考察的結果匯編成冊，書名叫《艱難的探索》。這樣，資料大家可以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復考察。

在考察中，我問了匈牙利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你們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計劃？”他說：“我們根據平衡表編制計劃，計劃執行的結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10％，但誰也沒有責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計劃。”后來我又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該國生產的“拔佳”皮鞋是名牌，解放以前上海有這種品牌的皮鞋，但是，后來搞了計劃經濟沒有名牌了。為什么呢？因為計劃部門根據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有1600萬總人口，按每人兩雙皮鞋作計劃，總共需要生產3200萬雙皮鞋，然后把計劃指標分到各皮鞋廠。計劃執行結果，生產出來的皮鞋往往人家不要，而人家要的卻沒有生產，一方面大量積壓，一方面又大量短缺。為什么？因為皮鞋這樣的東西，其需求是個性化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樣，城里人跟農村人不一樣，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不一樣，大人跟小孩不一樣，你千篇一律按一人兩雙來做計劃，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他們都明白過來了，很自然地就取消了指令性計劃。但我們還在爭論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特征，取消指令性計劃就是取消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