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的社會矛盾

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社會矛盾上升，背景是自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革命”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致使收入分配和社會福利狀況惡化成為近30年來的世界性現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概莫能外，差別不過是程度大小和持續時間長短而已。

論收入分配，由于絕大多數人的收入主要來自勞動收入，資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階層，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及其變動能夠顯示一國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勞動者還是資本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1990～2008年間，印度與俄羅斯、美國勞動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個百分點，以至于帶動世界平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2個百分點。而在過去20年里，《2010年人類發展報告》一項研究覆蓋的110個國家中竟有65個國家出現了勞動收入份額下降，④這表明，1980年代后期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導向改革已經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惡化的后果。198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國家比下降的國家更多。過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國家中至少有兩個以上的狀況又惡化了，最顯著的是前蘇聯國家。目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大多數國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幾十年前加劇了。⑤論社會福利狀況，從健康到公共教育，1980年代以來、特別是蘇東劇變以來，人類發展領域的減速和倒退更是不勝枚舉。

過去10年里，新興市場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業績相當顯赫，但經濟增長未必等于社會矛盾的緩解與消除。假如與經濟增長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敗猖獗等問題，那么這樣的經濟增長反而會加劇社會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團挾持綁架，致使經濟增長未能惠及全民，正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高發病。

以印度為例，國際上有個廣泛流傳的說法是印度的內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優于中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但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大大損害了印度經濟增長的成色和后勁。中國經濟總量和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連續多年是印度的數倍，2008年，中國GDP是印度的3.55倍；⑥2009年，中印兩國GDP分別為49913億美元、13773億美元，中國是印度的3.62倍，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為3620美元和1220美元，中國是印度的2.97倍；2010年，中印兩國GDP分別為59266億美元、17271億美元，中國是印度的3.43倍，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為4270美元、1330美元，中國是印度的3.21倍。⑦但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億萬富豪人數直到2009年才超過印度，2009年億萬富豪群體資產總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國首富資產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僅此一點，足見印度收入分配失衡何其嚴重。

正因為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在號稱“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紀初，印度人均糧食消費量不增反減，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減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為二戰以來最低水平。⑧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營養不良發生率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嬰兒死亡率57.4‰，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9.5‰，⑨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會公正和維護國民基本生活方面的嚴重缺陷。而且，1990年代改革以來，印度營養不良發生率下降微乎其微。從1990～1992年間到2004～2006年間兩個時間段，中國、越南、老撾三個亞洲社會主義國家營養不良發生率均大幅度下降，中國從15%降到10%，越南從28%降到13%，老撾從27%降到19%，印度則僅僅從24%降到22%。⑩印度這種經濟改革惡化營養不良問題的現象并非偶然和孤例。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自1991年全面啟動經濟改革以來，印度自殺率明顯上升。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2011年度事故死亡及自殺報告》數據，1967～2011年間，印度自殺死亡人數從38829人一路上升至135585人，自殺率從7.8／100000上升至11.2／100000。1980年代之前，印度每年自殺率較少達到8／100000，僅1970年一年出現過9.1／100000的峰值，1979年和1981年都只有5.9／100000。1991年全面啟動經濟改革當年，印度自殺率突破9／100000達到9.2／100000，1997年突破10／100000，1999年突破11／100000，近些年一直保持在11／100000以上。11

與印度類似，巴西1990年代以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化劇烈。本世紀初，占人口10%的最富裕階層占有巴西46.7%的社會財富，最貧困的10%人口僅擁有1%的財富。2000年，全國貧困人口為6400萬，占總人口的37.7%；赤貧人口為1524萬，占總人口的9%；全國有36.1%的居民住房缺乏基本衛生設施。雖然巴西有史以來第一位左派總統盧拉執政期間頗為注意改善收入分配、減少貧困，但并未解決巴西這一社會經濟痼疾。劇烈的貧富分化抑制了巴西國內市場規模的擴張，不利于巴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蘊藏著不可忽視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盡管曾經相當激烈的巴西共產主義武裝斗爭已經平靜下來，前左翼武裝組織成員迪爾瑪·羅塞芙（Dilma Rousseff）還當上了巴西總統，但巴西的社會矛盾并未真正解決，近年經濟增長的某些側面還引發了新的矛盾，如其大豆產業的擴張就在農場主和當地人之間引發了一系列爭奪土地所有權的斗爭。劇烈的貧富分化還為巴西黑社會勢力滋長創造了肥沃的土壤，致使黑社會坐大成為歷屆巴西政府都無法解決的痼疾。

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的特點更加大了社會矛盾的風險。就總體而言，其他條件相同，與制造業驅動的增長相比，初級產品行業驅動的增長會帶來更多的腐敗、兩極分化和暴力壓榨，從而產生較多的社會矛盾。因為制造業企業處于永恒的買方市場，企業需要創新才能取悅消費者而賣出產品，實現增長；但初級產品行業經營的關鍵在于占有資源，牛市時期尤其如此，即使沒有取悅于下游產業的創新，只要能夠“擺平”相關方面勢力，占有資源，就能大發利市。看看山西超大規模開發煤炭資源后當地吏治的墮落，看看郴州窩案與當地有色金屬資源開發之間的關系，我們就不難明白這一點。清朝雍正帝執政期間對開發國內礦產資源態度消極，甚至嚴令禁止，學界多指責其保守、封建，但筆者認為，雍正帝在深思熟慮之后作出上述決策，恰恰是因為他認識到了采礦業發展的上述嚴重副作用，因而寧愿通過進口解決國內增長的礦產需求。麻煩的是，近10年來，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業績雖然顯赫，但相當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于初級產品牛市，巴西、俄羅斯這樣的金磚國家也不例外，其助長社會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級產品行業的發展和牛市還會在國內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群體之間激起更多的爭奪資源利益的沖突矛盾。看看北海油田開發如何激勵了蘇格蘭分離主義勢力，看看尼日爾河三角洲石油資源開發如何促進了尼日利亞國內分裂主義運動的勃興，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伊斯蘭國家與非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群體尤其蘊藏著巨大的社會動亂與溢出風險。由于宗教文化傳統等因素，這些國家和非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群體一直保持著極高的生育率；引進的現代醫療保健技術又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與群體的人口增長快且人口結構年輕，歐洲甚至出現了“歐拉伯”的說法。而由于文化傳統和“荷蘭病”效應等原因，這些國家的制造業無法自主發展起來，無法提供足夠多的現代產業部門就業機會，眾多無業、失業青年相應成為這些國家社會的動亂因素。伊斯蘭教暴力和無自省傾向最為突出、伊斯蘭教教派眾多且教派斗爭殘酷暴烈的歷史傳統等因素，進一步放大了這些國家爆發動亂的風險，也加劇了這些國家動亂爆發后的烈度。

新興市場將進入經濟與社會震蕩高風險期

由于上述嚴重的經濟和社會矛盾，未來10到20年間，新興市場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的高增長時期將趨于終結，轉而進入經濟與社會震蕩高風險期，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上升的勢頭將在相當程度上逆轉。在經濟上，初級產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動將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發展態勢的轉折點。

從較長時間跨度上看，新世紀以來的初級產品市場“超級周期”已告終結。盡管美歐日央行先后實施了多輪量化寬松政策，但經濟增長不甚景氣、實際消費需求上升相對疲弱、貨幣寬松政策力度有限決定了難以出現全面、大幅度的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特別是礦產資源，由于其開發、產能擴張的周期較短，在新世紀以來的初級產品牛市中，礦產資源產能擴張已經太大，且非傳統替代能源等增長很快，并無多少價格上升空間，繼續下跌壓力沉重。未來10到20年間可望出現的某些技術進步將進一步壓縮相當一部分礦產資源的需求，特別是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核能技術的進步將構成對其行情的最大威脅。只是農產品生產所需土地日益稀缺，需求則持續上漲，且生產周期難以壓縮、產能難以迅速提高，剔除能源等投入因素后的價格有一定上升空間。

回顧近年商品行情數據，國際初級產品市場某些指數2012年總體略有回升，但仍未達到2011年初的水平，而且價格回升、上漲主要體現在糧食和油料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上，礦產價格總體上仍然下跌了。2012年12月11日，路透社商品指數為3071.3點，道瓊斯商品指數（期貨）為140.6186點，道瓊斯商品指數（現貨）為443.9199點；2011年12月28日上述三項指數分別為2705.1點、140.6948點和427.3271點；2011年1月3日上述三項指數分別為3183.8點、160.4835點和456.5288點。盡管12月11日商品市場指數高于1月31日，但紐約市場西得克薩斯輕原油期貨價格從98.48美元／桶下降到了85.79美元／桶，倫敦金屬交易所A級銅現貨價格從8485.5美元／噸下降到了8070美元／噸，美國市場2號軟紅冬小麥FOB價格從9.18美元／蒲式耳上漲至9.66美元／蒲式耳。初級產品行情下跌，將使得過去10年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牛市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面臨嚴峻考驗。

如上文所述，未來必然到來的西方中央銀行重新收緊貨幣政策是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另外一大潛在風險，因為這種變動很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若與初級產品行情逆轉相結合，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沖擊將形成相互加劇的惡性循環。在微觀層次上，新興市場經濟體優秀企業普遍更多地利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致使其資產結構中的貨幣錯配問題更加突出，這樣的沖擊將充分暴露其脆弱性，從而發生相當多的倒閉破產，并最終上升為宏觀層次問題。

同時，初級產品行情下跌與某些國家不切實際的改善工人福利政策相結合，可能導致他們的經濟蒙受重創。如贊比亞的最低工資標準之爭。2011年2月，贊比亞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受雇者最低檔次（普通勞動力）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6.88萬克瓦查（約57美元）提高到41.9萬克瓦查（約88美元），漲幅高達56%，其他各檔次（技術類工種）漲幅也分別在20%～42%之間。此外，月交通補貼標準從8萬克瓦查漲到10.24萬克瓦查；月午餐補貼從7萬克瓦查漲到12萬克瓦查；國內出差補貼從每日10萬克瓦查漲到19.5萬克瓦查，12漲幅在28%～95%之間。時隔一年半，2012年7月11日，該國政府再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一般雇員最低工資為113.24萬克瓦查，比上年2月份的標準提高了170%之多。在勞動生產率和總的產出水平沒有明顯提升的情況下，短短一年半時間里接連這么大幅度提高工資，絕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做法。

除了大幅度提高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壓力等短期負面作用外，從長遠看，過于激進地大幅度提高員工工資，并不利于贊比亞等許多發展中國家擴大就業，特別是不利于在現代產業部門最大限度創造體面收入就業機會。這些國家還是絕大多數勞動力集中于傳統“前現代”農業部門的貧困國家，連續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這些國家就業總人口不到20%的現代產業部門正規就業人員，占勞動人口絕大多數的傳統產業部門勞動者、脆弱性就業者和失業者反受其害，因為給予小小的現代產業部門員工過高薪酬（按贊比亞標準衡量），無異于制造一小批工人貴族，阻礙企業采納密集使用人力的生產方式，而是傾向于多用機器設備，從而阻礙農業部門勞動力轉入現代產業部門。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贊比亞國內一小批貴族化工人與占多數的無業游民、農民之間矛盾必將日漸滋長。

類似贊比亞最低工資標準之爭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并不鮮見，南非等其他一批非洲國家在勞動人事、土地等領域也有較高風險陷入類似贊比亞的狀況。

實際上，自從2011年下半年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運行已經普遍出現了劇烈的波動：經濟增長急劇失速、資本大規模外逃、貨幣對美元匯率大幅度貶值、貿易收支惡化。雖然2012年頭兩個半月其貨幣匯率和資本流入一度出現反彈，但從3月下旬起就再度逆轉，即使“金磚國家”這樣的熱門新興市場經濟體也未能幸免。

2010～2011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從7.5%猛跌到2.7%，2012年一季度只有0.8%，全年經濟增長率未必能夠達到1%，雷亞爾對美元匯率貶值近20%。由于貨幣貶值和經濟增長急劇失速，巴西企業在國際市場融資難度大大提高，外債危機風險急劇上升。2011年，巴西企業在國際市場獲得融資470億美元，2012年預計只有1億美元，而2012年巴西企業到期外債約有273億美元（巴西中央銀行數據）。國際收支惡化進一步提高了巴西經濟的風險。本來，自2001年以來，巴西貿易收支大體上一直是順差，但2012年1月出現單月逆差，11月份再次出現1.9億美元貨物貿易逆差。巴西經濟不景氣已經波及其對華貿易，2012年1～11月我國與俄羅斯和巴西雙邊貿易總值分別為806.2億和783.8億美元，分別增長11.9%和1.3%。

印度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0.6%跌到2011年的7.2%，2012年一季度更跌落到了5.3%，為9年來的最低點，到6月末，印度盧比對美元匯率已比3月份貶值10%以上，比一年前貶值約30%。由于印度經濟頹勢過于顯著，以至于10余年來一貫褒揚印度而唱空中國的西方研究機構、西方主流輿論也開始集體唱空印度，力度之強，音量之高，幾乎一二十年未見。標準普爾對印度的信用評級僅僅比垃圾級高一級，6月11日又警告將把印度評級進一步下調到垃圾級，使之淪為老金磚四國中第一個喪失投資級信用評級的國家。從美國《紐約時報》、德國《經濟周刊》到加拿大《環球郵報》，西方國家主流媒體紛紛批評印度經濟和社會問題，就連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也以“再見，不可思議的印度”為題唱空印度。

俄羅斯盧布對美元匯率第二季度貶值11%左右，其資本外逃問題自蘇聯解體以來始終未能根治，2011年下半年以來又有變本加厲之勢。

印尼自1980年代以來幾乎一直是順差，2011年10月份創造了15億美元的月度貿易逆差新紀錄，1～10月貿易逆差總額5億美元。

智利2012年8月份出現10億美元逆差，是2008年以來最高的月度貿易逆差。

……

2012年以來，持續多年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之所以逆轉，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未來10到20年間，經濟風險與蕭條將放大、引爆新興市場本已存在的眾多社會不穩定因素，階級、民族、宗教、地域之間的矛盾將集中爆發，原來經濟景氣時期尚可容忍的問題彼時將顯得無法容忍，爆發政治動亂、游行示威、政變、內戰和外戰的風險上升，腐敗、民族宗教矛盾、收入分配失衡、失業、官民沖突等都可能成為引燃沖突的導火索。其他條件相同，高度依賴初級產品行業、伊斯蘭教傳統濃厚的國家和地區風險更大，非洲、拉美和中東伊斯蘭國家將是未來10到20年新興市場社會震蕩與動亂的主要風險區。

由于種種因素，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勢力已經成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贏家之一，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勢力暴漲，控制了相當多的地區，而且成為一批國家政治生活中數一數二的主導勢力。預計這股勢力在未來數年內將繼續擴散，歐洲和美國穆斯林和少數民族群體的膨脹將直接間接助推這股勢力的增長，從而維持、加劇相當一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社會動亂。面對這種局面，美歐國家政治決策階層很有可能采取縱容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勢力在“民主”之類旗號下擴散，借此一舉三得：通過制造伊斯蘭國家內部的社會動亂與戰爭，令伊斯蘭世界內部自耗，無形之中降低、化解伊斯蘭世界的潛在威脅；牢固把握“民主”這面旗號，以占據國際話語權力優勢；排擠新興工業化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非西方競爭對手在伊斯蘭世界的利益與影響力，最好還能誘導、推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勢力禍水東流，在中國、俄羅斯等非西方競爭對手國內制造動亂，削弱其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