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多次引導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淘汰東部地區的落后產能，而是在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期內推動中西部地區對其進行接棒升級，從而成為承載更多就業、提升人民群眾收入的產業載體。新時代新征程，引導產業有序轉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建立有利于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的體制機制，加強跨區域基礎設施聯通和物流體系暢通，加大對產業升級和科技研發的投入力度，持續保護修復生態環境和改善營商環境，不斷創造產業轉移的良好環境，使資金、技術、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得出、留得下、能長久”。

【關鍵詞】產業有序轉移 區域協調發展 國家戰略腹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意見》，明確要求提升區域協調發展就業承載力，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加大對革命老區、邊境地區、資源枯竭地區等政策傾斜，促進區域間就業均衡發展。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座談會時首次提出：“統籌抓好沿江產業布局和轉移，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是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打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對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形成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加快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后在“一五時期”“三線建設時期”和2000年后西部大開發等時期，引導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創造性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西部地區從開放“末梢”向開放前沿轉變，國內外資金對中西部地區的投入明顯增加，現代農業、現代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新能源、現代物流商貿等一大批項目紛紛落地，現代制造業集群體系加快形成，有效增強了中西部地區的整體實力，有力提升了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水平，奠定了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堅實基礎。但不可否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內生動力仍不牢靠，中西部地區發展還面臨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支撐能力不足、對外開放水平不高等困難和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和中西部的發展不充分是其中的重要體現，亟需為中西部地區打造可持續的產業優勢，打破空間維度上的總體不平衡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產業向西轉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歷程

通過產業向中西轉移和布局來調整生產力布局、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有的傳統，前后經歷過四個主要時期，分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五”時期，三線建設的“三五”“四五”時期，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后的二十世紀頭十年，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多次產業向西轉移，為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填補了空白、夯實了基礎、增強了實力、提升了質量，有效推動了區域協調發展。

填補空白：“一五”時期的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布局。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國際社會的封鎖和孤立，如何快速恢復國民經濟，走上相對平衡發展的道路，是亟待解決的根本性問題。考慮到當時70%的工業集中在易遭受攻擊的東部沿海地區，為了規避戰爭破壞的風險，黨中央選擇以京廣鐵路以西為新設城市和工業項目的目標區域，加速要素和資源從沿海向內陸轉移集聚。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為例，東北、西北、華北和中南分別占37.3%、22.0%、18.0%和12.0%，合計為89.3%。再以限額以上的694個項目為例，有472個項目布局在中西部地區，占全部項目的68.01%。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中西部地區的第一次大規模投資，填補了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空白，極大地改變了中西部地區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其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

夯實基礎：“三線建設”時期的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布局。20世紀60年代后期，隨著國際形勢的嚴峻復雜和周邊沖突升級，我國面臨戰爭的風險陡升。與此同時，我國的人口、工業、基礎設施等過于集中在14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周圍，極端條件下國家安全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基于此，我國決定在“三線”地區（即甘肅省烏鞘嶺以東，山西省雁門關以南，京廣鐵路以西和廣東省韶關以北的廣大地區）展開大規模工業建設和邊疆地區的工業內遷工作，掀起了新一輪向西推進的經濟布局大調整，中西部地區各省區的工業總產值有了突飛猛進，平均增加了5倍以上，中西部很多省份第一次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三線建設”有效推動了東部地區人才、資金、資源等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在夯實其產業發展基礎的同時，塑造了初步的競爭優勢。

增強實力：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以來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依托優勢區位和先行開放政策率先發展，東中西部發展差距逐漸加大。1999年，黨中央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西部地區發展，逐步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轉移支付超過3萬億元，累計新開工建設120個重點工程，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一批重點工程相繼建成，能源及化學工業、優勢礦產資源開采及加工業、特色農牧產品加工業等六大產業獲得顯著發展，將西部地區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從2000年至2009年，西部地區GDP年均增長11.9%，高于全國同期增速，占各地區GDP加總數比重從17.1%上升至18.5%。在這一過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和工業發展實力得到顯著增強，建立起了在國內大循環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體系，以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培養引進、特色產業扶持的綜合措施形成了西部地區現代化的發展框架。

提升質量：“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創造性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西部地區從開放“末梢”向開放前沿的轉變，使國內外資金對中西部地區的投入明顯增加，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質量明顯提升。在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中，西部地區的地緣優勢得到充分發揮，而且亞歐大市場開發所激發的經貿潛力為西部地區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戰略機遇。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抓手，西部地區向外借助中歐班列開辟了亞歐陸路運輸新通道，向內開通西部陸海新通道打通了內陸地區南向出海通道。同時，西部地區大力推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航空航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新能源汽車、光伏電池等正成為西部產業新名片，光子、氫能、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成為投資藍海，一大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正蓄勢待發。近5年來，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4.9%，增速居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四大板塊之首。2023年地區生產總值達26.9萬億元，占全國的21.5%。2024年上半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實現地區生產總值達到40365.7億元，同比增長5.8%，加速接近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新時代以來，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斐然，受益于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多項舉措，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并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在內外良性互動的格局中形成了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

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布局的戰略考量

黨的二十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區域協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布局，不僅是著眼于區域協調發展一以貫之的總體目標，更是統籌發展和安全、優化生產力布局、強化高水平開放、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動求變、應變、化變的戰略舉措，對于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推動形成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具有重要價值。

統籌發展和安全，應對多重風險挑戰的主動作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地區沖突加劇世界局勢動蕩，地區乃至全球安全形勢惡化趨勢加劇。未來大國博弈和角力將進一步加劇，中美之間的對抗風險持續增加，尤其是特朗普重新當選美國總統之后，極為可能延續其之前對我國貿易、科技等領域進行封鎖的政策。當前，我國優勢產業體系及其優質生產要素仍高度集中于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為代表的東部地區和以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等中心城市為代表的中西部都市圈，在極端條件下往往容易造成關鍵產業鏈斷鏈，進而對整個國民經濟循環造成沖擊。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建設國家戰略腹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則進一步強調要“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西部地區以其地理特征、資源優勢，以及部分省份在歷史中形成的產業優勢，成為了國家戰略的保障之所和關鍵產業的承接之地。

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布局，是在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則下，著眼于提升國內大循環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水平，在中西部地區布局建設一批國家戰略腹地，充分發揮戰略腹地區域的地理區位的樞紐性、產業基礎的完備性、創新發展的支撐性、城市文化的凝聚性，推動關鍵產業、重要產能、重要戰略物資備份和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為經濟主體應對外部沖擊提供有效的替代選擇，從而減輕經濟主體的潛在損失，增強應對各種突發極端情況沖擊的能力水平，更好服務國家經濟安全和戰略安全。

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舉措。優化生產力布局是調整制約生產力發揮效能的空間配置和組合的過程，是生產要素在空間上高效組合和迭代的過程。1956年，毛澤東同志曾提出“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但同時“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形成了沿海和沿長江兩大地帶的T字型生產力布局框架，沿海地帶涌現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世界級城市群，沿長江地帶涌現了長江中游、成渝等重要城市群，構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增長極。但不可否認，生產力布局的高度集中，不僅加重了增長極區域嚴重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無法騰出空間來配置和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也使得廣袤的中西部區域生產要素被過分吸取，加劇了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風險。

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布局，是在超越了傳統鋼鐵、化工、冶金、機械裝備等工業領域，更偏重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集成電路、重大工程設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時代背景下，利用新時代重大生產力布局更依賴新能源、新型基礎設施、高素質人力資本、良好生態環境和營商環境等高水平要素組合配置的重大機遇，充分發揮中西部地區大型新能源基地廣布、“東數西算”協同配合、生態環境日趨良好的優勢，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序轉移，在中西部地區配置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特色集群，積極培育和發展中西部地區城市群都市圈，加強現代化重大基礎設施體系支撐作用，以重大設施互聯互通帶動全國大市場建設，進一步打通國內大循環堵點卡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高質量發展，推動全面開放的必然選擇。高質量發展是高水平開放的基礎，高水平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條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借助共建“一帶一路”契機，加速從開放的“大后方”走向“大前沿”，集聚吸引產業要素向中西部轉移，有效提升了經濟發展水平。2023年西部地區生產總值達26.9萬億元，同比增長5.5%，居四大區域板塊之首，占全國GDP比重達21.4%，比2012年提高了1.6個百分點。然而，隨著歐美等國加速和我國“脫鉤斷鏈”、我國相對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不再明顯等多重因素疊加，許多資金、技術、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紛紛向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家轉移，導致我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受到挑戰。同時，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基礎仍然相對薄弱，產業發展水平總體上處于價值鏈中低端，產業關聯度不高、產業集聚效應偏弱、產業鏈較短，對東部地區和先進國家的產業投資吸引力不足，難以對當地和周邊國家產業發展形成輻射帶動，制約了共建“一帶一路”和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推進。

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布局，就是通過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進一步織密中西部和東部、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之間的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網絡，夯實中西部地區和腹地城市在國內大循環中的產業支撐作用，提升中西部地區和腹地城市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對沖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的不利影響，形成對全球先進產業的持續吸引力和周邊國家輻射帶動能力，提升“一帶一路”產業合作的高度，推動我國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地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對于西部地區而言，“先立后破”要求各省市立足于自身產業基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未來產業；“因地制宜”要求各地找準比較優勢，高效利用資源稟賦、協同打牢產業基礎、合理優化科研條件；“分類指導”則需要各地積極探索先進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落實全國層面的頂層設計并有選擇地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進入縱深發展的機遇期，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快速向各個產業領域滲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進程不斷加快，低空經濟、元宇宙、無人駕駛等新業態不斷涌現，推動了全球科技創新版圖重塑和經濟產業結構重構，也推動各國各地區比較優勢重新洗牌、科技競爭優勢重構。202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座談會時強調：“堅持把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作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發展新興產業，加快西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大對中西部科技創新支持力度，在合肥、成渝和西安設立全國綜合性科學中心，在成渝、武漢、西安設立全國科技創新中心，2023年中西部地區的科技研發投入增速達到9.2%和10.0%，均快于東部地區。

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布局，就是要充分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期，一方面鼓勵東部地區“騰籠換鳥”，加快集聚全球創新要素，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另一方面發揮好中西部全國綜合性科學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引擎作用，持續推動中西部地區優勢產業鏈拓鏈、傳統產業延鏈、新興產業建鏈，在新技術強化優勢產業前沿水平、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綠色水平、豐富新興產業業態的諸多場景中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斷發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

引導產業有序轉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和舉措

引導產業有序轉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建立有利于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的體制機制，加強區域間的基礎設施聯通和物流體系暢通，進一步降低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的成本，加大對產業升級和科技研發的投入力度，降低產業轉移的“落差”，持續保護修復生態環境和改善營商環境，不斷創造產業轉移的良好環境，使得東部地區和中心城市的資金、技術、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得出、留得下、能長久”。

第一，建立健全有利于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的體制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的協作機制，推動轉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推動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要通過建立相應的政策制度、健全產業協作機制、搭建承接產業轉移平臺、創新多種實現機制來破解制約產業轉移的堵點卡點，實現轉出地和承接地互利共贏。

一是探索建立產業轉出地和承接地之間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機制。產業“轉不出”的重要原因是產業轉移帶走了經濟指標和財政稅收使得產業轉出地既不愿意，也不配合，造成了大量早應向中西部和腹地城市轉移的產業仍然集中在東部地區和中心城市，但已不具備生產的成本優勢或經濟安全的保障能力。因此，要加快探索在轉出地和轉入地之間合理分配經濟核算指標和財政稅收的政策制度，使得雙方都能從產業轉移中獲益。

二是健全東西部協作、對口支援幫扶等既有產業協作機制。例如，持續發揮閩寧協作、蘇陜協作、京蒙協作、滬云協作等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幫扶機制的重要作用，將其與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拓展產業協作的內容和深度。

三是加快建設一批承接產業轉移平臺。發揮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牽引作用，在中西部交通便利、人口資源承載力好、工業基礎扎實的地區抓緊再建設一批承接產業轉移平臺，為東部地區和中心城市產業轉移創造空間和載體。

四是創新實施產業轉移“飛地”“反向飛地”模式。在中西部地區和腹地城市設立一批由東部地區和中心城市直接管理運營的“飛地園區”，一些中西部產業基礎好但高端化前沿化不足的產業可以在東部地區設立“反向飛地園區”，集聚高層次要素集中攻關產業鏈關鍵技術和核心環節。

第二，加強跨區域基礎設施聯通和物流體系暢通。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需要高水平的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和低成本的物流體系，只有保障生產要素和商品服務在國內低價高效流通，方能實現轉移到中西部和腹地的產業有效融入國內大循環。只有通過優質生產要素的低成本流動，才能實現其高產出效率的聚集。當前，我國跨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有短板，東西向的大通道和西部的南北大通道建設還有待加強，物流體系成本居高不下，2023年社會物流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4.4%，高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因此，要通過跨區域基礎設施聯通和物流體系暢通，進一步降低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的成本，破除資源流動障礙。

一是加快推進跨區域大通道建設。以八橫八縱高速鐵路網為依托加快建設連接東部和中西部主要城市群和都市圈之間的高鐵網絡，織密中西部地區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之間路網密度，補齊中西部地區接入跨區域大通道的短板。

二是著力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是伴隨著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浪潮風起云涌的過程，必然對中西部地區的算力、存力、運力、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要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區大型新能源基地廣布的優勢，加快布局5G基站、工業互聯網、城市基礎網絡完善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密度。

三是以多式聯運為核心加快暢通物流體系。加快在中西部地區布局一批國家物流樞紐，完善鐵路、港口、空港等樞紐節點集疏運體系，大力推動集裝箱公鐵聯運、鐵水聯運、江海聯運等多式聯運，加快融入“通道+樞紐+網絡”現代物流運行體系。

第三，加大科技研發和產業轉型升級支持力度。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需要中西部地區和腹地城市有相應的產業基礎和一定的產業高度才能“接得住”，而只有通過追加科技研發投入來延伸拓展轉移來的產業“擴點成鏈”，才能真正把轉移來的產業內化成區域長期發展的動力，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創造更多發展和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條件。因此，新一輪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淘汰東部地區的落后產能，而是在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期內中西部地區對其進行接棒升級，從而成為承載更多就業、提升人民群眾收入的產業載體。

一是布局建設一批科技創新平臺。依托中西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加快布局建設一批工程研究中心、中試基地、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推動建設制造業創新中心、企業技術中心等創新平臺。

二是建立多渠道東西部科技合作機制。利用人才交流、訪問學習、互派掛職、聯合研究等多種方式，建立東西部地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業之間的科技合作機制，推動新知識新技能加速溢出傳播。

三是以綠色化數字化為方向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資源型產業、勞動密集產業占比高，要利用產業轉移的機會，聚焦重點行業深入實施產業轉型“綠色+數字”升級工程，深入推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不斷提升產業高度。

近幾十年來，由于部分地區的盲目規劃與對標建設，我國區域間產業趨同度有所增加，不僅中部與東部產業結構差異已經較小，西部地區也有相同的發展趨勢，僅在具體行業中有所不同而已。同質化的產業體系雖然能利用先進地區的經驗并有益于承接產業轉移，但無法開展高效的分工協作和均衡的協同進步，使得中西部地區容易陷入投資及要素驅動的陷阱。各地區在加快科技研發和產業轉型以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沒有統一的模板和步驟。稟賦的差異和發展的差距使得西部各省市具有不同的后發優勢，因而具有不同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向和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定位。因此，各地區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不盡相同，西部地區尤其要結合自身特點規劃創新路徑，暢通本地區特色的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模式，推動我國整體科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四，持續保護修復生態環境和改善營商環境。優美的生態環境和良好的營商環境是產業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不僅能夠加強對于人才和資源的吸引能力，更能保護長期發展的自然與社會基礎。中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資源承載能力較弱，營商環境相比東部地區薄弱，要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過程中持續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加快改善營商環境，不斷為產業轉移創造良好“軟硬”環境。

一方面，以建設美麗中國為抓手持續開展生態環境保護。遵照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的要求，深入開展生態環境保護修復，更加重視對秦嶺、祁連山等重要生態屏障的保護，持續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推進以綠色低碳、環境優美、生態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為導向的美麗城市建設。

另一方面，對標國際一流加快改善營商環境。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以政務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不斷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形成法治化、信息化、市場化的長效機制，加快打造貿易投資便利、政策公開透明、機制協調聯動、政務服務規范、法治保障完善的營商環境。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路徑與策略研究”（項目編號：18JZD02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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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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