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國際技術角逐呈現出超競爭態勢，現階段高新技術自身的發展特點包括技術優勢的暫時性、技術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以及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等，這對世界各國的戰略規劃、研發投入和人才培養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紛紛加快自身技術戰略布局，通過國內外統籌的技術競合戰略，力圖在全球技術競爭中爭取領先地位。隨著世界各國技術角逐強度逐漸提高，傳統的全球地緣政治有向“科”緣政治轉變的趨勢，表現為關鍵技術領域的舉國體制不斷強化、技術競爭趨向“泛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等特點，全球技術體系存在分裂化趨勢。面對超競爭環境下大國技術角逐的新特點，中國應從創新體系、外交戰略、國際合作等多個方面制定應對策略，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促進技術穩定發展，為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爭取更多主動權和話語權。

【關鍵詞】超競爭 技術戰略 技術競爭 “科”緣政治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在數字化迅速發展的當今時代，技術創新已經成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領域。超競爭環境下，技術不僅僅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引擎，更成為各國在國際舞臺上爭奪戰略優勢的重要手段。國家之間的技術競爭，不僅體現在技術研發和產業應用上，也滲透到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的方方面面。這種激烈的技術競爭態勢迫使各國紛紛調整和優化其技術戰略布局，以期在全球技術競賽中占據有利位置。國家間的技術角逐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和激烈性，影響著全球經濟秩序和戰略格局的深刻變動。為此，了解和分析世界各國的技術戰略布局和技術競爭特點，便成為理解當前國際關系和未來發展趨勢的關鍵。

在經濟全球化和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全球技術競爭呈現出超競爭態勢

超競爭是指市場中的競爭不僅激烈，而且持續不斷，所有競爭者都需要不斷創新和調整策略以獲得競爭優勢。這一競爭態勢是由當前技術本身發展的特點所決定的：

第一，技術加速迭代，意味著任何技術優勢都是相對暫時的。與數字時代技術創新的驅動模式和創新范式的變化有關，當前技術創新和技術迭代速度持續加快，研發與應用之間的距離縮短，應用普及更加迅速。不同于過去單純聚焦技術或需求的驅動模式，由場景驅動的創新模式以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場景或未來發展的大趨勢、大場景為引領目標，聚焦重要的場景和關鍵需求，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場景往往會催生重大的技術—經濟范式變革，形成顛覆性技術、產品和前沿引領性產業。同時，創新范式的變化也加速了技術的迭代更新。經濟全球化意味著技術、人才、資本和市場在全球范圍流動和合作，技術創新不再局限于單個國家或地區；整合化意味著創新活動的組織和技術邊界不斷整合，開放開源、多主體協同創新的趨勢更加顯著，不同領域的技術相互融合，帶來了多樣化的技術創新路徑和應用場景，技術集成已成為創新的重要形式。例如：在大數據、智能計算、超級計算、腦科學、認知科學等相關技術的共同驅動下，人工智能領域加速發展并呈現出群體性突破的態勢；以量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可能通過突破性應用推動整個數字社會的變革，影響從網絡安全到生物制藥等各個領域的未來發展。而對于各個國家而言，技術更新速度加快意味著必須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才能爭取和保持領先地位。

第二，技術發展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意味著競爭主體不再以長期保持某項特定的競爭優勢為策略。首先，技術發展的方向、速度和前途路徑具有不可預測性。例如，量子計算被認為是未來計算領域的革命性技術，但其具體實現路徑和時間仍不確定，距離實際應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次，技術發展的場景需求和用戶偏好存在不確定性。場景需求和用戶偏好可能會快速變化，技術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接受度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再次，技術發展還面臨政策和監管的不確定性。以無人駕駛汽車技術為例，盡管目前無人駕駛汽車技術已取得了較大進展，并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了試點，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據隱私和保護法規、監管政策的不一致，對其研發和全球推廣有較大影響。最后，技術的產業生態具有不確定性且變化加快，競爭主體的地位和優勢難以持續保持。全球智能手機的迅速普及、近年來新能源智能化汽車的崛起對傳統汽車市場的沖擊都是這一變化的體現。由于新技術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與傳統的技術競爭相比，競爭主體不能再致力于建立某種競爭優勢并采取各種措施以維持這種特定的競爭優勢。能否取得長期成功并不在于是否能長期保持某個特定的競爭優勢，而在于能否創造出一連串的短期競爭優勢以使自己始終處于領先一步的地位。

第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競爭優勢的取得需要“創造性毀滅”。在超競爭環境下，比較明智的技術競爭策略即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毀滅”，即競爭主體需要在現有競爭優勢喪失之前，將自身的戰略競爭優勢轉移至新的領域或技術上。這一技術競爭特點源于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投入的巨大資源和可能帶來的顛覆性影響。一方面，技術創新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尤其是在前沿科技領域。技術創新范式的變化加快了技術的更新速度，也提高了對前期投資的要求，但由于技術發展前途路徑和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這些投入也會面臨高風險。另一方面，成功的技術創新可能會產生顛覆性影響，能夠改變現有格局和經濟發展模式，為投資者帶來壟斷性地位和先發優勢。這是因為隨著開放融合成為技術創新的新趨勢，一些新技術的出現和發展將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滲透性、擴散性和顛覆性的作用。

世界主要國家的技術戰略布局趨勢

超競爭環境下，競爭不僅僅是技術本身的較量，還涉及發展戰略、政策支持、人才爭奪、資源獲取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在這種高速迭代、高度不確定以及高風險和高回報的競爭環境中，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加強自身的技術戰略布局，通過不斷創新和調整策略，力圖在全球技術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

國內層面：制定前瞻規劃，加大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在國內層面，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通過制定發展戰略、行動計劃、政策指引等功能性產業政策，聚焦關鍵技術，從研發投入、人才培養和引進、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引導創新資源聚集，以營造有利于技術創新的環境。

首先，宏觀布局，制定技術發展的中長期路線圖。例如，美國2020年發布《未來產業法案》，旨在促進未來美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先進制造、量子計算和下一代無線網絡等新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我國的《“十四五”智能制造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到 2025 年，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大部分實現數字化網絡化，重點行業骨干企業初步應用智能化；到 2035 年，規模以上制造業企業全面普及數字化網絡化，重點行業骨干企業基本實現智能化。”日本每五年制定一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以生命科學、生物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等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戰略方向和重點。英國研究與創新署建立了持續穩定的科研投入機制，對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的全過程進行頂層布局和規劃。

其次，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技術、通信技術、能源技術和生命醫藥等具體的前沿技術領域。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國出臺《人工智能未來法案》《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等指導政策，持續投資人工智能研究，指導各類機構分享數據、模型和計算資源，建立統一的技術標準，以強化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優勢。在量子技術方面，德國在2021年發布了《量子計算路線圖》和《2030量子系統議程》，明確了發展量子計算技術的國家戰略和未來十年量子系統發展的計劃，以打造有競爭力的量子計算生態系統。在醫療和生物技術領域，日本政府大力推進認知癥等神經腦疾病方面醫療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基因組藥物等下一代藥物的研發，以及再生醫療、細胞醫學和基因治療等醫療領域前沿技術的研究和開發。

最后，加大對前沿技術創新的資源投入，從資金、人才供給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鼓勵未來產業科技發展。在資金方面，世界主要國家均加強了政府對技術研發的資金投入。英國政府發布的《產業戰略：建設適應未來的英國》白皮書提出將大幅增加國家生產力投資基金，用于支撐5G技術、全光纖網絡高速寬帶等數字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助力經濟復蘇、科技創新和凈零排放目標的實現。日本政府加強了研發投入，除明確設定政府研發投資總額目標外，還通過研發稅制、研發成果公共采購、中小企業研發補助制度等政策吸引企業投資技術研發活動。在人才供給方面，世界各國在重視本國科技人才教育和培養的同時，也不斷推出全球人才引進計劃，吸引全球頂尖的研究人員和技術人才為本國服務。英國在2020年推出了發放數量不設上限的全球人才簽證，以吸引全球包括數字領域在內的前沿科技領域的頂尖研究人員和技術人才為英國工作。德國組建了德國學術國際網絡等組織，以拓展國際技術人才交流渠道，并鼓勵德國人才回流以強化本國技術人才儲備。在基礎設施方面，世界各國不斷強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支撐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英國在2021年成立國家基礎設施銀行，以拉動科技基礎設施等重點領域的投資，重點布局數字、交通和能源等基礎設施，并宣布對英國基礎設施網絡進行改造。美國2021年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強調將加強電網和寬帶網絡等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規劃》也提出將開發人工智能共享數據集和測試平臺，開發開源軟件庫和工具集，以完善技術基礎設施和創新支持體系。

國際層面：強化科技外交，搭建國際技術合作和創新體系。技術競爭的新特點反映了數字化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新趨勢，這些特點主要體現在技術資源、人才、市場和信息全球范圍的流動，以及創新網絡的分布式、網格化協作上。隨著技術開發和創新資源在全球范圍共享、科技人才在全球范圍流動、技術產品和服務面向全球市場銷售，國際技術合作在各國技術戰略布局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各國開展國際技術合作的措施一方面表現為通過簽署科技合作協議、建立科技合作機制和聯合研發等科技合作手段，促進雙邊或多邊的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體現在將技術戰略更深度地同外交戰略相結合，一些國家紛紛通過組建技術同盟或建設技術合作伙伴關系等方式，組建自己的全球技術競爭網絡。

在科技交流與合作方面，諸多國家都將技術合作與國際交流列為技術發展戰略的重要方面。世界各國還通過參與國際科研項目和組織、簽署雙邊和多邊科技合作協議、鼓勵國內企業和研究機構開展國際聯合研發與創新合作、推動國際技術轉移和產業合作、參與全球技術標準制定、設立或參與國際科技基金與資助計劃等手段，推動與全球伙伴的科技交流與合作。例如，日本的《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和《第六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都特別強調了國際合作在提升日本科技競爭力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出日本將“推動戰略性科技外交”，“加強與具有共同價值觀國家的合作與交流”。歐盟的“地平線2020”計劃鼓勵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的科技合作與研究項目，并提供大量資金以支持國際科研合作項目。中國自2018年以后的國際科技合作理念由提升開放水平轉向全面開放創新，不斷豐富與大國的創新對話機制，并通過同相關國家建立“創新論壇”、設立“創新基金”、建設科技伙伴計劃等方式更加深度參與全球創新。①

但同時，科技外交的另一面在于，以科技發展為名的國際科技合作正成為部分國家搞“小圈子”、以合作之名限制新型技術和創新要素向競爭國家流動、系統性爭奪新技術霸權的方式。例如，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將構建技術聯盟作為科技競爭的重要策略，與歐盟組建了“貿易和技術理事會”（TTC），在“印太地區”建立四方安全對話、芯片四方聯盟、印太經濟框架等技術聯盟機制，同14個國家和組織簽署“礦產安全合作伙伴關系”協議，同七國集團（G7）成員國加強關于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規則制定。通過一系列雙邊或多邊的排他性技術合作、標準建設或安全協議，美國聯盟政策逐漸從“小院高墻”向“多極技術聯盟”調整，以體系化爭奪關鍵資源、新型基礎設施和技術供應鏈。②

超競爭環境下世界各國的技術角逐態勢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和人民福祉：科技在同國家安全的融合度不斷加深的同時，也成為影響國家經濟、軍事實力等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戰略支撐。隨著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加快技術戰略布局，在超競爭背景下，傳統的全球地緣政治有向“科”緣政治轉變的趨勢。如果說傳統的地緣政治強調的是地理因素對國際關系和局勢的影響，包括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地理位置、資源分布、領土爭端等因素如何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行動，那么“科”緣政治則強調在傳統國際政治博弈的邏輯下，伴隨著科技重要性的空前上升，國家的組織和行為方式以及大國競爭的手段和內容發生重大改變。

從全球地緣政治到全球“科”緣政治，反映的是科技因素同地緣競爭和大國博弈之間互動關系的變化：一方面，從地緣政治競爭和大國博弈的角度看，在原本地緣政治的格局下，科技因素、科技格局的影響力正大幅上升，科學技術同政治、經濟、軍事等傳統觀念議題更加深度融合，科技創新及由此引發的產業變革作為影響全球發展格局和競爭態勢的關鍵變量，正在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全球軍事競爭格局和全球力量對比，科技競爭已成為大國博弈的重點領域和核心議題；另一方面，從科技發展的角度看，地緣政治因素成為影響甚至左右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

超競爭環境下世界主要國家的技術競爭有如下特點：

第一，關鍵領域科技發展的舉國體制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確立和強化，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整合在技術競爭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一直以來，技術發展的舉國體制并非所有國家的共識。在許多西方國家歷史上，也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反對產業戰略，政府并不對科技創新進行直接資助，而是鼓勵以市場為主導改善營商環境。但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效果顯現，技術對于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際分工格局的影響逐漸增強，不同程度的產業政策和產業戰略紛紛回歸。現如今，技術創新已深刻改變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國際分工，在超競爭背景下，為實現“技術突圍”和“彎道超車”，大國紛紛把技術創新置于更高的國家戰略地位，并為此加強政府力量同社會力量的整合。許多國家的政府正越來越多地通過強化政府職能和加強對科研和生產的管理協調，在技術發展中扮演組織者和推進者的角色。

在高風險高回報的技術發展環境下，由國家主導、引導社會參與的大型科學研究、技術攻關、人才培養和產業布局的趨勢更加明顯。尤其是在國防軍事領域，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方式發生重要變化，尖端平戰結合式科技受到更多重視。近年來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一系列危機，在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像“人工智能+精準制導”這樣的軍事高科技在直接軍事對抗中的高效應用的同時，也展示了擁有拔尖技術能力的跨國高技術企業這樣的社會性力量對國家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的重要影響。以美國為例，拜登政府執政以來重新定位了美國政府在國防科技創新中的角色，不僅強化了政府對國防科技創新的戰略指導，更是在優化創新生態、完善人才培育機制等方面都給予了有力的政策和資金支持，重新強化了美國國防科技創新的“舉國體制”。③

第二，技術議題與安全議題大量捆綁，技術競爭呈現“泛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趨勢。科技進步拓展了人類生存和活動的空間，也催生了新的安全問題和安全觀念。隨著各主要經濟體將科技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核心能力，并以此為重點重構國家安全戰略，一些經濟行業、技術和社會生活領域出現“泛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趨勢。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國家和地區更注重從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許多重要的行業和技術，力圖將技術研發和生產過程轉移到本土或接近于本土的地方，或是尋求同盟國家內部高技術產品的替代性選擇。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一些主要經濟體紛紛出臺各項政策引導產業回流、鼓勵技術研發和投資并強化限制性條件，技術領域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呈加強趨勢。

一方面，技術議題的安全化與近年來國際局勢動蕩有關，是民族利益優先、本國利益至上情緒進一步蔓延到科技領域的體現。例如，過去一些發達國家依靠“離岸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把訂單轉移到中國等地，而新冠疫情后世界供應鏈被打亂，很多國家發現在藥物、醫療設備等方面不能過于依賴單一市場，否則在極端情況下會危及自身安全，因此提出供應鏈多樣化和“近岸外包”。但隨著“去風險化”所涉及的技術和產業范圍不斷擴大，各國對外關閉或條件性開放國內市場的事件時有發生，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明顯增強。另一方面，在超競爭背景下，將技術問題“泛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也成為一些國家爭奪技術競爭主導權的一種手段。為爭奪技術體系的主導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頻繁強調“技術泄露”“經濟脅迫”的風險，炒作“去風險化”概念來渲染“中國威脅”，④試圖將安全和經濟議題、技術議題甚至是科學議題相捆綁，目的是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進一步擠壓競爭對手的發展空間，重塑全球技術基礎設施體系、主導技術供應鏈體系以及重構標準和價值觀體系，以爭奪新技術發展的權力基礎。

第三，技術角逐不僅僅是技術能力的競爭，也是技術生態系統的競爭，包括技術標準競爭和技術價值觀的競爭。技術生態系統是指由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技術、組織、市場、法規和用戶共同構成的復雜網絡系統，系統中的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作用、相互依賴，共同推動技術的創新、應用和發展。技術生態系統不僅包括各項具體的技術本身及其基礎設施和產業體系，還包括在此基礎上形成進而影響技術發展全過程的上層建筑，例如指導技術發展的價值觀體系和規范技術標準的國際制度等。技術生態系統的上層建筑關乎影響全球技術發展的“結構性權力”，能從系統效應層面影響大國技術競爭，而技術生態系統的單方面重構可能導致技術發展和國際治理體系分裂。

當前美國大力推進技術標準外交和技術價值觀外交，將科技政策同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等因素深度掛鉤，通過盟友和伙伴關系基于西方價值觀制定“可信”技術標準和數字生態系統，推進諸如“數字民主倡議”“網絡自由聯盟”等意識形態聯盟。在技術標準領域，美國已通過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建立起戰略標準化信息機制，發布了針對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等技術的聯合制定標準，還出臺了《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等指導性文件來推動和主導新技術領域的國際標準制定。⑤在技術價值觀領域，美國更是通過G7峰會、民主峰會等平臺推廣和宣傳符合“民主價值觀”的技術目標，渲染不同意識形態國家技術產品和服務的價值觀威脅。在美國的主導下，以“去風險化”為名的脫鉤政策已成為美國聯合一些西方國家定位同中國經濟技術關系的框架性政策。全球科技體系存在被人為分裂的傾向，部分技術領域已經開始出現體系分化和碎片化。

制定綜合應對策略，保持穩定發展和技術進步

大國競爭不僅僅是技術本身的較量，更涉及國家國內的整體發展規劃和國際外交戰略。面對超競爭環境下的大國技術角逐和國際競爭的新特點，中國需要從外交戰略、國際合作、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多個方面制定應對策略，推動中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保持穩定發展和技術進步，為贏得技術競爭的關鍵窗口期和未來長遠的技術發展規劃提供助力。

首先，在洞察全球技術發展態勢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體制優勢，加強戰略性、儲備性技術研發，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技術發展是一項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事業，而中國的體制優勢正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通過制定國家戰略性科技計劃、政策引導和扶持等方式，集中資源和力量進行關鍵技術研發。面對技術加速迭代和發展方向不確定的情況，可以加強戰略性和儲備性技術研發，集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問題，進行前瞻性技術儲備，探索多樣化的研發路徑。同時，在大國技術競爭體系化的當下，應將加強技術競爭力的重點放在改善本土創新生態系統上，優化科技創新結構，轉變科技創新管理模式，鼓勵科研組織模式變革，以期在下一代科技創新上獲得原創性和引領性成果，在全球價值鏈的關鍵環節上形成優勢，搶占全球技術發展制高點。

其次，充分意識到外交能力在當前技術競爭中的重要性，完善國際技術戰略布局，加強科技外交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在全球技術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科技外交不僅是實現科技創新的重要途徑，也是體系化爭取技術發展權的重要保障。通過科技外交推動國際技術合作和資源共享，對于拓展科技創新的空間、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建設、應對技術安全威脅、防范技術封鎖和技術霸權有重要意義。面對霸權國家在系統性大國競爭中布局結構性技術權力、體系化爭奪新技術霸權的情況，中國急需加強科技外交能力建設，通過建設高效的科技外交機制，培養專業的科技外交人才，積極參與國際科技治理和標準制定，構建多層次國際科技合作機制和伙伴關系體系，面向全球有目的、分重點地在基礎研究、前沿科技、技術應用等領域加強和優化國際技術戰略布局，為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贏得更多主動權和話語權。

再次，認識到技術競爭與合作的辯證關系，在參與國際技術競爭的同時提高自身開放水平，增強國際合作能力。當前，世界面臨全球科技體系分裂化、碎片化的風險，人類社會面臨氣候變化、“數字鴻溝”等共同挑戰，這需要各國合作應對，以科技手段解決全球問題。以合作創新、成果共享的機制和自由開放、公平公正的規則體系對抗和制約以片面的安全和意識形態為名的技術打壓和制裁。在技術安全威脅論調下，許多國家和地區面臨發展和安全困境，在參與“去風險化”政策協同的過程中，其市場利益和泛安全化的政策之間的矛盾凸顯。對此，中國可以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科技創新成果與知識經驗的全球共享，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擴大制度型開放，增強中國經濟技術發展的包容性，持續以更開放的思維和舉措推進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持續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攜手各國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

最后，面對技術霸權國家組建技術同盟、系統化分化和分裂國際科技發展體系的行為，要區別對待聯盟內部不同國家的“去風險化”或“自主化”政策，同時加強和完善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伙伴關系。在國際政治局勢動蕩、國際能源供應不穩定、經濟放緩等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的影響下，通過分散供應鏈以降低經濟依賴的風險是正常舉措。但美國“去風險化”的實質和做法都遠超正常競爭的范圍，實際上是在維護自身技術壟斷地位、分割全球科技體系，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對不同國家的“去風險化”政策進行區分，深入識別各個國家尤其是“去風險化”聯盟內部的不同風險認知和訴求，制定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深化現有的在貿易、投資、人才交流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在尊重市場規律、維護公平競爭、促進科技合作方面同更多國家謀求共識。同時，加強同周邊國家和地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之間科技創新需求的對接，建立和完善同發展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科技伙伴計劃，依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共建“一帶一路”等，打造發展理念相通、技術要素流動互通、技術基礎設施聯通、人才交流暢通的技術創新發展共同體，高質量地擴大“朋友圈”，以提升我國在全球技術競爭中的影響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導；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張若揚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研究”（項目編號 ：23ZDA086）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胡雯、鮑悅華：《技術政治時代下中美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轉向比較研究》，《中國科技論壇》，2024年第2期。

②唐新華：《美國技術聯盟策略演變與國際戰略格局重塑》，《當代世界》，2024年第5期。

③王萍：《拜登政府國防科技創新的“新舉國體制”》，《當代美國評論》，2023年第3期。

④周慶安、李慧韜、劉勇亮等：《從“安全化”到“去風險”：國際政治中的風險話語研究》，《對外傳播》，2023年第9期。

⑤侯冠華：《美國對華技術標準競爭：動因、舉措與挑戰》，《國際論壇》，2024年第1期。

責編/靳佳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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