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戰后，全球化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打破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單向作用過程，形成多主體的推動；打破了“中心-邊緣”的結構，邊緣地帶國家崛起；打破了國家中心主義，非國家主體作用得到發揮，這些結構變化帶來了明顯的結構效應，表現在世界整體性發展的大趨勢難以改變，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仍然存在，全球化結構的動態性和多樣性凸顯，國內治理問題突出等方面。與全球化的結構效應相對照，新型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一是需要有更廣泛的力量來推動；二是以發展邏輯取代資本邏輯；三是需要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相結合；四是需要數字技術對新型全球化賦能。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全球南方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也將是全球化的變革力量，構建平等、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更是新型全球化結構多樣化的典范；中國的發展不是與美國爭奪霸權，而是要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為建設美好世界而努力。

【關鍵詞】新型全球化 全球化結構 結構效應 逆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F125/F114.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7

【作者簡介】劉雪蓮，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博導，吉林大學東北亞地緣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全球治理、地緣政治理論、東北亞國家關系。主要著作有《政治與全球化》《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研究》《整體視角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的分析》等。

隨著特朗普再次當選，人們對“逆全球化”的焦慮逐漸增加，畢竟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的中美貿易摩擦、科技戰，以及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脫鉤斷鏈”等政策，依然讓人記憶猶新，而且有些政策在拜登執政時期仍然得到了延續。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動蕩”與“變革”并存，以此來思考全球化，可以看到：盡管全球化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中存在著動蕩，但在全球化的結構變遷中孕育著更多變革的因素，值得我們關注。

全球化的體系結構是由主體以及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所構成的，從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施動者推動并塑造了結構，而結構形成后，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延續性，會反作用于施動者。在全球化的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推動力量和反對力量，它們作為施動者共同促成了全球化結構的形成，并在全球化結構延續的過程中產生結構效應，推動全球化的變革。實際上，在全球化進程中，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認知和行動選擇。一是對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動。在全球化的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推動力量，這是全球化得以持續發展的動力，雖然總是蘊含著諸多的矛盾性，但是總有一股力量將全球化推向前進。二是對全球化的質疑和反對。從全球化開始就有反全球化的力量相伴隨，只是這種反對的力量在不同時期以不同主體和不同形式展現出來，或者促進全球化的變革，或者對全球化帶來沖擊。

本文從全球化的推進力量和反對力量及其結構關系入手，分析全球化的結構特征以及所帶來的結構效應，以此為基礎探討新型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全球化的結構變遷

本文主要探討和關注的是后冷戰時期的全球化結構及其效應問題，但是，對全球化結構的簡單歷史回顧，可以使我們了解全球化進程，及其為現今全球化發展留下的歷史痕跡。

后冷戰之前的全球化結構及其特征。有學者將全球化看成一種純粹自然的發展過程。實際上，全球化在發展中始終包含著國家、公司以及一些集團力量的積極推動，全球化的推動力量往往來自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處于上升地位的國家和集團等。

可以說，全球化的發展始于大航海時代的開啟，這是世界從分裂走向整合的開始。[1]15世紀到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極大地刺激了歐洲一些國家向海外攫取財富和更大利潤的興趣，并最終使歐洲的經濟聯系從狹隘的區域走向更廣闊的世界，這為全球化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空間基礎。“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2]在率先發展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自由主義經濟學戰勝了重商主義，提倡自由貿易，并得到了國家政治上的支持，這就使人員、物資、資本超越了地域限制而延伸到世界范圍，其中雖然經歷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世界范圍的爭奪，以及血與火的殖民過程，但全球的聯系性已經被整體推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逐漸形成了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結構。從全球化的推進力量來看，這一時期體現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單向性的推動，而廣大落后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被動地納入體系之中。正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的那樣，“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3]因此，對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區來說，全球化完全是單向的被動的過程，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霸權和殖民戰爭的雙重壓力下，落后地區自然成為全球化的抵抗力量。這種狀況也就自然決定了全球化結構的極其不平等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絕對的主導和支配地位，而廣大落后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處于被壓迫的依附性地位。雖然在1917年誕生了蘇維埃政權，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但總的來說，二戰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占據著主導地位，它們書寫著世界的歷史，并且“正像它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4]

二戰后，伴隨著殖民地國家的紛紛獨立，民族獨立國家的自主性增強，全球化進程中的主體結構變成了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然而，政治的獨立并不等于經濟地位的提升，對宗主國的經濟依賴使獨立后的原殖民地國家在經濟上仍然處于依附狀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使一些發展中國家繼續作為其原料、資源的供應國，改變了過去以軍事和政治手段來維護壟斷資本的做法，轉而利用資本和技術的優勢形成了以經濟相制約的“新殖民主義”；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自由貿易的過程中，極力推行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念，從而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保證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支配地位。這種狀況使全球化呈現出沃勒斯坦所描述的“中心-邊緣”結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處于世界體系的支配地位，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處于體系的邊緣位置，仍然要為經濟主權的獨立和現代化的實現而斗爭。這種“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最為根本的特征就是它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以資本積累為主要的推動力，從而形成發達的核心地位（core）和欠發達的邊緣地區（periphery），[5]這一經濟結構在某種程度上被文化聯系及政治結構所加強。在這種體系結構中，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認知邏輯，發展似乎就是邊緣國家的發展問題，而邊緣國家要想發展，要想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就只有走西方的道路。

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最主要抵制力量是社會主義國家。二戰后所形成的雅爾塔體系造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軍事政治集團的長期對立，嚴重影響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經濟交流，世界經濟被人為地分割成計劃和市場兩個平行而對立的體系，真正的全球化很難實現。美蘇大規模的軍事爭霸不斷給世界帶來恐慌，也不可避免地阻礙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球化是不完整的、分裂的，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只是“半球化”。[6]

總體來講，在冷戰結束之前，全球化本質上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始終是全球化的主要推進力量，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或者依附或者抵制。還應該看到，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全球化如果得不到國家力量的支持是很難推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往往將經濟上的優勢和政治上的強權相結合，為跨國公司的海外利益拓展服務。同時，為排除競爭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高關稅或限制與保護政策等違背全球化自身規律的政策行為，以確保其利益實現和主導地位。

冷戰后的全球化結構及其特征。20世紀80年代后，全球化的推進力量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認識到，單純抵制全球化是無濟于事的，實現國家富強才是最根本的目的，這就需要利用全球化為本國的經濟發展服務。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通過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不斷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以及一些先進的管理經驗，來帶動本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從而極大推動了全球化進程。如果說在此之前全球化進程主要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單向作用過程，那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加入，全球化已經變成一種雙向的作用過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改變了對全球化的反對和依附狀態而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國家的主體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更重要的是，世界經濟的分裂狀態被改變，統一的世界市場逐漸形成。正因如此，1992年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500周年的大會上宣稱：“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時代已經到來”。這句話不僅包含著政治上的冷戰結束，政治壁壘的消除，而且也包含著經濟上世界性交流和發展的進一步拓展，[7]從而，全球化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期。

冷戰后，全球化由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加入而得到迅猛發展，同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又進一步找到了空間，跨國資本逐漸占領全球經濟的制高點，跨國資本家階級的成員成為世界主要生產資源的所有者，以及全球生產體系的所有者，[8]這使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空間修復”成為可能。由此，全球化得到了極大推動，呈現出“超級全球化”的景象。那么，誰在反全球化呢？反全球化運動得到世界的普遍關注是源于1999年的“西雅圖風暴”，而在此之前的反全球化運動基本屬于區域性的、零星的、沒有組織的。“西雅圖風暴”有來自世界各地約5萬名反全球化人士和約7百個非政府組織參與，并且打出了“不要WTO”等明確反對全球化的標語，提醒人們去關注全球化發展中的消極影響，關注全球化中的弱勢群體，此次抗議活動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標志性事件。[9]這一時期的反全球化力量更主要集中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層，他們是西方發達國家在海外追求高額利潤、轉移制造業、引用外來移民等全球化政策中受沖擊的群體，還有一些反對力量是工會組織、環保組織、人權組織、婦女組織和宗教組織等非政府組織，他們都在各自所關心的領域內提出反全球化的主張。此后，反全球化運動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并組織了“世界社會論壇”，在很大程度上，反全球化運動也已經“全球化”了。但是，應該看到，這一時期以國家為主體的反對力量已經大大減少了，而更多地表現為國家內部的社會階層的反對力量，這也反映出全球化結構的重大變化。

從冷戰后全球化結構來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是發達國家的中心主義和絕對的主導地位被一定程度地打破，一些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化的推動力量，并借助全球化從邊緣地帶開始崛起，成為新興市場國家；二是國家本身為了適應全球化，出現權力流散，向上轉移給國際組織、向下轉移給地方政府、向外轉移給社會。國家的領土界限被打破，國家成為國內和國際之間流動的主要承接者；三是國家間打破了以往的零和博弈關系，建構起全球化發展中的正和相互依賴關系，使國家體系向全球體系轉變。

具體來說，全球化推動力量的變化，帶來了全球化結構的復雜化。一是多元性。首先是打破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單向作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等許多非西方國家也成為全球化的推動者，并影響著全球化的進程；其次是打破了世界體系“中心-邊緣”的結構，邊緣國家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也能夠獲得發展，出現了一批新興市場國家，被認為是挑戰中心的力量。二是差序性。全球化打破了國家主體的中心性，非國家主體的力量也逐漸成為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跨國公司作為實物經濟的載體，是世界經濟向全球化發展的主要手段，是把全球經濟網絡聯結在一起的媒介；政府間國際組織是適應全球化聯系的相互協調和合作的平臺，尤其是聯合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各種區域性合作組織等，是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力量；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其跨國性、民間性、非營利性等特點，主要關注全球化發展中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如環境保護、人權等問題。有些非國家主體經常以反全球化的力量出現，實質上是從另一個方面規范著全球化的發展。在全球化的發展中，這些非國家主體成為國家主體的重要補充，在各自層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共同構成了全球化的網絡結構，就像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一樣：把一塊石頭扔到湖水里，就會以這塊石頭為中心點形成一圈圈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標示關系的親疏。在冷戰后形成的以國家、企業、組織甚至個人為主體的全球化結構中，各個主體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絡，而在不同的關系環境中，有些主體的角色會發生轉換，可能以推動力量出現，也可能以抵制力量呈現。三是相互依賴性，打破了零和博弈的關系模式。“相互依賴指的是一種條件，事物的一種狀態”“相互依賴的程度可以增加”。[10]實際上，自西方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開始，就產生了相互依賴關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11]但是，那時候的相互依賴主要是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單向的依附關系，且國家之間主要是零和關系。冷戰后，在國家能動性的助推下，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不斷增長，科技進步越來越將世界聯系在一起，世界的整體性增強；同時，國家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各國間利益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正和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國家成為世界中的國家，成為世界整體中的組成部分。四是不均衡性。全球化發展的不均衡性是全球化進程中始終存在并延續的一種結構特征，冷戰后這種不均衡性不只表現在國際層面，帶來國家之間貧富差距的拉大，更主要的是表現在國內層面收入差距的變化，特別是發達國家工人階層權益的弱化，誘發了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這種不均衡性結構凸顯了國家層面治理的重要性。

因此，冷戰后的全球化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原有的國家體系，使全球體系和全球主義觀念開始出現，它使任何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深陷在全球化所編織的網絡結構之中，并承受結構所帶來的效應。

全球化的結構效應

在全球化結構發生重大改變的同時，世界歷史也在發生著翻轉。作為全球化主要推動力量，并且在全球化結構中仍然處于主導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無視全球化所建立起來的世界經濟的普遍聯系，開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從而成為全球化的反對力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丟棄了新自由主義的原則，而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圭臬中。“逆全球化”、國家主義的回歸讓人們對全球化一度產生悲觀情緒，全球化還能延續嗎？

根據施動者-結構理論，在結構形成后會有一定的延續性，并反作用于施動者。冷戰后，由各國共同推動和塑造的全球化結構，其延續性會帶來結構效應，并對各國產生影響。

世界整體性發展的大趨勢很難改變。當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的時候，世界的整體性聯系可能還沒有現在這么緊密。2012年，兩位學者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的第四版中根據國際社會的變化，進一步強調了世界整體性聯系的加強，他們提出全球主義的概念，即“需要有關各方付出代價的、跨國或國家間相互聯系的、空間廣闊的網絡”，而“全球化是全球主義變得越來越強烈的進程”。他們從三種不同程度的變化來強調全球主義強度的影響，即網絡密度（density of netwoks）的增強、制度轉化率（institutional veloeity）的提高和跨國參與的加強。[12]這些都是全球化所助推的相互依賴狀態所產生的效應，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而且延伸到社會、文化甚至軍事領域，在這些領域呈現出“強全球主義”的特征。

從現實發展來看，首先，無論國家間的競爭如何加劇，全球化發展中的差序結構仍然存在，各社會之間的聯系渠道在增加，尤其是在數字化時代，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影響越發緊密，無論距離如何，實時的聯系、廣泛的參與、同時空下的共情都成為可能。其次，雖然存在著國家主義的回歸，但是，應該認識到，現在回歸的國家已經不可能是原來意義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很強的國家了，已經是被全球化“洗刷”過的國家了，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利益更多在國際關系中實現，這是相互依賴結構給國家帶來的效應，國家回不到從前了，已經成為整體中的一部分。最后，全球化的相互依賴結構也顯示出全球化趨勢的不可逆轉。隨著資本、物資、技術等的全球流動所形成的全球產業鏈和全球價值鏈，已經是全球化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使每一件產品從研發、到生產、再到物流都包含著不同國家的參與和貢獻，完全不是一國政策所能左右的。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回避不了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13]

因此，全球化的結構效應帶來的核心趨勢就是全球整體性聯系的增強，全球化發展打破了國家的界限而滲透到了國家的內部，使整個世界進入日益“社會化”的進程，人類的命運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全球化中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仍然存在。全球化從歷史中走來，一直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調整，以及周期性的危機，雖然冷戰后有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積極融入，但并沒有根本改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性質。總的來講，當今的全球化仍然保留著資本主義的底色，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化結構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全球化發展所遵循的制度和規范大多是西方發達國家所制定的，資本的邏輯仍然在起作用。因而，在全球化的結構效應中，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仍然存在，并有引發危機的風險。

通過對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分析，可以找到美西方國家在全球化結構中的態度反轉，主張“逆全球化”，成為全球化反對力量的根源。幾百年來，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了全球化，也使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普遍矛盾。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歷了商業資本（荷蘭時期）、工業資本（英國時期）和金融資本（美國時期）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在金融資本追求高額利潤本能的驅動下，其主導的全球化最終會表現為資本過度積累而導致的結構性危機，這種危機的突出表現就是勞動盈余和資本盈余的出現，造成不斷上升的失業率、閑置的商品、生產能力以及缺少生產性和盈利性的貨幣資本等。[14]而冷戰后的全球化正是解決金融資本過度積累并產生盈余的有效途徑，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以及對資本、技術的需求，為資本主義的資本盈余提供了增長空間，全球化成為“資本的盛宴”，[15]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然成為全球化的主要贏家。但是，這種依靠“空間修復”來解決資本過度積累矛盾的做法不可能長期持續，當發展中國家不斷發展并聯合自強之后，發達國家的資本就很難找到更好的投資場所和價值洼地，而其紓解危機的方式就是其慣用的貿易保護主義、增加關稅壁壘等手段，因而，所謂“逆全球化”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窮途末路的體現，西方發達國家不僅要通過“逆全球化”來紓解危機，而且要用“逆全球化”的手段來迎合國內反對全球化的力量，緩和勞資矛盾，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民粹主義、國家主義沉渣泛起的原因。

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全球化發展中表現為周期性的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其典型的表現。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出現下滑，“逆全球化”成為其救命稻草。因此，西方發達國家的“逆全球化”不是反對全球化本身，更不是要消滅全球化，而是緩解危機的權宜之計。

全球化結構的動態性和多樣性凸顯。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是在資本主義向世界擴張的進程中所形成、并在二戰之后又長期延續的結構。這個結構所帶來的效應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不平等結構的固化。處于中心地位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由于占據著資本和技術的優勢，越來越“中心化”，而處于邊緣地位的國家始終位于產業鏈的最低端，承受著來自中心地帶發達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成為發達國家原材料和勞動力的供應地。一些邊緣國家可能也會有發展，但很難接近中心，甚至沖擊中心國家的主導地位，大多數邊緣國家在體系結構中則越來越“邊緣化”。長期以來，這種“中心-邊緣”結構被固化，形成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支配與被支配、剝削與被剝削的不平等關系結構，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心安理得地坐擁體系的中心位置。二是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成為普遍的發展模式。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展”似乎只是邊緣地帶國家的發展問題，而中心地位國家的發展模式自然成為邊緣地帶國家發展的模板，由此，現代化就等于西方化，邊緣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走西方的路是其唯一選擇。

冷戰后，全球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世界體系“中心-邊緣”的結構效應，表現在處于邊緣地帶的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極大地沖擊了以往世界體系的固化結構。同時，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化發展中并沒有遵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路徑，而走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突破了西方發展模式的壟斷。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積極融入世界經濟的發展大潮之中，成為全球化的推動力量。在不斷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始終秉持了“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靈活性原則，堅持對外開放的大方向，充分發揮自身的市場優勢，積極改革國內體制以適應全球化需求，從而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全球化中，始終堅持自己的國家韌性，不僅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持靈活力、適應力、創新力，更重要的是堅持了國家韌性的底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不動搖，從而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全球化結構的變動性也帶來了世界局勢的重大變化，比較突出的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呈現出結構性矛盾，在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發展的情勢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維護既得利益的“鎖定效應”，重新關注國家間“相對利益”的獲取，將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視為威脅，特別是2016年美國特朗普上臺之后，將中國確定為“戰略對手”并進行遏制，使全球化的推動力量出現分化，世界主要大國間的競爭和對抗成為全球化結構的核心，并將這種競爭上升到世界體系的主導權競爭方面。

國內治理問題突出。冷戰后，全球化發展出現了不均衡的結構。以往，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國際層面的貧富差距拉大，是以國家為著眼點的分配不均問題。但是，冷戰后的全球化一定程度地打破了國家界限，將不均衡的問題輻射到國家內部，使國內治理的問題凸顯。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陷入“結構性低迷”狀態，其后又受到新冠疫情的沖擊，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經濟復蘇的問題。但是，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頻頻爆出危機，政治上兩極分化，右翼崛起；經濟上復蘇乏力，保護主義盛行；社會上中產階級收入下降、失業率上升，以及愈演愈烈的難民潮等。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去尋找問題產生的根源，為了緩和矛盾，它們往往將這些國內治理失靈的問題歸咎于外部因素的作用。于是，西方國家將國內問題與全球化連結在一起，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沖擊了發達國家的國內產業，以“血汗工廠”的低廉成本擠壓了發達國家相關產業的生存空間，而全球化所帶來的制造業轉移和外來移民的增加，則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工人的失業和福利的下降。然而，這些問題都和發達國家的國內治理相關，在西方國家推進全球化的進程中，它們主要關注的是追求高額利潤的問題，而不是國內社會的發展和公平問題。西方國家內部產業的“空心化”，是其積極向海外進行產業轉移的結果，而在海外設廠并將產品傾銷到國內，是跨國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可以說，全球化在生產端推動了世界經濟繁榮發展，而發達國家卻未能在分配端持穩天平，為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思潮的滋生提供了土壤。[16]從本質上來說，西方國家面臨的問題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在海外為資本尋求價值洼地而帶來的困擾。[17]

同樣地，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所遇到的挑戰要比發達國家大得多，不僅是面臨經濟轉型和變革的沖擊，而且還有社會觀念、收入差距的沖擊，甚至是社會的基本體制制度的沖擊，有些國家經受不了這些沖擊，可能就會出現危機。例如，在新自由主義模式推廣下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國家，都曾忠實地實踐著“華盛頓共識”，還有實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東歐部分轉型國家，都沒有在全球化改革方案下獲得成功，反而帶來了社會兩極分化、經濟危機等許多消極后果，最終成為“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力量。中國則頂住了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堅持了自己國家的基本制度，并且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約束下，踐行了“以人民為中心”“和諧社會”“共同富裕”等政策宗旨，從而實現了有效的國內治理。

應該說，每一個國家在融入全球化進程的過程中都面臨著全球化給國家發展和國家治理帶來的各種矛盾和挑戰，關鍵是如何應對，而不是推卸責任。全球化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給各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消極影響，能否抓住機遇、有效規避風險，取決于國家治理能力。習近平主席指出：“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有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問題，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思路。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18]

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全球化結構的變化以及所帶來的結構效應，將深刻地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全球化仍然處于演進過程中，單純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反映全球化的現實。中國是全球化堅定的支持者，在美西方國家采取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國家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情勢下，中國致力于引領全球化走上正確的軌道，創造新型全球化的未來。

從全球化結構角度來看，新型全球化的未來需要有更廣泛的力量來推動，以順應世界共同發展的大趨勢；要用發展邏輯逐漸取代資本邏輯，以淡化乃至改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底色；要從思維觀念上徹底改變“中心-邊緣”結構所帶來的影響效應，建立平等、包容的全球化；新型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同時需要國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礎；著眼未來，新型全球化要在數字技術發展的基礎上，展現新的樣貌。

新型全球化需要有更廣泛的力量來推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迅速發展，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金磚合作機制誕生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歷史大潮中，牽動著世界格局演變和國際力量對比。成立以來，金磚不斷發展壯大，人口占全球近一半，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超過三成，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金字招牌和最重要平臺。[19]近年來，作為全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金磚國家始終將發展置于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并以貿易投資大市場、貨幣金融大流通、基礎設施大聯通、人文大交流為目標，不斷推進經貿、財金、科教、文衛等數十個領域務實合作，用實際行動和務實成果為經濟全球化持續注入新動能。[20]同時，金磚國家通過擴員和“金磚＋”，帶動更多國家加入務實合作的隊伍中，實現共同發展。在世界經濟面臨結構性低迷的情況下，金磚國家可以為世界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提振各國對未來的信心。此外，作為全球化的推動力量，金磚國家為全球化進程中的多樣化發展樹立了典范。金磚國家之間倡導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和合共生，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現代化道路。在2023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上，習近平主席強調：“金磚國家是塑造國際格局的重要力量。”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共同捍衛發展權利，共同走向現代化，代表著人類社會前進方向，必將深刻影響世界發展進程。”[21]

2024年10月24日，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期間，舉辦了主題為“金磚和全球南方：共建更美好世界”的金磚外圍對話，來自非洲、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或代表參會，體現出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傳統，也凸顯了全球南方在未來新型全球化建設進程中的作用。從經濟上來看，發展中國家群體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在總量上，2008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就已超越發達國家；在增速上，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3年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率為1.5%（2022年為2.2%），而新興市場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GDP增長率則達到了4.2%（2022年為3.5%）。[22]從政治上來看，全球南方擺脫了以往在全球化結構中的被動和依附的地位，越來越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僅在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世界事務中獨立發聲，而且在全球化結構的穩定和變革中發揮影響力。2023年9月，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八次峰會上，非洲聯盟成為二十國集團的正式成員，成為世界事務中的重要參與者。習近平主席指出：“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23]

當然，全球化不斷推進也離不開西方發達國家。雖然西方發達國家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但在世界整體性趨勢不斷加強的形勢下，發達國家也不可能孤立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需要與西方發達國家加強協調，使發達國家正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放棄霸權思維，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參與全球化的合作。總之，新型全球化需要更廣泛的力量來推動，這里不僅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眾多的非國家主體，這是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也是世界的發展趨勢。

新型全球化將以發展邏輯取代資本邏輯。以往的全球化由于資本邏輯的作用，充滿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新型全球化倡導發展邏輯和人本邏輯，逐漸淡化乃至改變資本邏輯，以消除全球化發展中的內在矛盾性。

全球化的推進過程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擴張過程，是資本邏輯無限逐利的過程。在資本邏輯下，由于資本占有者的主導性地位，必然帶來社會結構的兩極分化，使國家內部的勞資之間、國際社會的“中心”與“邊緣”之間處于發展失衡的不平等狀態。這種發展的不平等反映在政治方面，就是霸權邏輯和利益至上的邏輯。冷戰后，西方國家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同樣是“一種有利于中心統治邊緣和資本統治勞動的新規則，即在中心與邊緣、資本與勞動關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駕馭后者，后者的財富與資源向前者流動”的全球化。[24]這種全球化一方面服務于資本積累，另一方面也以資本邏輯遮蔽了國家間競爭和霸權的邏輯。[25]從國家層面來看，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背后，“隱含的是競爭取勝邏輯，即各個國家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據有利位置，必須爭先恐后的競爭，集中自己的資源來擴大自身利益范圍，而不用去考慮對別國以及區域利益的影響”，[26]以自我為中心的發展、競爭取勝的邏輯如果遭遇失敗，就會退回到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窠臼之中。

中國的發展遵循的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范式，而是中國根據本國的國情以及經濟發展的規律而發展的邏輯。首先，這種發展邏輯不是閉關自守的孤立發展，而是融入世界經濟發展大潮之中的開放式發展，中國將對外開放確定為基本國策，將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其次，這種發展邏輯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發展，中國在自己國情的基礎上，實行漸進式改革，將改革與穩定相結合；改革從廣大農村開始，延伸到城市；從局部試點開始，擴展到全國。中國走的不是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同質化”道路，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個性化”道路。再次，中國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利用全球化產業轉移的契機，讓人民共享全球化的成果。最后，中國倡導的是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邏輯。在中國經濟快速騰飛之后，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向周邊國家釋放中國發展紅利，促進共建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從而搭建起共同繁榮的平臺。

新型全球化要改變資本邏輯所帶來的不平等、不公正、霸權競爭的狀態，要以平等開放、多樣化、人民性以及互利共贏的發展邏輯來取代它，世界各國要在這種發展邏輯基礎上，共同繁榮，共同進步，創造人類共生的全球化新體系。

新型全球化需要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相結合。實際上，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首先是兩者的邏輯起點不同，國家治理的邏輯起點是政府以及公共權力的存在，而全球治理的邏輯起點則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假定；其次是兩者的治理方式不同，國家治理依據國家能力，采取“自主性”治理方式，而全球治理依靠不同行為體之間的合作程度，采取“協同式”治理；最后，國家治理更具有特殊性，而全球治理更具有普遍性。但是，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又不是完全割裂的，兩者存在著相通性。國家治理的效果會影響全球治理目標的實現，“失效的國家治理，在全球化的擴散效應下，會很快蔓延為全球治理的危機。因此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是全球治理目標實現的基礎。反之，國家治理的效果也將制約全球治理目標的實現”。[27]

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緊密相連。一是全球化發展形成了很多跨國家、跨地區以及超國家、超地區的事務，不是哪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解決的，需要全球協作。二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一些威脅人類生存的全球性問題需要各國共同面對。關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問題，各國是有共識的，但由于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矛盾性、國家之間的競爭性，以及規則制度的復雜性等問題，全球治理實踐效能的充分釋放始終受到制約，引起人們對全球治理困境的關注。近年來，大國競爭和國家主義回歸，直接沖擊著全球主義觀念，使全球治理的效能進一步削弱，全球治理呼喚大國責任。相應地，國家治理問題的頻繁出現，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國內治理問題令世人矚目。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嚴重，種族沖突問題、外來移民問題、收入差距問題等凸顯，特朗普重新執政之后，在對外可能采取“新孤立主義”政策的情勢下，國內問題的治理應是其優先選項。而歐洲國家雖然有聯合機制，但各國的國內危機也頻繁發生，從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到英國脫歐、民粹主義盛行，再到最近德國和法國等國家的政治危機。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很多問題都不是個案，是存在共性的，與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和國家治理的制度理念不無關系。

新型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結合。因為全球化結構已經打破了國家的界限，帶來了國內與國際的相互滲透，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而國家在全球化的不斷“洗刷”之下，其生存和發展方式已經發生變化，其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強。沒有全球治理的相互協作，國家治理目標很難實現；而沒有國家治理的成效，全球治理目標也很難達成。國家是全球化的推動力量，同時也是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連接者，以全球氣候治理為例，如果沒有國家的自覺減排，氣候治理難以取得成效，而沒有全球的合作機制，氣候治理也同樣是空談。

全球治理的需求是全球化推進的內在驅動力，國家治理會使全球化發展成果有效呈現。因而，新型全球化將承載著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期望，將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有機結合，在全球主義的“人類意識”引導下，做好國家發展和世界發展的雙課題。

新型全球化離不開數字技術的賦能。從全球化發展歷程來看，全球化每一次的“排憂解困”都有科技的伴隨。當全球化早期資本受困于狹隘的領土范圍內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船堅炮利”為手段打開了世界各國的大門，將資本推向了全球。當全球化的發展需要向一體化推進的時候，美國推動的“信息高速公路”加速了國家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溝通，極大地助推了一體化的進展。當“逆全球化”潮流涌動、新冠疫情使全球化面臨碎片化風險之時，數字技術成為促進全球互聯互通的推動力量，[28]人們甚至期待用數字技術去縫合全球斷裂的產業鏈、價值鏈。

數字技術的發展可能會為處于全球化低端的小公司和弱小國家提供機遇，詹姆斯·馬尼卡指出，全球數字化為發展中國家、小公司和初創企業和數10億人打開了大門。即使是小公司也能與最大的跨國公司相競爭；人們使用數字平臺進行學習和工作；大公司可以采用更加精簡高效的方式管理國際業務；落后國家獲得了追趕的機會，正緩慢縮小著與領先國家的差距。[29]

然而，數字技術也會給全球化帶來風險和挑戰。首先，數字技術可能會使全球化因加速而變得難以控制。“舊全球化的進程以年為計量單位，關稅削減和運輸方式改進需要一年或數年的時間。新全球化則來得更加迅猛，因為新全球化的驅動力——傳輸、存儲和計算能力每一到兩年就得以翻番。”[30]其次，數字并沒有與資本相脫離，在數字全球化中仍然具有資本屬性和資本邏輯，本質上呈現出資本與數字技術的內嵌融合。[31]因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數字技術為基礎，可以進一步維護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也可能引發國家之間新的競爭態勢。最后，數字技術可能會加劇全球“數字鴻溝”，帶來全球化中新的不平等。由于數字技術指數級增長的特性，“數字鴻溝”可能會迅速擴大。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也存在著這樣的“數字鴻溝”，給國家的穩定和治理帶來挑戰。

新型全球化必然與數字技術相連接，一方面，需要抓住機遇，賦能全球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需要認清風險和挑戰，把握好全球化的發展方向。未來，數字全球化可能會是一種脫離了原有全球化發展軌道的新式全球化，它完全由數字構成，超越現實并指導現實，那將是我們另外要研究的全球化課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新型全球化提供選擇。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重要演講時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32]此后，習近平主席在很多場合不斷完善了這一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當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全球共識，獲得全球認同。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也不可能孤立發展，國家之間不僅互聯而且共生，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的命運都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全球化發展的這種現實，它不僅蘊含著個體之間的平等關系以及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而且體現了世界整體的發展性和進步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未來世界的愿景，也是中國推進全球化的實踐目標。

如果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新型全球化指明了方向和目標，那么，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則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推進的路徑。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為共建國家搭建共同發展的平臺，展現了極大的靈活性和包容性，同時，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也創新了區域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和新型的合作模式，為共建國家的發展創造了前提。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在推動構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方面，“取得實打實、沉甸甸的成就。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提高了國內各區域開放水平，拓展了對外開放領域，推動了制度型開放，構建了廣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進共同發展的新路子，實現了同共建國家互利共贏”。[33]

結語

回望歷史，全球化一直是在矛盾交織中向前推進的，但是，全球化總的歷史趨勢并沒有改變，“逆全球化”也將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漩渦，不能阻擋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在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存在著延續性，顯現出結構效應，這是我們探討新型全球化的基礎。王正毅老師在其《世界體系論與中國（修訂本）》中對世界體系的變化進行了四個方面的概括。第一，世界體系所涵蓋的國家范圍更為廣泛，有西方發達國家，有二戰后脫離西方殖民體系的發展中國家，還有冷戰后崛起的新興經濟體。第二，世界體系中各國的制度選擇更為多樣，呈現出“混合主義”特征。第三，世界體系中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更為激烈，最突出的是世界體系的主導權之爭。第四，世界體系的時間轉折點更不確定，這不但源于對“美國世紀”是否終結的爭論，更主要源于對中國發展的世界意義的討論。[34]這些概括與我們所討論的全球化結構效應不謀而合，對新型全球化發展方向的探討實際上就是基于對現實變化的回答：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全球南方成為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也將是全球化的變革力量，構建平等、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更是新型全球化結構多樣化的典范，現代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國化，而是不同國家的自主選擇；中國的發展不是要與美國爭奪霸權，而是要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建設面向美好社會的世界秩序，這也是新型全球化要追求的目標。

注釋

[1]參見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2][3][4][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2、255、255、254頁。

[5][34]王正毅：《世界體系論與中國》（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第95、342～343頁。

[6][9]劉雪蓮：《政治與全球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24、35頁。

[7]劉雪蓮：《關于全球化的推進與抵制》，《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3期。

[8]威廉·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高明秀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0頁。

[10]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第四版），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3頁。

[12]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第四版），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61、266頁。

[1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8頁。

[14]參見田行健、江涌：《資本積累視角中的“逆全球化”問題》，《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第6期。

[15]盛瑋：《“逆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泛濫的惡果》，《紅旗文稿》，2017年第11期。

[16]任琳：《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治理的特征、趨勢與變革之路》，《人民論壇》，2024年第14期。

[17]陳金曉：《試論逆全球化思潮的本質與生發之源》，《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

[18]《習近平談“一帶一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52頁。

[19]《大金磚大團結大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談習近平主席赴俄羅斯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2024年10月22日，http://www.news.cn/20241025/17037f7e92474507ab6ac3b0659592fa/c.html。

[20]徐秀軍：《金磚國家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持續前行》，《世界知識》，2022年第14期。

[21]《習近平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上的講話（全文）》，2023年8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3/0823/c64094-40062542.html。

[22]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 4.

[23]習近平：《匯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金磚”領導人對話會上的講話》，2024年10月24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686/202411/content_6985163.html。

[24]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陳剛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頁。

[25]李曉霞：《“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邏輯根源——基于發展邏輯和資本邏輯的比較分析》，《東北亞論壇》，2021年第1期。

[26]王棟、曹德軍：《中國引領世界進入“再全球化”進程》，《人民論壇》，2017年第32期。

[27]劉雪蓮、姚璐：《國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28]劉雪蓮：《數字全球化的價值與局限》，《世界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29]轉引自薛曉源：《數字全球化與新型全球化》，《世界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30]理查德·鮑德溫：《大合流：信息技術和新全球化》，李志遠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頁。

[31]姜英華：《論數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邏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2年第3期。

[3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頁。

[3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95頁。

The Structural Effe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iu Xuelian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breaking the unidirectional process of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forming the promotion driven by multi subjects; The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is broken, and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rise.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have brought about obvious structural effect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till exist, the dynamic nature and diversity of the globalization structure are prominent, and domestic governance problems still persist. In contrast to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s follows: First, it needs to be promoted by a wider range of forces; Second, development logic replaces capital logic; Third, national governanc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global governance; Fourth,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needed to empower the new globalization.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nd the Global South have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globalization and will also be the transformative force of globalizatio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that is equal, inclusive and beneficial to all has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im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only way for the country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a model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new globalization structure.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to compe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hegemony, but to work with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Keywords: new globalization,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effect, de-globalization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