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包含了兩重結構，即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前者是客觀趨勢和歷史必然性的體現；后者是西方國家強加的結果，具有歷史偶然性。幾百年來，由于歐美國家始終主導并塑造世界體系，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成為主流。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等級性經濟秩序、全球貧富分化、安全局勢動蕩等一系列問題，使得“逆全球化”潮流不斷涌現。人類社會應該抵制的是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本身。人類歷史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歷程，各國唯有積極參與體現自然歷史進程的新型全球化，才能實現共存共榮、和平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全球化 雙重結構 新型全球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5

【作者簡介】田文林，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國別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中東政治、民族宗教和國際戰略問題。主要著作有《國際政治社會學》《困頓與突圍：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走出依附性陷阱：第三世界的發展困境與道路選擇》等。

全球化是當前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自1967年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最初提出“全球村”概念[1]，國內外有關全球化問題的研究成果便日漸豐富，但對全球化的認識始終充滿爭議。一般來說，對全球化的理解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全球化是從經濟角度來界定全球化。廣義全球化則是指除了經濟全球化，還包括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的全球化。例如，羅賓·科恩和保羅·肯尼迪在《全球社會學》一書中，就把全球化看作人類社會“全方位的一體化”[2]。本文側重從狹義角度分析探討經濟全球化的問題。

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一方面使整個世界日益相互依存和共同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問題與挑戰，并最終導致逆全球化思潮興起。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正處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重新探討全球化問題甚為必要。

經濟全球化的雙重結構

全球化是由多重動力和邏輯共同推動的結果，既是客觀歷史過程，也存在較強的人為因素。有學者指出，當前的全球體系是一個由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共同組成的綜合體，這些生產方式由資本主義的交換關系而彼此聯系在一起，同時也是由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支配的。[3]從總體結構看，全球化大體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一個是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另一個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化。正是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全球化邏輯相互交織，導致了全球化內在構成上的復雜性以及影響效果的兩重性。

全球化的客觀屬性：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很多人將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視為全球化的開端。實則不然，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自人類社會產生，世界各地的居民就通過人口遷移、商品交換、宗教傳播等方式，日漸將整個世界連接成相互依賴的整體。“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一千年期間或更早時期，一些民族即在地中海周圍地區及地中海到黎凡特、安納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重要的是）直至波斯高地及其印度河流域之間的地區建立了相互間的關系，并同許多中亞‘游牧部落’建立了關系。”[4]

在西方主導世界經濟體系之前，就曾存在一個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認為，世界經濟原來主要是以亞洲為基礎的，歐洲對亞洲的這種仰望直到19世紀歐洲開始工業化和推行殖民主義之后才發生變化。[5]直到1750年，亞洲人口仍占世界總人口的66%，亞洲的產值占世界的80%。也就是說，占世界人口2／3的亞洲人生產出世界4／5的產值，占世界人口1／5的歐洲人僅生產出其中1／5的產值中的一部分。[6]

人類社會的這種人員與物資交流，不完全是被動性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好奇心的驅使。每個時代都有探險家或旅行愛好者，他們到各地游歷，認識各地風物，體驗不同人情；宗教也是全球化重要的驅動力，具有虔誠信仰的人克服交通不便、信息不全、語言不通等各種困難，長途跋涉、不遠萬里去“朝圣”，在漫長的旅途中增長見識、尋求精神上的慰藉。在這樣的旅途中，他們也會發現這些地區的物產特色，甚至會發現商機，從而通過不同地區物資的交換來獲利。

從影響范疇看，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對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類社會物質文明成果的共享，以及精神文明成果的互鑒。例如，通過溝通古代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來自西域的菠菜、扁桃、萵苣、絲瓜、葡萄等農作物傳入中國。來自中國的茶葉、小麥等食物也傳播到“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后，新大陸與舊大陸之間也出現了“物種大交換”：歐洲人為新大陸帶來了馬、牛、綿羊、雞和蜜蜂等動物，以及小麥、大麥、水稻、蘿卜、白菜、香蕉、咖啡、甘蔗等植物；同時新大陸也給歐亞大陸帶去紅薯、南瓜、蠶豆、馬鈴薯和玉米等農作物。據統計，全世界種植的塊莖作物中有94%源自新大陸。在加勒比群島，過去甚至沒有一只大過狐貍的四足動物。西班牙人帶來了馬、牛、豬，還引進了香蕉、檸檬、橘子、石榴、無花果、紅棗，還有后來在菲律賓發現的椰子。[7]另外，人類早期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同樣是伴隨著作為客觀歷史進程的早期全球化，最終傳播到整個世界。

早期全球化同樣存在暴力和征服。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早期人類為爭奪有限資源往往訴諸暴力與征服。商人和擁有強大軍事權力的國家也有對外擴張的內生動力。不過，惡劣的自然條件限制了不同區域間的交往。歐亞大陸在地理上是一個整體，但陸地交通受到喜馬拉雅山系阻隔，海上交通則受洋流、季風等各種自然條件制約，不同地區間往返貿易耗時漫長，高昂的時間成本消磨了人們跨越空間進行交往的需求。由于受到空間阻隔，即使是征服與戰爭也只發生在特定的空間之內。就算那些偶然跨越遼闊的空間的征服與戰爭（如蒙古西征），由于當地民眾的反抗以及有限的運輸能力，對被征服地區的控制時間往往較為短暫，危害也極其有限。人們的消費和生產更多還是本地化的食物與產品，而不是全球化的產品。另外，戰爭與征服客觀上促進了不同地區間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商人、士兵和傳教士在與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完全不同的異鄉人中間從事活動。其結果是，相互間的接觸有時就導致歐洲范圍一方或雙方均改變自己的行為，根據新風尚改變舊習俗，一些真正有益的革新也是在舊世界的所有商業、軍事和傳統活動圈內得以很快地傳開。”[8]

從時間維度看，這種自然歷史過程的全球化是個由緩到急、從慢到快的客觀過程。在全球化早期，不夠便利的交通和通信條件、遙遠的距離、朝代的變遷或政策的改變，甚至自然界的瘟疫，都會極大限制遙遠區域間的人員、物資及文化交流，甚至可能導致全球化進程的中斷。在全球化后期，交通與通信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例如，蒸汽輪船的出現極大推動了全球貿易的發展和文化的交流。貨物運載能力從19世紀30年代每平方英寸5英鎊，增至19世紀70年代末每平方英寸30英鎊，19世紀末達到每平方英寸200英鎊。海運運費在19世紀整體下降80%。鐵路的出現開創了人員和貨物能夠高速且低成本流通的時代。1850年橫穿美國大陸需三個星期，1869年洲際鐵路建成后將其縮短至5天。而人造衛星、光纖電纜的出現則使長途通信的成本急劇下降。20世紀20年代，普通美國工人必須工作三個星期才能付得起從紐約到倫敦的5分鐘電話費。1970年，同樣的長途電話只花工人8小時工資，到2000年大約只花15分鐘的工資。[9]正是借助突飛猛進的技術進步，世界各地的人員往來、信息流動、物資交換變得越來越便利，由此使原本只是涓涓細流的全球化運動，最終變成滾滾而來的時代大潮。

全球化的人為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或簡單商品經濟不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社會化大生產，這種生產方式不是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標，而是以實現產品價值（出售產品并從中獲利）為目標。這一特性決定了這種生產方式是一個無限循環過程，先天具有外向擴張屬性。從生產關系角度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企業從事生產經營不是為滿足人類的物質和精神需要，而是為了實現資本增殖。與自然歷史過程的全球化相比，資本利益最大化驅動下的全球化影響范圍更廣，破壞力也更強。謀求資本利益的動力生生不息，因而資本積累驅動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其范圍更廣、時間更長，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力也更大。

資本主義全球化始于15世紀末期。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東羅馬帝國滅亡，西班牙與奧斯曼帝國爆發戰爭，由此阻斷了東西方貿易的陸路商道。為尋找通往亞洲貿易之路，從東方獲得優質廉價商品，西班牙、葡萄牙等大西洋沿岸國家，借助指南針和造船技術的發展，大力開展遠洋航海，并使歐洲人首次來到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亞洲地區，同時發現了盛產金銀等各類資源、地廣人稀的美洲，獲得了未來進行資本積累所需要的廉價原材料、勞動力及可以獲得更多利潤的市場。正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后，空間和時間不再成為資本發展的障礙，資本力量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內獲得更廉價的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由此獲得更加可觀的利潤。

需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一個基本矛盾，那就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在私有制基礎上，資本主義企業生產的商品不斷增加，種類越來越豐富，但資本家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卻盡可能壓低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由此導致社會大眾的消費能力非常有限。這種生產無限擴大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國家在特定區域內出現過度積累的危機，也就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為緩解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通過推動全球化，在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尋找市場和消費者，以緩解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以及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另一大痼疾，就是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隨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企業平均利潤率會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而平均利潤下降又驅使資本深入、加大甚至獨占對另一個地域的控制。因為只有獨占才能對這一地區的資源、勞動力以及購買力具有控制力及影響力，才能擁有對原材料、商品定價的權力，使其成為利潤最穩定的來源。“這便使資本家所偏好的壟斷控制，而非公開競爭在空間經濟的流動性成為可能。”[10]體現在全球化進程中，這種對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的壟斷和控制，在政策上就是形形色色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其最終目標都是建立有利于資本增殖的世界經濟體系。

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帶來的多重負面影響

全球化進程既包含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也包括資本主義全球化，但二者的比重和影響并不相同。近代以來，由于世界秩序的主導權始終控制在歐美國家手中，這些國家又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重疊和巧合客觀上使資本主義全球化在整個全球化進程中的比重和地位越來越顯著。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全球化對現實世界的塑造，遠遠大于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對世界的影響。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1]

理論上說，無論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都會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相對而言，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帶來的正面效應更明顯。而且，由于受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制約，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僅限于部分區域。相比之下，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痼疾，因此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和影響范圍都遠大于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資本利益最大化為主要驅動力，這實際是顛倒了人類創造財富的目標與手段，由此決定了這種生產方式遲早會走向反面，并給自身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無盡災難。資本主義全球化越是深入擴展，其帶來的負面影響越是明顯。

第一，資本主義全球化塑造“中心—邊緣”式的等級性經濟秩序。正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少數人的現代化”一樣，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同樣是少數人／國家獲益、多數人／國家受損的“中心—邊緣”結構。這是因為，在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使下，資本主義強國為保持經濟優勢地位，常見做法就是不擇手段地打壓那些有可能威脅其經濟優勢地位的國家或行為體，由此造成“我花開后百花殺”的“中心—邊緣”結構。這與自然歷史進程中的“百花齊放”的全球化場景迥然不同。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早期，商業資本主義的擴張就開始塑造“中心—邊緣”的全球結構。16世紀，當葡萄牙在亞洲開啟貿易擴張后，其為了控制利潤豐厚的香料（胡椒、豆蔻）貿易，采取各種辦法壟斷香料貿易。其主要做法就是接連奪取亞洲沿岸的主要據點，包括果阿（1510年）、霍爾木茲（1515年）和馬六甲（1519年）。之后，葡萄牙人便在從東南非洲的索法拉到摩鹿加群島一線沿岸地區修筑要塞和貿易據點。在控制了海洋運輸業后，葡萄牙人便強制船長們必須持有葡萄牙許可證，必須向葡萄牙的城堡納稅。[12]

17世紀，荷蘭取代葡萄牙成為亞洲貿易的主宰者。荷蘭人在1602年成立東印度公司（VOC），該公司與葡萄牙公司的顯著不同在于，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僅取得了荷蘭的貿易壟斷權，還有權向當地君主宣戰、議和，有權修筑要塞，在當地組建行政機構。在此之后，荷蘭人憑借強大武力進行貿易擴張：1605年攻陷摩鹿加群島的提多列島和安汶島，并在當地修筑要塞；1606年試圖攻占馬六甲失敗，但成功從當地蘇丹人手中奪取了爪哇島上的雅加達，并建造巴達維亞作為盤踞點；1638～1658年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錫蘭島，進而控制了桂皮生產；1641年，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馬六甲；1677年打敗馬塔蘭王國；1684征服爪哇的蘇丹王國。通過一系列海上征服（尤其是占領摩鹿加群島），荷蘭人最終控制了丁香和豆蔻的生產。為確保對香料的控制權，嚴格限制外來競爭者，荷蘭人在1621年對盛產豆蔻的班達島上的居民實施了大規模的驅逐。同時，為壟斷丁香生產，除安汶島和幾個鄰近小島外，荷蘭人銷毀了所有島嶼上的丁香樹。[13]

荷蘭人在亞洲的貿易活動，擾亂并破壞了該區域原本存在的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爪哇島上的馬塔蘭王國本來為馬六甲供應大米，結果卻與這種海島貿易斷了聯系。爪哇島東北部的萬丹曾是巨大的貿易中心，向爪哇島和馬來亞的各通商口岸以及生產香料的各島嶼供應大米和奴隸，現在只好轉而與巴達維亞開展貿易。漸漸地，這里的海港公國都走向衰弱，生產水稻的各王國都淪為東印度公司的衛星國。[14]

18世紀以來，英國成為繼荷蘭之后興起的世界經濟霸主。作為依托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歐洲列強，英國等歐洲工業國要想維系和擴大工業規模，需要不斷擴大對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的控制和爭奪，以此實現工業利潤最大化。這種訴求體現到政策層面，就是盡可能控制和爭奪海外殖民，由此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擴展到世界所有地區。經過多年殖民擴張，英帝國占據了世界上1／4的陸地面積和近1／4的全球人口，是其競爭對手法國的三倍多。到19世紀初，英國就已超越了俄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15]

殖民體系成為英國維系全球霸主地位的堅實基礎。但那些處于殖民統治下的亞非拉國家則陷入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有學者根據基尼系數來計算剝削率，即扣除那些為了確保人口基本生存而必要的產品之后帶給精英的剩余比例。在30個前工業社會的樣本中，6個出現了100%的剝削率，也就是說，精英拿走了所有的經濟剩余。這些樣本都是出現在各帝國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和肯尼亞。這些樣本中有三個殖民地的剝削率大約是70%，一個是英國的比哈爾邦，兩個在荷蘭帝國的爪哇島。這些研究證明，殖民帝國存在的理由是剝削。帝國年代最突出的特點是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全球性不平等，即所謂“大分流”。[16]

二戰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不同于英國之處在于，它反對殖民主義、倡導民族解放，因而被很多人視為“仁慈的帝國”。實際上，美國建構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仍是要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方面，美國通過建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聯合國等國際機制，創建一套看似是公共產品，實則有利于美國的制度體系；另一方面，美國大力倡導新自由主義，把全世界不同類型的民族國家整合進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由此，美國最終建立起一套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國際秩序”。

然而，美國建構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實際是個“自由帝國秩序”。自二戰結束至今，美國經常通過各種手段，打壓任何敢于反抗“美式全球化”進程的國家。由于超強的經濟實力（尤其是美元霸權），美國客觀上掌握了用經濟武器打壓亞非拉國家的能力，以制度霸權不斷擴大“長臂管轄權”范圍；相互依存的不對稱性促使美國將相互依存“武器化”。所有這些表明，美國本質上仍是帝國主義國家，其最終目標仍是建立和鞏固以美國為中心的“中心—邊緣”結構。

總之，資本主導的全球體系始終是等級結構。在英國稱霸時期，英國位于中心；它是主要的貿易大國、世界資本的主要來源、市場規則的主要執行者，還是軍事平衡的維系者。歐洲的法國、德國以及荷比盧三個低地國家緊緊圍繞著英國，組成工業擴張和貿易擴張運動的核心集團。[17]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模式，同樣是以美國為核心的“軸心—輻條”結構。

第二，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國內和國際范圍的勞資矛盾日趨激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社會財富主要按資本分配，而不是按勞動量分配，由此導致“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兩極分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現象日趨明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資本更是成為勞資矛盾中的贏家。這是因為，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投資洼地，剝削廉價勞動力，由此在全球范圍內再現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貧富分化。而資本力量很容易實現階級聯合，相比之下，勞工階層在勞資矛盾中的議價能力越來越弱，日趨處于弱勢地位。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早期階段，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是依靠在母國的生產和對本國的工業保護而發展起來的。同時，從海外掠奪的原材料及大量利潤也回歸母國，由此緩和了國內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尖銳矛盾。但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生產過剩導致產業資本的投入回報率逐漸降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普遍陷入滯脹，投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回報率逐漸降低，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紛紛外流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西方的金融資本也隨著產業資本外流逐漸走向海外——追逐價值洼地是資本一直以來最主要的特點。過去，資本力量主要依靠深耕國內市場來獲得利潤（包括建立福利制度進行收入再分配來推動經濟發展），但資本主義全球化使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組合生產要素，而不再局限于國內。由此，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原本局限于國內的勞資矛盾，升級為全球層面的勞資矛盾；原本局限于國內的貧富分化，同樣擴大為全球層面的貧富分化。

在這種背景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出現日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截至2010年，全球約有9.42億貧困勞動者（占全世界勞動者的近三分之一）生活在生活費不足2美元的貧困線以下。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如果將中國排除在外，1981～2004年每個發展中地區的極端貧困（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人數都在增加。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發現，盡管全球中產階級正在興起，但如果以美國貧困線為衡量標準，2011年84%的世界人口是窮人（每天生活費不足20美元）。此外，在過去三十年中，大多數國家工資的GDP占比都在下降。這表明，勞動力相對于資本的狀況正在惡化。[18]

第三，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動輒訴諸武力，導致整個世界日趨動蕩。西方國家治理世界的理念始終與掠奪、剝削、擴張相伴而生。古希臘就是標準的奴隸社會，其高度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是建立在大量奴隸無償勞動的制度上。此后的羅馬帝國同樣是奴隸社會，富有的奴隸主擁有數以萬計的奴隸。近代的英國則是靠販賣奴隸獲得了實現工業革命的“第一桶金”。霸權延續至今的美國，同樣是以奴隸制立國，美國的開國者大多是大地主、大奴隸主。這種無償攫取他人勞動成果和財富的思維方式，體現到對外政策中就是恃強凌弱，熱衷于通過發動戰爭來獲取原料、市場和發展機會，為此不惜犧牲他國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建立和維護“中心—邊緣”的全球經濟體系為目標，這種體系的建立與維護都要依靠武力和強制。在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中也存在為爭奪稀缺資源而引發戰爭的現象，但這種征服和戰爭并不包含深層的戰略動機。而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戰爭則不然。資本驅動下的對外戰爭，其最終目標是獲得高額利潤，因此其最終目標是徹底控制這些國家的市場和原料，將資本的控制力推廣到所有資本進入的地方。列寧指出：“資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毒辣，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19]

英國建立的全球體系就是以“堅船利炮”為手段和后盾。英國在擴張時期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后來與荷蘭進行了四次英荷戰爭，19世紀又擊敗歐洲陸上的強國法國，最終建立起所謂“英國治下的和平”。歷史學家斯圖爾特·萊科克（Stuart Laycock）研究發現，在不同時期，英國曾侵略了地球上幾乎90%的國家。1689～1815年是英國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的高潮期，在這126年間，英國有73年在打仗。還有統計稱，1100～1900年，英國有一半以上時間在打仗。[20]英國通過殖民戰爭大量建立殖民地，并在當地建立國家權力機構，推行法律制度，最終建立起“日不落帝國”。英國維系該體系同樣是依靠空前強大的軍事能力和“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國家干預。“英國為促進資本主義擴張所采取的方法多種多樣，但有一個共同點：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正式的干預和控制，但如有可能，則做出非正式的、代價較小的安排，由可靠的地方政府負責執行規定。”[21]

19世紀后期，隨著以電力的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進，美國、德國先后超越英國。由于國際市場所?？臻g有限，資本主義國家原來重點針對亞非拉地區的殖民擴張，最終演變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尤其是歐洲新興工業大國德國迫切需要爭奪“陽光下的空間”，最終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宗主國控制的勢力范圍越廣，其發動戰爭可動員的資源則越多，戰爭對世界的破壞力則越大。20世紀之前爆發的大國戰爭大多發生在有限區域的民族國家之間，而兩次世界大戰則是宗主國憑借其在世界各殖民地掠奪來的戰略資源進行的世界性大戰。從最終結果看，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資本主義全球化400多年積累的財富在短短幾年內化為灰燼。這從側面表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可謂“登峰造極”。

二戰后，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代表，其全球戰略的基本政策就是對新興社會主義陣營全面遏制：經濟上推行“馬歇爾計劃”扶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重建，軍事上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抗蘇聯，技術上通過巴黎統籌委員會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發展。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深入推進的全球化進程被人為分裂。與此同時，雙方軍備競賽不斷升級，尤其是競相擴充核武庫，最終形成“核恐怖下的平衡”。換言之，只有戰爭的武器發展到足以摧毀整個人類社會的程度時，戰爭步伐才得以暫時停下來。這恰恰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出現的最令人絕望的局面：不是人類主動終止了自己發動的戰爭，而是人類被自己想獨占全球資源的貪欲而制造出來的武器束縛住了手腳。核武器遏制了人類瘋狂擴張的沖動，以戰止戰在全球化進程中具有了令人驚悚和可悲的含義——“核武器的使用可以成為最極端的全球化形態。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出現的國際和平，是一個突然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歷史性世界變遷。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核武器對世界造成的威脅。這使得大國之間的戰爭變成徹頭徹尾的非理性行為。”[22]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近乎一統世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福山在1992年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自由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后的形式。所有事情都趨向于市場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占主導地位的全球秩序”。[23]然而，歷史并未終結，恰恰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重新主導世界之后，它所包含的內在矛盾才暴露得越發充分。從經濟角度看，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僅禍害發展中國家，同時也使發達國家深受其害。有學者指出，新自由主義沒有成功地兌現其承諾，它沒有產生經濟增長，反而帶來經濟停滯、不平等、貧困以及公司對政治民主的侵蝕，并導致了2008年的新自由主義大衰退。[24]從軍事角度看，美國維系“美國治下的和平”仍是以頻頻發動戰爭的方式進行的。據統計，從二戰結束到2001年，全球153個國家共發生248次武裝沖突，其中由美國主動發起的就有201次。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至少要對37個受害國2000萬人的死亡負責，其中包括對1000萬至1500萬人的死亡直接負責。

時至今日，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無法適應時代發展帶來的新變化和新要求，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正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弊端叢生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潮流。甚至連美國也出現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公開質疑乃至謀求推翻其一手建立并主導多年的“自由國際秩序”的趨勢。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移植西方發展道路效果不彰，也開始質疑西方式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全球化。世界正處于新舊交替的戰略調整期和歷史的十字路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新型經濟全球化

歷史發展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全球化在初始階段原本是自然歷史進程，而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興起使全球化很大程度變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時至今日，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弊端日顯，回歸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即“新型全球化”，被重新提上日程。

轉向新型全球化的條件：權力轉移導致資本主義全球化根基動搖。歷史向來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F行國際體系是西方國家主導的，因此西方國家的國力興衰直接影響這套國際體系的有效性和權威性。過去相當長時期，世界權力的接力棒始終在西方國家內部傳遞（從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從荷蘭到英國，最終又從英國轉到美國），由此使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意識，以及其所推行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長期主宰世界，乃至一度被認為是“歷史的終結者”。

現行國際體系主要由權力角逐的勝利者制定和運行，由此決定了這套國際秩序本質上仍是“贏者通吃”的舊秩序，充滿了勝利者的邏輯和思維體系，因此該體系更多是為西方國家和公民服務，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群體則處在該體系的外圍和被剝奪的位置。當前的世界秩序是由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精英以及擁有強大權力的強國建立起來的，因而其享有的權利也是沿著有利于“強國精英—強國大眾—弱國精英—弱國大眾”的路徑，從中心向外圍擴散。正如羅伯特·考克斯所言，規制理論對七國集團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在經濟合作中普遍面臨的問題論述甚多。相應地，它對于改變世界經濟結構的做法少有涉獵，比如第三世界對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需求。

世界經濟體系更替的基本條件，就是大國權力轉移以及伴隨而來的長期沖突。意大利歷史學家阿瑞吉深入考察了資本累積與戰爭爆發的關系后，提出了“系統性資本累積周期，必定以大規模戰爭作結”的觀點。在他看來，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最少經歷了三個累積周期：一是14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資本累積中心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二是17世紀至18世紀末，資本主義累積中心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三是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資本累積中心是大英帝國的倫敦；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資本累積中心是美國的紐約。按照阿瑞吉的分析，每一次周期的完結和更替，都是由“資本過度集中”和“過度累積”所導致的過度投資、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等現象所引發，其結果是經濟迅速金融化和泡沫化。而徹底解決的方法，是通過大規模的戰爭來消滅過剩的資本（包括人口、廠房、機器、信貸），以使資本累積過程可以重新出發。與上述累積周期相對應，第一個周期結束于“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結果是荷蘭霸權的建立；第二個周期的完結是拿破侖戰爭（1792～1815年），結果是大英帝國的崛起；第三個周期完結則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1914～1945年），結果是美國霸權的崛起。[25]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大變局體現在經濟領域，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整體影響力持續下降；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發展迅速，推動世界步入第四個周期。這一時期，大國矛盾的重新激化導致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對這一時期世界政治特征的典型描述。一般來說，“各霸權時期的典型特征是‘良性循環’，社會安定、貿易和生產擴張一波接一波。而各霸權轉移時期則相反，它表現為‘惡性循環’。國家間和企業間競爭激化，社會機能失調，沖突不斷增加，直至整個體系動亂，國家崩潰和社會革命”[26]。尤其在美國頻頻“退群”，轉而奉行“新孤立主義”的背景下，全球化進程已經到了動能轉換、模式更新的十字路口。

從“以資本為中心”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當前，數字技術和信息革命的到來為實現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技術條件，但作用總體有限。近現代以來，人類社會至少爆發了四次技術革命。每次技術革命的爆發，都會推動生產力出現躍進式發展，同時也使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創造性毀滅”中浴火重生，獲得新的生命力。然而，技術進步雖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但對解決貧富分化問題則效果有限。一般來說，技術進步帶來的設備更新，必然會使資本有機構成中不變資本（購買機器設備）占比日趨增大，而可變資本（工人工資）占比越來越小，由此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日趨提高。這一方面導致資本家利潤率持續下降，另一方面導致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程度日趨加劇，普通勞動者生存處境日趨惡化。列寧指出：“機器的使用把勞動效率提高了許多倍，但是資本家把所有這些好處用來對付工人，他們利用機器需要工人極少這種情況，延長了工作時間，剝奪工人夜里休息的時間，把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附屬品。”[27]

技術進步使得機器日趨取代勞動者，由此造成勞動者失業人數日趨增加。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后的幾十年中，其替代的勞動者數量比他所接納的要多得多。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是用機器動力來代替人的體力，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把操作機器設備的勞動力“合理化”或者近乎變成機器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首要特征就只能是使生產過程中的人類勞動力完全成為多余，通過受控制的自動化設備和信息系統，對勞動者進行合理化削減。據國際勞工組織預測，到2040年，機器人可以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將從目前的16%增加到42%，這意味著僅西方國家就會有約8600萬人失業。布雷弗曼認為：“技術的進步非但沒有改變無產階級的命運，反而成為限制無產階級的新枷鎖。”因此，僅僅依靠新技術革命來推動新型全球化，顯然是找錯了方向。

筆者認為，要想真正實現新型全球化，關鍵是要將發展理念從“以資本為中心”轉向“以人民為中心”，只有通過實行更多有利于增進人民福祉的內外政策，才能實現各國共存共榮的新型全球化。如前所述，當前世界普遍存在的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及國家間發展不平衡問題，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大驅動力就是資本增殖。這種以資本逐利為中心的模式將發展目標與發展手段相互顛倒，因此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充滿不確定性。只有個人收益與社會效果一致時，市場機制才能運作良好；如果二者不一致，便會出現個人利益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市場失靈”問題。資本貪婪逐利造成的最大問題，就是貧富分化日益拉大，由此導致嚴重經濟危機乃至政局動蕩。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最終導致法西斯主義上臺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占領華爾街”運動和“阿拉伯之春”。

破解這一難題，必須改變“資本至上”、市場萬能的迷思，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進一步說，就是在全球化治理中更多注入社會主義的發展理念。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對資本主義“揚棄”基礎上產生的，其優點在于其是一種“多數人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資本增殖，而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最終目標是“共同富裕”。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全球發展倡議”的新概念。該倡議主要內容是“六個堅持”：堅持發展優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新驅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在筆者看來，“以人民為中心”是“全球發展倡議”的核心要義，也是解決當前全球發展失衡、實現新型全球化的根本價值取向。

結語

當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弊端叢生，由此導致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潮流。與此同時，大國權力消漲帶來的大國矛盾激增，引發世界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斷裂與重組。在此背景下，全球化運動何去何從，已經成為亟待破解的時代課題。本文認為，全球化進程中原本存在兩套體系和兩種邏輯：一個是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平等體系，另一個是資本主導下的全球化。前者是客觀趨勢，是歷史必然性的體現；而后者則是西方國家人為強加的結果，是歷史偶然性的體現。從結果角度看，正是由于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弊端叢生，才導致貧富分化、危機頻發等一系列問題，并由此產生“逆全球化”潮流。然而，我們不能因資本主義全球化產生了種種弊端，而將所有弊病都歸咎于全球化進程，進而否定全球化本身。正確做法是摒棄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而不是摒棄全球化本身。相反，只有最大限度地推動作為自然歷史進程的新型全球化，各國才能實現共存共榮、和平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注釋

[1]和磊：《反全球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頁。

[2]羅賓·科恩、保羅·肯尼迪：《全球社會學》，文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9頁。

[3][12][13][14]埃里克·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趙丙祥、劉傳珠、楊玉靜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4、278～280、281～282、283～284頁。

[4][8]安德烈·岡德·弗蘭克等：《世界體系：500年還是100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1、5頁。

[5][6]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第36、240頁。

[7]喬伊斯·阿普爾比：《無情的革命》，宋非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0～64頁。

[9]杰弗里·弗里登：《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3頁。

[10]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7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頁。

[15]克里尚·庫馬爾：《千年帝國史》，石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88頁。

[16]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3卷，郭臺輝、茅根紅、余宜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頁。

[17][21]羅伯特·W.考克斯，《生產、權力和世界秩序：社會力量在締造歷史中的作用》，林華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101、100頁。

[18]L. Pradella, The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9/merkel-austerity-globalization-eu-poverty/.

[19]《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5頁。

[20]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頁。

[22][24]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4卷，郭忠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53、503頁。

[23]Maximillian Alvarez,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Boston Review, 25 March 2019.

[25]轉引自李逆熵：《資本的沖動：世界深層矛盾根源》，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14年，第247～248頁。

[26]喬萬尼·阿瑞吉、貝弗里·J.西爾弗等：《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王宇潔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64頁。

[27]《列寧專題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頁。

The Dual Structur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mid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ian Wenlin

Abstract: Globalization consists of two structures: globalization as a proces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Western-le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former is the embodiment of objective trend and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the latter is a result impo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has a historical contingency. For hundreds of years, as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always dominated and shaped the world system, Western-le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This kind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hierarchical economic order, global polarization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unstable security situation, making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constantly emerging. What human society should resist is the Western-le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not globalization itself. Human history is a process of negation-of-the-negation development. Only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a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that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natural history can countries achieve common survival and prosperity,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globalization, dual structure, new globaliza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