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下，逆經濟全球化思潮涌現，全球經濟發展受阻，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在此背景下，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成為必然選擇。新型經濟全球化應以人為本，以高科技為引領，追求平等并注重生態平衡。為有效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需強化多邊合作機制，為合作筑牢根基；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激發市場活力；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升級，提升經濟韌性；倡導綠色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培育新型經濟全球化人才，強化智力支撐。

【關鍵詞】新的動蕩變革期 新型經濟全球化 逆全球化 以人為本 生態平衡

【中圖分類號】F114/F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4

【作者簡介】王輝耀，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原國務院參事，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會長，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副會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才研究會國際人才專業委員會會長，外交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全球化戰略、全球治理、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全球化：站在新的十字路口》、《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合著）、《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編著）、《命運與共：中國與全球化的未來》等。

引言

當前，我們正面對一個充滿二元對立特征的世界。一方面，我們正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進步時代。全球經濟持續增長，技術創新正在重塑生活的方方面面，跨文化交流造就了一個聯系緊密的“地球村”。另一方面，我們也面臨諸多挑戰。持續的烏克蘭危機以及巴以沖突有可能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并引起人們對更廣泛的全球危機的擔憂；氣候變化正引發前所未有的災難性后果，從極具破壞力的野火到海平面上升等不一而足；諸如新冠疫情這樣的全球大流行病，暴露了公共衛生系統的脆弱之處；此外，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倫理與經濟方面的兩難困境，而多數發展中國家正面臨日益嚴峻的債務危機。

2021年9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以視頻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出，“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1]這是繼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后的又一個關于時局的重要判斷。對于如何理解“新的動蕩變革期”，習近平主席用了兩組詞予以解釋，分別是“大調整、大分化、大重組”和“不確定、不穩定、難預料”。

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是適應全球經濟格局演變趨勢的主動作為，也是我們開辟發展新路徑、推動人類共同進步的關鍵戰略抉擇。通過倡導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合作理念，重建國際經濟交往的信任橋梁，打破貿易壁壘的藩籬，為國內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空間，也為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新的可能。新型經濟全球化旨在構建以人為本、發展更加平衡、機會更加平等的全球經濟秩序，注重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的平衡，促進全球經濟的健康、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全球化無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2]而經濟全球化是以上所有問題的答案。[3]

為什么要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

逆經濟全球化現象的興起及其根源。當今世界格局下，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謹慎的全球化（Guarded Globalization）[4]浪潮洶涌而至。英國脫歐這一標志性事件打破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原有平衡，使歐盟內部的經濟合作架構遭受重創，貿易與投資的自由流動面臨諸多新的限制與不確定性。美國自特朗普執政時期以來推行的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如對眾多國家加征高額關稅、頻繁挑起貿易爭端等，極大地擾亂了全球貿易秩序。

這些逆經濟全球化舉措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在于部分國家過度強調軍事安全而非經濟安全。[5]從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角度來看，一些國家秉持傳統的地緣政治思維，將軍事力量與地緣政治優勢視為所要維護的國家利益核心要素，而忽視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所形成的共同利益網絡。這種思維導向使得這些國家試圖通過設置貿易壁壘、減少對外經濟依賴等方式來構建所謂的“安全防線”，但實際上卻對全球經濟體系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支持經濟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遭到極大沖擊。[6]新自由主義認為，要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干預，解除對資本的國內和國際管制，使要素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以達到資源的最優化配置。[7]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推廣并沒有為后發國家帶來預期的經濟成效，反而不斷地在東歐和拉美制造出種種社會問題，使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陷入困境。世界經濟仍然處于“中心-邊緣”體系中，西方國家習慣了自己處于中心地位而非西方世界處于邊緣位置。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認為，在過去30年里，不僅美國國內的貧富分化加劇了，模仿美國的那些國家貧富分化也加劇了。[8]伴隨著逆經濟全球化思潮抬頭，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的經濟全球化“三元悖論”受到廣泛關注。羅德里克認為，一國政府只能在經濟全球化、政策主權和民主政體三者之中任選兩個，而無法同時選擇三個，如果要選擇國家主權和民主政體，就必須容忍一個輕量級的經濟全球化。[9]“三元悖論”很巧妙地為逆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誤導人們相信當前的經濟全球化陷入困境并不值得擔憂。但是，這一理論更多的只是對經濟全球化的表象作了直觀的分析，尚未揭示出矛盾的實質。解決問題的關鍵并不是在經濟全球化、政策主權和民主政體三者之間作取舍，而是要考慮構建一個更加包容和普惠、能夠有效地解決“三元悖論”的經濟全球化。

世界經濟面臨的多重困境。一是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自21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緩。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推動經濟增長，2022年至2030年的全球潛在GDP增長率均值預計將比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年均3.5%下降約1／3，降至年均2.2%。[10]這一現象的產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傳統產業增長動力不足、制造業面臨產能過剩、技術創新瓶頸等問題。例如，全球汽車產業，在新能源汽車轉型過程中，傳統燃油汽車企業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而新興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在技術突破、市場培育等方面也面臨諸多挑戰。同時，新興產業尚未形成足夠強大的支撐力量，例如，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新興領域雖然發展迅速，但在短期內難以彌補傳統產業下滑帶來的缺口。

二是國際貿易體系面臨危機。逆經濟全球化導致國際貿易體系支離破碎。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者與仲裁者，在貿易爭端頻發的當下，其協調與解決爭端的能力受到極大挑戰。同時，各國在農產品補貼、知識產權保護、服務貿易自由化等關鍵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這使得全球貿易規則無法及時更新與完善，無法適應全球經濟格局的新變化。此外，各國紛紛轉向區域貿易合作，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而這些區域貿易協定在規則制定、市場準入等方面存在差異，導致全球貿易體系出現碎片化趨勢。

三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穩定。逆經濟全球化引發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中斷與重構風險。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各國依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參與產業鏈的不同環節。然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導致中間產品貿易受阻，跨國企業的全球生產布局面臨調整。例如，在電子信息產業，芯片制造環節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一旦貿易摩擦加劇，芯片供應就會受到影響，進而波及全球眾多電子產品制造企業。此外，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如新冠疫情的暴發，也暴露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脆弱性，物流中斷、生產停滯等問題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我們要推動什么樣的新型經濟全球化

“以人為本”的新型經濟全球化。“以人為本”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強調將人類的整體利益、個體的全面發展作為全球化經濟活動的核心關注點，這是對傳統模式的深刻反思與積極革新。[11]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國際社會面臨的是如何讓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贏、合作團結的方向發展，從而打造一個更具韌性和柔性的全球化，[12]而這“通過一體化、共享以及多元化才能得到最佳實現”。[13]

一是注重全球勞動力素質提升與權益保障。在新型經濟全球化框架下，各國應更加重視勞動力資源的開發與保護。通過國際合作開展大規模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提升全球勞動者在新興產業和高端技術領域的就業能力。例如，設立跨國的數字技能培訓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提供免費或低成本的編程、數據分析等課程，使他們能夠適應數字化時代的全球勞動力市場需求。同時，國際社會應共同努力推動建立全球統一的勞動標準與權益保障機制，確保勞動者在工資待遇、工作環境、勞動時長等方面享有合理權益。[14]

二是構建以滿足全球民生需求為導向的產業布局與貿易模式。國際貿易與產業發展應緊密圍繞全球民生需求進行調整與優化。伴隨醫療保健產業全球化合作的加速，各國將共同研發和生產應對全球性疾病的藥物與醫療設備，降低藥品價格，提高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在農業領域，推動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國際交流與推廣，保障全球糧食安全，減少貧困地區的饑餓人口。此外，以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求為核心的綠色消費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應得到大力推廣和發展。全球貿易模式也應從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向注重產品質量、社會責任和環境友好轉變，鼓勵企業生產符合全球民生福祉的產品，通過綠色貿易認證、公平貿易標識等手段，引導消費者選擇對人類和地球有益的商品與服務。

三是促進全球教育資源共享與文化交流互鑒。教育是實現“以人為本”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基石。各國應加強在教育領域的合作，通過建立國際教育交流平臺、開展教師互訪、學生交換項目等方式，促進全球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同時，在文化方面，倡導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互鑒，尊重文化多樣性，保護世界文化遺產。文化產業的全球化發展將不僅帶來經濟效益，更能促進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與包容，豐富人類的精神世界，為全球經濟合作奠定堅實的人文基礎。

高科技引領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在當今時代，高科技作為一股強大的變革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為新型經濟全球化開辟嶄新路徑。[15]從信息技術領域的量子計算突破到生物技術范疇的基因編輯創新，從新能源技術的高效儲能發展到新材料技術的性能飛躍，這些高科技的前沿進展相互交織、協同發力，催生出全新的經濟業態與商業模式，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和價值創造邏輯。在經濟全球化中，商品、服務、資本、技術以及信息在各大洲之間的流動并不新奇，但技術變革極大地降低了與距離相關的成本，使得當前的經濟全球化變得“更深入且更迅速”。[16]

以量子計算為例，其超高速的數據處理能力使復雜的經濟模型運算和大規模數據分析瞬間可成，為金融風險預測、市場趨勢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準度。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交易決策、投資策略制定中，量子計算技術正逐漸成為核心驅動力，引領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更高效地流動與配置。再如，生物技術的進步在醫療保健和農業領域掀起了革命浪潮。基因編輯技術讓個性化醫療成為現實，針對個體基因特征研發的精準治療方案不僅提高了疾病治愈率，還推動了全球醫療旅游產業的興起。在農業方面，智能農業系統的應用大幅提升了糧食產量與質量，有利于保障全球糧食供應的穩定性，減少因糧食短缺引發的地區經濟波動與不穩定因素。新能源技術的崛起對于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塑意義非凡。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技術的日益成熟，加速了全球能源結構的轉型。跨國企業紛紛加大在新能源領域的投資與研發，推動全球能源產業鏈的重構。

尤其在數字經濟方面，2020年6月12日，新加坡、智利和新西蘭簽署了《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同年6月底，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設立了數字經濟特別會議，發布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會宣言》，進一步探索與數字貿易相關的規則。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由全球20家最大的數字經濟企業組成的“國際數據聯盟”（D20），以增強二十國集團在數字經濟領域更好地推動全球治理的能力。

追求平等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在傳統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往往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17]貿易規則的制定權長期被發達國家所掌控，這些規則更多地傾向于保護發達國家的產業和利益。例如，在農產品貿易上，發達國家一方面對本國農業給予高額補貼，使得其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據價格優勢，另一方面設置各種貿易壁壘，限制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進口。這種雙重標準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農業的發展，許多發展中國家作為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經濟體，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舉步維艱。從跨國投資來看，發展中國家雖然渴望吸引外資以帶動經濟發展，但往往在與跨國公司的談判中缺乏議價能力。跨國公司憑借其強大的資金、技術和品牌優勢，在發展中國家獲取了大量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卻將大部分利潤轉移回母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被鎖定在低端環節，承擔著高污染、高能耗的生產任務，而附加值較高的研發、設計和銷售環節則被發達國家牢牢把控。在技術轉移方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設置重重障礙。先進技術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而發展中國家難以通過正常途徑獲取。這導致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進展緩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拉大，進一步加深了經濟發展的不平等。[18]

然而，不平等并非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內部同樣出現了嚴重的發展不平衡現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資本的逐利性使得產業布局發生巨大變化。在發達國家，資本大量流向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領域，而傳統制造業則逐漸衰落。例如，美國的一些傳統工業城市，如底特律，曾經是汽車工業的輝煌之地，但在全球化浪潮下，由于汽車產業向海外低成本地區轉移，當地經濟遭受重創。這種產業空心化導致了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從事金融和高科技行業的精英階層收入大幅增長，而傳統產業工人的薪資卻陷入停滯甚至下降。這種內部的不平等使得一部分民眾對傳統的經濟全球化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產生了強烈的不滿，他們認為正是這種無節制的全球化和資本自由流動導致了他們的困境。在歐洲，一些民粹主義政黨崛起，他們反對歐盟的某些自由貿易協定和移民政策，認為這些政策損害了本國工人的利益。在美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一些政治勢力對自由貿易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提出質疑，認為該協定導致美國大量制造業崗位的流失。這反映了發達國家內部部分民眾對傳統經濟全球化模式下利益分配不均的強烈不滿和對現有經濟秩序的質疑，也預示了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首先應實現發展機會平等。在新型經濟全球化中，發展機會平等意味著不論國家大小、貧富，都應擁有平等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的機會。這包括獲得先進技術、參與國際投資與貿易、分享全球市場資源等方面的機會。例如，應建立公平的國際技術轉讓機制，使發展中國家能夠以合理的成本獲取前沿技術，提升自身產業水平。在國際投資領域，要打破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限制與歧視，鼓勵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多元化投資項目，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同時，在全球市場準入方面，減少貿易壁壘，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與服務，應給予其平等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權利，促進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其次應實現利益分配平等。利益分配平等是平等的新型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全球產業鏈中，各個國家和地區依據其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獲得相應的合理報酬，而不再是發達國家獨占大部分利潤，發展中國家只能獲取少量加工費的局面。這需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核算體系與利潤分配機制，充分考慮勞動力、資源、環境等多種要素在生產中的價值貢獻。例如，對于一些資源輸出型發展中國家，在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上應體現公平性，避免被發達國家低價掠奪資源。在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布局中，要保障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能夠獲得與其勞動付出相匹配的工資待遇與福利保障，并且在企業利潤分配時，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權益份額。通過稅收調節、利潤共享協議等多種手段，確保全球經濟利益能夠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實現公平分配。2023年10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的“雙支柱”國際稅收改革方案應該得到支持，世界各國應采取必要措施，協同推進國際稅收方案優化和新規則落地，以避免世界范圍內的數字稅收爭端加劇。[19]

最后應實現規則制定平等。規則制定平等是實現平等的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重要保障。所有國家都應有平等的話語權與參與權來制定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國際組織與多邊貿易協定在規則制定過程中，應充分聽取發展中國家的意見與訴求，改變以往發達國家主導規則制定的格局。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改革進程中，應提升發展中國家在決策機構中的代表性與投票權，使發展中國家能夠積極參與到貿易規則的修訂與完善中來。在新興領域，如數字貿易、綠色貿易規則的制定上，也要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與特殊情況，避免規則成為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新工具。通過平等的規則制定，構建一個公平公正、包容透明的國際經濟秩序，為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生態平衡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傳統經濟全球化在推動世界經濟迅猛發展、促進商品和資本大規模流動、加速技術傳播與擴散的同時，也給全球生態環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與嚴峻挑戰。在過去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為了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謀求經濟快速增長和實現工業化，往往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與能源消耗，而忽視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導致在全球范圍內的嚴重生態問題頻繁發生。因此，新型經濟全球化應該是生態平衡的全球化。

其一，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始終。在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綠色發展理念應成為所有國家和地區開展經濟活動的核心指導思想。[20]這意味著無論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產業布局，還是進行企業生產經營決策，都必須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首要考慮因素，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各國應積極推動產業結構的綠色轉型，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如可再生能源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生態農業、綠色服務業等。通過政策引導和技術創新，鼓勵企業采用綠色生產技術和工藝，降低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從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生產模式向綠色、低碳、循環的可持續生產模式轉變。

其二，生態能源的全球協同保護與合理利用。地球的生態資源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整體，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態環境變化都可能對全球生態系統產生深遠影響。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之一是，各國應摒棄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念，樹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意識，加強在生態資源保護與利用方面的國際合作與協同治理。在自然資源保護方面，各國應共同努力保護全球的森林、濕地、海洋等重要生態系統。通過建立跨國界的自然保護區、開展聯合生態修復項目等方式，加強對珍稀動植物物種及其棲息地的保護。在資源利用方面，應遵循公平、合理、可持續的原則，促進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發達國家應在技術和資金上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開發和利用清潔能源和資源，實現全球資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同時，各國應加強在資源勘探、開發、加工等環節的合作與交流，共享資源信息和技術成果，避免資源的浪費和無序競爭。

其三，環境標準與生態治理規則的全球統一與協調。實現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生態保護目標，建立全球統一、協調的環境標準和生態治理規則至關重要。目前，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環境承載能力和環境政策存在差異，導致全球環境標準參差不齊，這不僅容易引發國際貿易中的綠色壁壘爭端，也不利于全球生態環境的整體保護。因此，國際社會應積極推動在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等國際組織和多邊框架下，制定統一的環境標準和生態治理規則。這些規則應涵蓋產品的綠色環保標準、企業的環境責任與義務、跨國投資的環境準入門檻、國際貿易中的綠色補貼政策等多個方面。

我們如何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

當前國際范圍內批評經濟全球化的聲音同以西方為首的“逆全球化”主張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各國批評和抵制的不是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平等相待和互惠互利，而是針對國際資本的壟斷，是要抵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規則。[21]

習近平主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22]經濟全球化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要求我們積極融入、堅定不移推動，而非制造分裂的鴻溝、升起對抗的鐵幕。習近平主席強調：“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各國不是乘坐在190多條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應該相互視對方的發展為機遇而非挑戰。”[23]在復雜多變、風險疊加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是利益共同體。反經濟全球化、逆經濟全球化只會將世界經濟這艘大船引向險灘暗礁，讓其遭受逆風、回頭浪的打擊，最終使全球經濟大船傾覆。世界經濟與國家經濟的關系正如“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

中國在當今全球格局中占據著極為獨特且關鍵的地位。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眾多發展中國家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廣泛的合作基礎以及緊密的經濟聯系。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與持續積累，中國在資本與產業能力方面已具備相當的規模與水平，部分領域已達到甚至超越了傳統發達國家水平。在多極世界的大框架下，中國猶如一座橋梁，有效地連接起幾大板塊。憑借著自身連接發展中國家與具備發達國家相關能力的雙重優勢，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正逐步發揮引領作用。[24]

強化多邊合作機制。多邊合作機制在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依然占據著極為關鍵的地位。[25]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全球貿易治理的核心平臺，亟待進行深入改革與完善。各成員國需積極參與WTO改革談判，致力于解決諸如爭端解決機制效率低下、規則滯后于數字貿易和綠色貿易等新興領域發展需求等突出問題。通過重新審視和調整貿易規則，確保其更加公平、透明且具有廣泛適應性，能夠充分兼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利益訴求與發展階段特點。[26]

在區域層面，應積極推動各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蓬勃發展并不斷深化合作內涵。例如，歐盟持續加強內部市場整合與政策協調，提升經濟一體化水平；亞太經合組織（APEC）進一步促進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進程，加強成員間在互聯互通、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交流；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機制不斷拓展合作領域，在區域金融穩定、糧食安全、能源合作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這些區域合作組織相互補充、協同發展，為全球多邊合作提供豐富多樣的實踐經驗與示范樣本，有力推動全球經濟朝著更加開放、包容、均衡的方向發展。

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大幅削減貿易壁壘是實現貿易自由化的重要舉措。各國應逐步降低關稅水平，減少非關稅貿易壁壘，如配額限制、技術性貿易壁壘、進口許可證制度等限制措施。積極推動貿易便利化改革，簡化海關手續，提高貨物通關效率，降低貿易成本。在投資領域，加強國際投資政策協調與合作至關重要。各國應致力于營造公平、公正、透明的投資環境，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平等的市場準入機會和穩定的政策預期。通過簽訂雙邊投資協定（BIT）或多邊投資協定，明確投資者的權利與義務，加大對投資者的保護力度，防范政治風險和不合理的政策干預。

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升級。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是提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力的核心驅動力。各國政府應積極制定并實施鼓勵科技創新的政策措施，大幅增加科研經費投入，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科技投入體系。加強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有機結合，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領域取得關鍵突破，為產業升級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

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是適應全球經濟數字化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企業應積極應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生產、管理、銷售等各個環節進行全面數字化改造升級。通過實現生產過程的智能化控制、供應鏈的數字化協同管理以及精準營銷等創新應用模式，顯著提高生產效率、降低運營成本、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增強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核心競爭力。例如，德國工業4.0戰略推動制造業企業廣泛應用智能制造技術，實現生產模式的智能化轉型；亞馬遜等電商巨頭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精準的商品推薦和供應鏈優化管理，極大地提升了用戶體驗和企業運營效益。

加強國際產業合作與協同發展是構建更加緊密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伙伴關系的關鍵路徑。各國應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在全球產業鏈中找準定位，加強在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市場營銷等環節的分工協作與資源共享。積極推動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優化產業布局，促進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與協同創新，形成優勢互補、風險共擔的產業發展格局。

倡導綠色可持續發展。制定和實施嚴格的環境政策與法規是推動全球綠色發展的重要保障。各國政府應結合本國實際情況，制定涵蓋大氣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修復、資源保護與循環利用等多方面的綜合性環境政策體系，并加大環境執法力度，確保企業嚴格遵守環境法規要求，切實履行環境保護責任。例如，歐盟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法規，如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通過市場機制引導企業減少碳排放，有力推動了區域內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大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實施，加大了對環境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有效促進了企業環保意識的提升和綠色發展行動的實施。

積極推動綠色技術創新與應用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動力。各國應加大在綠色能源技術、節能環保技術、清潔生產技術、生態修復技術等領域的研發投入，鼓勵科研機構、高校與企業開展產學研合作，加快綠色技術的創新突破和產業化應用進程。例如，在太陽能光伏領域，中國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和產業政策支持，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光伏生產和應用國家，推動了全球太陽能發電成本的大幅下降；丹麥在風力發電技術研發和應用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其先進的風力發電機組技術和海上風電開發經驗為全球風電產業發展提供了寶貴借鑒。

加強國際綠色合作與交流是應對全球環境挑戰的必然選擇。各國應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等國際環境合作機制，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海洋環境保護等領域的溝通協調與務實合作。發達國家應履行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承諾，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綠色發展能力和應對環境挑戰的水平。例如，通過綠色氣候基金（GCF）等國際機制，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用于開展可再生能源項目、森林保護與恢復項目等綠色發展行動；各國科研機構和企業在國際綠色技術展覽、學術研討會等平臺上廣泛開展交流合作，分享綠色技術創新成果和實踐經驗，共同推動全球綠色技術進步與產業發展。

培育新型經濟全球化人才。教育改革是培養適應新型經濟全球化人才的基礎工程。各國教育體系應緊密圍繞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需求特點，優化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加強國際經濟、貿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領域的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注重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全球視野、創新思維和實踐操作能力，使學生具備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學習、工作和生活的綜合素質。

加強職業培訓與繼續教育是提升勞動者素質以適應新型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針對不同行業和職業崗位需求，開展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訓項目，提高勞動者在數字技術應用、智能制造操作、綠色生產工藝等方面的專業技能水平。鼓勵企業與職業培訓機構、高校合作，建立常態化的員工培訓機制，使勞動者能夠及時更新知識結構，掌握前沿技術和工藝，適應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職業轉換需求。

積極引進國際人才是促進新型經濟全球化人才交流與融合的有效手段。各國應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進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提供優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設立各類人才引進計劃和科研項目合作平臺，吸引全球頂尖科學家、企業家、創新人才等匯聚本國，帶動本土人才隊伍建設和科技創新能力提升。

結語

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數字經濟成為新的主要經濟形態，人工智能等技術革命正在孕育經濟新模式、新業態，經濟全球化轉型的壓力與動力不斷積聚。新型經濟全球化旨在克服西方主導和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存在的弊端，使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可以作為主體參與其中，并且是主動參與。同時，世界各國對自身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自主選擇權都將在新型經濟全球化中受到尊重。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之路充滿艱難險阻。習近平主席指出：“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中國通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既受益于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增長動能，也推動全球化快速深入發展，并逐漸成為新型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引領者和推動者。中國積極推動全球化合作方式、治理機制和發展動力轉型，持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堅持發展成果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共享，力求避免發展不平衡、不均衡等問題。總之，新型經濟全球化絕非權宜之計，而是從根本上應對國內外錯綜復雜挑戰的關鍵戰略與有力武器。

注釋

[1]《習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2021年9月22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32232697。

[2]王輝耀：《全球化：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3]王輝耀：《我仍然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問題的答案》，2023年7月11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06025。

[4]I. Bremmer, "The New Rules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4, 92(1).

[5]H. Y. Wang, The Ebb and Flow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Springer, 2022.

[6]葛浩陽、陸茸：《新型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建構與實踐發展——習近平經濟全球化思想學習體會》，《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3期。

[7]M. E. Rupert, Ideologies of Globalization: Contending Visions of a New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12.

[8]斯蒂格利茨：《不平等與經濟增長》， 周建軍、張曄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7年第1期。

[9]羅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論》，廖麗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7頁。

[10]《面臨“失去的十年”，世界經濟出路何在？（環球熱點）》，2023年4月8日，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3/0408/c1002-32659660.html。

[11]王輝耀、苗綠：《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第93頁。

[12]王輝耀：《多極世界呼喚廣泛合作 打造更具柔性的全球化》，《南方都市報》，2023年12月3日，第8版。

[13]"Four Futures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cenario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World Economic Forum White Paper, 23 May 2022.

[14]嚴瑜：《新型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繁榮發展之道（年終專稿 之四）》，2022年1月1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101/c1004-32322269.html。

[15]陳建奇：《新型經濟全球化“新”在哪里？》，《學習時報》，2021年7月25日。

[16]J. S. Nye., "Is Globalization Over?" Project Syndicate, 31 May 2023.

[17]查宇熙：《新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平正義論》，《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20年第3期。

[18]Y. Margalit, "Lost in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Popular Discont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2, 56(3).

[19]李平、錢晶晶：《2023國際稅改：以“共識”促“落實”》，2024年1月17日，https://www.ctaxnews.com.cn/2024-01/17/content_1034137.html。

[20]S. Yi; C. Raghutla; K. R. Chittedi and Z. Fareed, "How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Contribute to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newable Energy, 2023, 202.

[21]鄭科揚：《合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新型經濟全球化——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擋不住新型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3期。

[22]《習近平會見出席“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特別圓桌峰會外方代表并座談》，2018年6月22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30074405。

[23]《習近平會見主要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2024年12月11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40379746。

[24]王輝耀：《全球化逆流而上正蛻變》，《環球》，2024年第16期。

[25]H. Y. Wang and L. Miao, "A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Reshape the World Order," The Global Solutions Initiative, November 2023.

[26]劉曄：《新型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建》，《管理學刊》，2019年第2期。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ath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ang Huiyao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has emerged,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hindered, and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disorder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is context, promoting a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hould be people-oriented, guided by high technology, pursue equality and pay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balance. To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new-typ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to stimulate market vitalit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to enhance economic resilience, advoc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foster talents for a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support.

Keywords: a new period of disorder and transformation,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ti-globalization, people-oriented, ecological balance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