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綜合國力的巨大提升以及“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力量對比中整體地位和分量的提升，正在改變西方主導的以“中心-邊緣”結構為基本特點的國際體系，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內涵。但應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處在這個體系的框架之內，而西方則將不擇手段試圖維持其主導地位。妥善應對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三大倡議，與“全球南方”國家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國際體系 “中心-邊緣”結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全球南方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西方主導的以“中心-邊緣”結構為基本特點的國際體系正在發生變化

在現有文獻當中，關于國際體系有多種表述，如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全球國際社會等，大體上都在表達類似的涵義。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國際體系這個表述。

現有國際體系源自工業革命以來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其所引起的全球范圍的巨大變遷。第一次工業革命（1780—1840）的技術進步推動英國成為無與倫比的經濟霸主。接續發生的第二次業革命（1870—1914）和第三次工業革命（1960—2000）賦予西方國家相對于廣大亞非拉地區國家和人民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組織優勢。西方國家正是借助這些優勢在全球范圍攻城略地，進行殖民擴張，剝削、奴役、控制、支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有鑒于此，英國學者巴里·布贊指出，19世紀的“全球轉型”重塑了國際秩序的基本結構。這是一個包括工業化、理性國家建設和“進步意識形態”的復雜結構。這一轉型以不均衡的形式發生，改變了原有的權力格局，即從“無中心的多元世界”（polycentric world）轉向了“中心-邊緣”（core-periphery）的世界秩序，西方則是這一秩序的中心。更為重要的是，現代國際體系或國際社會的大多數物質特征、觀念性特征和組織性特征早在19世紀期間就已經形成。[1]

就其總體特征而言，工業革命以及其后西方殖民擴張過程中所形成的國際體系是一個高度不平衡的“中心-邊緣”結構。西方處于這個結構的中心，世界上的非西方國家則處于邊緣。同時作為中心的西方內部也不平衡，中心的內部也有自己的邊緣。西方作為中心從人口角度處于絕對少數，譬如英國以3000萬人口卻控制了世界陸地相當大的面積，號稱“日不落帝國”（雖然參與殖民擴張和殖民地治理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絕對少數），在經濟、軍事和組織能力等方面，形成相對于邊緣國家的絕對優勢。因此，這個體系的基本特點是全球范圍絕對少數人口對絕對多數人口的控制與支配。

進而言之，1648年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一個“雙重結構”，對內是西方國家之間彼此承認主權平等的基本原則，但這些原則并不適用于體系之外。他們認為自己是“文明國家”，對于體系之外的“野蠻人”，有“教化”的責任，即所謂“白人的負擔”。在這個意義上，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幾個世紀里西方的殖民擴張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全球化。

因此，有學者認為，現代世界體系是由經濟上的國際勞動分工和政治上的差異化共同組成的復合結構，經濟上的國際勞動分工將世界區分為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政治上的差異化則將世界分成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西歐占據了中心地帶，西歐的現代國家和美國一起成為中心國家，中心國家在政治上支配邊緣國家、在經濟上剝削邊緣國家。[2]

在這個“中心-邊緣”結構框架之下，世界經濟中存在一個堅硬的“玻璃天花板”，過去200年間只有屈指可數的非西方國家成為發達國家。有鑒于此，羅伯特·韋德認為，存在著幾種試圖永遠維持世界經濟的“中心-邊緣”結構的力量。第一種力量是全球價值鏈。西方，尤其是美國公司，占據著全球價值鏈的制高點；第二種力量是西方公司高度集中的專利知識，尤其在工程、工具、化學和制藥等行業。這兩種力量都傾向于將全球公司收益流入主要位于西方國家的少數公司，使得這些公司對政府的國內和對外經濟政策、“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具有重大影響，從而進一步強化“中心-邊緣”結構。此外，還有名為金融化的第三種力量。西方作為中心，深度依賴來自金融資產、專利、品牌、軟件版權、電影等的所有權產生的租金收入。[3]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微軟等科技公司，大型制藥公司、軍工企業和軍事-智庫聯合體，正是這個“中心-邊緣”結構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西方公司的代表。

如果說在過去200多年的時間里，西方依靠其所擁有的經濟金融、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加持，得以維持這個國際體系，那么永久延續這個體系則符合其最大利益，也是其目標之所在。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力量的對比發生了不利于繼續維持這個國際體系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冷戰結束之后，經濟全球化進入加速階段。從一個中心控制全世界的企圖，不可避免地遭到許多國家的反對。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數據，按照市場匯率換算，2022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發達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的73.6%，較1992年上升53.8個百分點，預計到2028年這一比例還將進一步上升至78.5%。按照購買力平價換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已于2007年超過發達經濟體，2022年達到后者的1.4倍，預計2028年還將達到后者的1.6倍。

從國別來看，美國依然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全球排名從1991年第9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2022年，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4.22倍，達到美國的70.2%，較1991年上升了62.7個百分點。

根據意大利學者阿里吉的觀察，冷戰結束之后，世界性軍事力量集中在美國和它最親密盟友的手里，資本積累的世界性過程的中心卻從美國逐漸轉移到東亞地區。政治、軍事力量和經濟、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無前例的。在這種情況下，衰落中的霸權和它的盟友使用政治、軍事力量干擾資本積累的世界性過程的中心從美國到東亞的轉移，就不足為奇了。[4]

更為重要的是，超級全球化以及脫離監管的國際金融市場在西方國家內部造成嚴重的經濟不平等，表現為嚴重的貧富分化，極少數富人越來越富，絕大多數人則越來越窮。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是對社會嚴重分化的自然反應。經濟不平等事實上正在摧毀西方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的社會基礎及其意識形態合法性。與此同時，民粹主義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內部和西方之外找到新的“替罪羊”，“治標不治本”。從這個意義上，現有國際體系出現一定程度的松動，其原因首先來自其中心的內部，是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導致的。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的整體經濟力量的提升，也是一個關鍵因素。

國際體系可以看作是由經濟金融、制度、科技、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等多個不同層級組成復雜系統

國際體系是一個高度復雜系統。這個體系可以看作是由經濟金融、制度、科技、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等多個不同層級組成復雜系統。當然，以上區分是為了便于進行詳細分析而提出的有條件的人為建構。我們討論國際體系的時候不能“一概而論”，而是首先要厘清所討論的問題處在哪個維度之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就具體問題展開有意義的討論并得出相應的有意義的結論。

顯而易見，西方各國的經濟與金融能力構成現有國際體系的基礎，西方國家所構建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以及各種貿易規則和國際交往規則在內的制度是其支撐，科技進步與創新構成競爭力的來源，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則是維持這個體系的“軟實力”和“硬實力”性質的工具。而文化和認識論層面的西方霸權，是西方中心主義對全球的真正宰制。它通過資本主義殖民全球化的物質進程，將一種從西方文明與歷史中發展出的霸權等級制意識帶到全球。[5]

進而言之，在中觀和微觀層面，大量企業生產和創新活動以及在歷次工業化過程中所發展出的組織能力，是西方在全球范圍進行支配和控制的物質基礎。這個過程中，也伴隨著大量的制度創設。當今絕大部分國際性組織和制度安排，幾乎都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創立的。甚至在微觀層面，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被美國律師事務所和英美商法概念支配的法律體系占據著優勢。[6]這意味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參與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活動，不得不在這個法律體系內展開，因而面臨相當大的學習成本。再比如，中國每年出口商品總額近3.4萬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比例約14%左右，占據中國GDP約1/5，這些都依賴于國際認證機構所發放的證書，而全球最大認證機構來自英美法德瑞士等國。[7]這意味著中國企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獲得產品出口所需的證書。

現有國際體系是一個遠離平衡態的復雜系統，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制度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及軍事實力的支持。同時也有幾個重要特點。

一是時間性。正如前文所說，全球體系形成的前提是1600年以來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所引起的全球范圍的巨大變遷。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世界市場得以建立，全球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意味著，隨著國際體系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構成現有體系的基本前提也將發生變化。

二是競爭性。競爭性的內涵十分豐富。如果將其想象為一個連續的光譜，一端是和諧相處，另一端則是競爭的極端表現形式——戰爭。即使在任意兩個國家之間，雙邊關系的內涵也都同時包括競爭與合作。可以預見的是，即使現有國際體系發生變化，現有僵硬的“中心-邊緣”結構不復存在，但國家之間的競爭仍將繼續存在。人類努力的方向也許是將競爭局限在遠離戰爭和沖突的領域。

三是高度不平衡。在現有國際體系下，中心國家以絕對少數人口在經濟、軍事和組織等方面形成并擁有相對于邊緣國家的絕對優勢。同時作為中心的西方內部也存在自己的“中心-邊緣”結構。國際體系的中心國家目前是美國，但美國不等于體系本身，體系本身要遠遠大于美國。中心國家與體系內其他國家之間可能存在矛盾。中心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十分復雜的關系網絡，如北約、“五眼聯盟”等。

國際體系的基礎是經濟科技發展的程度和水平。在人類歷史上，經濟科技發展的不均衡是常態而不是例外。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體系的不均衡性。同樣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科技發展的不均衡性的演進與重構可能導向新的不均衡。其中的機制性原因是，在特定的時間段，經濟科技的發展所能動員的資源與人才，只能集中在特定的空間范圍之內。換言之，一定歷史階段內，可能形成另一個依然呈現為高度不平衡的體系，只不過其具體內涵有所變化。

因此，就其內涵而言，現有國際體系的結構十分復雜，既有宏觀層面上的政治經濟不平等，也有制度和思想觀念層面為后來者設置的重重障礙，同時也存在大量的總體上是中性的制度、科技和創新等，這些是可資借鑒和使用的。

中國如何妥善應對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

現有國際體系是國際關系等多個學科的研究者從具體現象抽象出來的一個概念，但也是一個客觀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種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體系是所有非西方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所要面臨的國際環境，也是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面臨的國際環境。

從國際體系演進趨勢角度，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巨大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及其所引發的全球南方國家整體地位和分量的提升，引發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原來十分僵硬的“中心-邊緣”結構出現松動。面對國際體系可能出現的變遷，西方自然是不擇手段，試圖永久維持現狀。這個結構性矛盾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內涵之一。

一方面，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國際體系的演進正在接近但尚未達到發生結構性變化的“臨界點”。可以預見的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體系大體上依然是西方主導下的“中心-邊緣”結構。另一方面，面對現有國際體系的結構化權力，我們需要用結構化的方式應對。正如前文所述，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是由經濟金融、制度、科技進步、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等不同層級組成的復雜系統，我們的應對也應該是分層次、有側重的。

首先是發展經濟和金融實力，采取一切努力促進科技進步，壯大自己實力。物質的力量只能被同樣的物質力量所消解。只有持續長期堅持發展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極大增強物質力量，才能打牢改變不合理國際體系的基礎。

其次，在制度層面，對于中性制度安排，可以采取“拿來主義”，同時積極參與規則制度的制定，改變其中不合理的成分。面對西方在意識形態上的攻擊，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破除美西方所制造的種種迷思，破除其對我發展的負面影響。總體策略是，避免被西方的“冷戰”或“新冷戰”話語所裹挾，心平氣和地應對外部挑戰。對西方學者關于發展的研究和論述，要秉持健康理性的批判態度，要區分其究竟是屬于“純粹”的學理性知識，還是為了“踢開梯子”而撰寫的別有用心之作。

第三，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以“中心-邊緣”結構為基本內涵的國際體系當中，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需要找到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對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每個成功的現代化故事必然是獨特的，是在特定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之中完成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給“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國始終是全球南方的一員，永遠屬于發展中國家，愿同廣大全球南方國家一道，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8]

第四，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在于，挑戰是體系性的。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的危險性還在于，西方領導人手里掌握著巨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資源，但我們無法確定這些人是理智的，是稱職的，能夠在危機時刻做出正確的決定，而不是將世界帶入深淵。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面對現有國際體系，我們的正確應對之道是區別對待，既要看到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同時也要認識到這個體系的慣性，避免急于求成而適得其反。更為重要的是，就長期而言，這種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終究是要被歷史拋棄的，而我們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我們要秉持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理念，與廣大“全球南方”國家一起，落實三大倡議的各項主張，逐步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變，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自己貢獻。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周素麗／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