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鳳羽（天津商業大學副校長、教授，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古成林（天津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對于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

 一、準確把握財稅體制改革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進一步推動和謀劃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既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續篇，也是新征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新篇。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來，財政體制改革以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為目標不斷深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財政的政策目標具有較高的全局性。財政是國家或政府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分配，獲取財政收入、安排財政支出，進而實現政府職能的分配行為。因而財政政策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具有高度一致性。諸如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居民就業、穩定物價水平等政府宏觀調控目標，都是財政政策需要考慮的重要內容。與其他某一領域的改革目標相比，制定財政政策目標往往需要更高的全局意識、系統思維和統籌協調理念。其次，財稅體制改革是政府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決定》在第五部分中系統論述了“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問題，其中，在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的總要求下，重點闡釋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三個問題。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作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意味著將財稅體制改革和其他改革進行統籌規劃，推動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更加科學、成熟，更加符合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要求。再次，財稅體制改革是多領域改革的有力支撐。在國家治理活動中，由于所有政府活動均要以財政資金的支持為前提條件，所以財政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概念，財稅體制改革不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對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優化資源配置、 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等方面具有深遠的影響。隨著全面深化改革進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多領域聯動的階段，財稅體制改革更將成為各領域改革的一個交匯點，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基礎性條件。

二、準確把握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與主要內容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部署，提出建立現代財稅體制的改革目標。我國財政實力不斷增強，政策效果不斷凸顯。一是財政收支規模逐年擴大，財政保障更加精準有效。支持科技自立自強，加強基本民生保障，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支持打贏脫貧攻堅戰，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二是稅收制度不斷完善。完成了煙葉稅、船舶噸稅、環境保護稅、車輛購置稅、耕地占用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契稅和印花稅等稅收立法；營改增、增值稅留抵退稅、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等改革有效降低了企業稅負，有力地支持了經營主體輕裝上陣、加快發展；個人所得稅改革實現了分類與綜合相結合課稅模式的歷史跨越，自主申報系統的成功運行，為個人所得稅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征管基礎。三是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不斷優化。對中央與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的認識更加深刻，為進一步深化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轉移支付方面，基于中央與地方基本公共服務支出責任的不斷清晰，轉移支付規模顯著增強；受益于財政監督職能的逐漸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的監督評價體系不斷健全；專項轉移支付更加科學精準，更好地實現了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實現較快增長，縮小了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差距。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開展的事關全局的改革。其內容十分豐富：

一是以財稅體制的優化為主要目標，深化三個主要領域的改革。其內容集中體現在《決定》中“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部分。首先是健全預算制度的改革。預算管理是多年來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最主要內容之一。比如此次提出把依托政府權力、政府信用、國有資源資產相關的收入均納入政府預算管理，就是要加強對財政資源和預算的統籌。對比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保留了大量的預算外收支，并在之后的改革中逐漸將其納入預算管理，此次的改革可以說是預算管理范疇的又一次質的提升。此外，加強績效管理和事前功能評估、深化零基預算改革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前期改革基礎。其次是優化稅收制度與稅制結構的改革。其中研究與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其目的是對標高質量發展；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將有助于推動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平；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規范稅收優惠政策、深化稅收征管改革，將促進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再次是有關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決定》明確提出“增加地方自主財力”，其中稅收領域不僅包括當前我國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留抵退稅制度和抵扣鏈條、第三大稅種消費稅的征收環節后移和穩步下放地方問題，還提出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在原有幾個小稅種和附加稅的基礎上新設地方附加稅；此外還包括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持范圍等改革。通過這一系列改革，不僅可以解決當前各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收支壓力，還可以在長周期內完善地方稅體系，使地方政府獲得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稅源，形成良性激勵機制，充分釋放地方發展活力。

二是在《決定》的多個部分中，都明確提出以財稅改革助力其他改革目標的要求。如前所述，財稅體制改革是多領域改革的有力支撐。《決定》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部分，提出要合理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和稅費負擔；在“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方面，提出建立企業研發準備金制度，并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在“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方面，提出要強化貿易政策和財稅、金融、產業政策的協同；在“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方面，也提出了加強稅收等領域多邊合作平臺建設的要求；而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中，稅收被作為先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三大機制之首。此外，“完善房地產稅收制度”“加大個人所得稅抵扣力度”“實施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政策”“完善綠色稅制”等內容，也明確出現在《決定》的不同部分。

三是《決定》中諸多領域的改革任務，都離不開財稅政策的支持和配合。例如，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中，要“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而在以往各地招商引資中，稅收優惠或地方財政支持，可謂最重要的優惠政策之一。再如，《決定》要求完善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的協作機制并推動轉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統籌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等改革，都要以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協調為前提和支撐。此外，《決定》提出健全“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加快建立數據權益分配制度、完善上市公司分紅激勵約束機制、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改革內容。其中在收益或損失的確認中，必然產生相應的所得稅問題，是否納入征稅或抵稅范圍、如何確定征稅標準，都是改革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三、準確把握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深遠影響

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是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從改革開放之初到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階段，財政更好地發揮了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部署，此后財稅領域改革多點突破，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密集推出、落地實施。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要求加快形成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統一市場、有利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代財政制度。可見，財稅體制改革所考慮的目標從來不局限于具體部門或單一領域，而是與不同時期的政府治理目標緊密相關。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總體部署，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這是在前兩輪財稅體制改革基礎上的繼續前行和接續奮斗，是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新的更高歷史起點上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財稅體制改革。對標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深遠影響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標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二，對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可以不斷完善個人所得稅等多種再分配調節手段，也能夠以財政支出政策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進而通過限高、擴中、提低多措并舉，助力形成橄欖形分配結構。第三，對標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的重要手段，也能夠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教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產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第四，對標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既要從機制層面完善各層級政府的收支責任和橫向轉移支付關系，又要從制度層面改革水資源費稅制度、完善綠色稅收制度。第五，對標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要求，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聚焦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機制，在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擴大建設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支持各類主體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設施、加強“一帶一路”稅收多邊合作平臺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