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集體經濟在新時代如何適應市場經濟條件，構建農村共同富裕的長效機制，是重要的時代課題。通過對廣東省紫南村的案例研究發現，股份合作制的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發展集體經濟和促進村民富裕的有效途徑，既能解決發展中個體與集體的矛盾，又能促進農村資源的整合；發展特色產業是集體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選擇適合的優勢產業能有效拓展農民增收渠道，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促進收益的共享和均等化，讓集體經濟發展更多回饋于民，是構建效率與公平兼具的共同富裕長效機制必然選擇。

關鍵詞:共同富裕 集體經濟 股份合作制改革 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農村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功效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體現了社會主義對公平的內在要求。當下，面對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等多重任務，如何發揮制度優勢和資源潛力促進共同富裕是重要的歷史性課題。就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農村地區而言，需要重點討論的問題之一就是集體經濟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問題。目前關于農村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功效有著不同的評判：有人認為農民從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可分配收益事實上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幾乎可以忽略，也有人認為集體經營性資產收益分紅能夠有效促進農民增收，甚至是其財產性收入的重要部分。

農村集體經濟如何促進共同富裕？已有的學術成果主要圍繞作用機制問題從三方面展開研究：第一，經濟增收。農村集體經濟通過財產性收入、非農就業等渠道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此外，農民還可以憑借股民身份享受集體分紅，增加其收入。第二，鄉村治理。不少研究認為集體經濟有利于整合要素資源、激發鄉村精英參與公共事務管理、擴充治理形式。第三，公共服務供給。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承擔公共財力的作用，而且在公共品供給、公共服務與人居環境改善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從實踐層面來看，農村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仍面臨著許多挑戰與障礙。

第一，村集體統籌能力不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激發個體勞動生產的同時，弱化了村集體的直接管理權，有“分”無“統”的現象普遍存在，這一問題在取消農村稅費后變得更加嚴重。農村稅費取消，集體經濟失去“三提五統”的收入來源，村集體自主支配財政的權力變弱，村莊組織運作出現危機，農村組織基礎與治理效能變弱，難以有效推動農業規模化發展，難以發揮出農村集體經濟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化發展、組織化程度和發展成果共享上的優勢。

第二，盲目發展集體產業。隨著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重視程度的不斷提升，許多地區將其作為村干部考核標準之一，并制定集體經濟發展目標。不少村莊試圖發展集體產業。但由于農村規模小，抗風險能力本身較低，再加上村干部專業性不高、缺乏市場經驗、競爭力不強等因素，許多產業利潤微薄，經營不善。村干部面臨被問責的壓力，村莊面臨增加負債的風險，集體經濟發展陷入困境。

第三，集體經濟分配機制與功能定位模糊。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普遍存在“主體缺位”“權利模糊”“及時滿足”現象，將其更多置于經濟層面，忽視了區域公共服務功能。一些地區更傾向于滿足村民的短期福利，由于農村的基礎環境薄弱，需要投入的周期長，投資難度大，短期看不到回報，便選擇“一分了之”。從長遠考慮，這樣的運作模式進一步助長了村民對集體收益的依賴意識，沒有為農村下一步的發展建立長效機制，存在分配低效與功能缺失的問題。

農村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紫南實踐”

本文通過剖析廣東省佛山市紫南村案例來探討創新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可行路徑。地處珠三角腹地，曾經作為“問題村”的紫南村也出現過上述集體經濟發展的困境，經過不懈的探索給出了走向農村共同富裕的方案。這些探索主要圍繞集體產權明晰、特色產業發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主題展開。

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鞏固集體經濟發展

在原則上，除了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都屬于集體所有。然而，集體土地在實際生產中會出現類似主體虛位、性質模糊等問題。而且，農村有商品市場，但沒有土地市場、住房市場、抵押貸款市場、產權市場，農民宅基地、房屋、林地等產權不能自由交易，很難實現收益貨幣化或資本化。

為了解決農村土地固有問題，廣東深圳、廣州、佛山等地最早提出農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思路，著力解決集體資產的產權配比問題。紫南村于1995年進行首次土地股份制改革，將原來集體所有的土地變為股權，而農民則以土地入股，實行集體收益分紅制度，率先實現了“三變”，即土地變資源，資源變股本，農民變股民。這樣一來，農村關于土地的產權得到明晰，同時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被激活，進而促進了集體經濟組織的培育，優化了集體經濟資源配置，增加了集體經濟活力，讓村民的分配預期有所提高。

土地股份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村民卻依舊高興不起來。土地產權的確立意味著誰擁有產權，誰就擁有剩余的優先索取權。農村中的“種植大戶”“精英成員”往往股權更多，話語權更大，在分紅中更是占據絕對優勢地位。隨著發展差距的不斷拉大，弱勢農戶的利益受忽視，“外嫁女”“讀書生”“寄居戶”等多方利益群體的訴求、不滿逐漸浮現出來。因受傳統觀念影響，外嫁女權益基本無法得到保障；因讀書而遷出戶口的學生，喪失了股權分紅等相關利益。在紫南村這些群體涉及400多人，由此引發村內的多種矛盾。分配預期的差異化使得原本基礎就較為薄弱的合作制面臨發展危機。

面對這種問題，2010年1月9日，紫南村進行了第二次股權改革，并制定了《紫南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內部流轉及配購方案》，實行“增人不增股，減人不減股”“股權配置不變、個人股權累加至戶、按戶管理、按股分紅、家庭內流轉”模式。當時的股權結構是各村小組以人頭帶五分地進行配置個人股，有些地多人少的村小組則以集體股入股，分配時再由各村小組將集體股進行二次分配，即全行政村個人股5500股，各村小組集體股11000股。

2015年，紫南村啟動了第三輪的股權改革，著力解決因各村民小組開發程度不同而導致集體股和個人股設置差異、村與村之間的分紅差距逐漸拉大的問題。紫南村創造性提出“贈送個人股”的模式，即全行政村每個股民無償贈送10股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個人的個人股，村小組集體股則維持不變。這樣一來，個人股與村小組集體股的股權結構便由“5500股：11000股”變為“66000股：11000股”，個人股占比由原來的33.3%提高至85.7%，村小組集體股占比則由原來的占比66.7%下降至14.3%。這樣稀釋集體股，村民分紅差距縮小，產權配比不斷公平化。從2008年到2020年，紫南村集體經濟發展一年上一個臺階，村集體收入由936萬元躍升到1.2億元，村民人均分紅從800多元增加至1.15萬元，都增長了12倍。

三次土地股權改革逐步化解了各利益群體間的矛盾，使各村民分配收益不斷均衡化、分配預期不斷提升。股份合作制的探索與完善在有效促進土地合理流轉，最大限度擴大集體效益的同時，及時平衡了村民收益預期，既促進了效率，也保障了公平。村中因此順利形成以村兩委為中心的強向心力，發展動力明顯提升，發展效率明顯提高，為紫南村推進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

發展特色產業促進集體經濟可持續增長

逐步推進農村共同富裕，除了需要關注這片土地收益怎么分，還需關注如何使這片土地提質增效。紫南村作為廣東發展的先行地，產業發展可謂“包羅萬象”，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紫南村產業發展在1964年開始起步，最早是創辦釀酒廠、木器廠、竹器廠、養豬場，但由于缺乏市場經驗，經營慘淡。改革開放之后，先后開辦焊技廠、塑料廠、洗發水化工廠、電子廠等，也因沒有了解市場需要、業務不足而全部停業。從1989年開始，本地陶瓷業開始發展，在相繼解決資金短缺、經營不善等問題后，逐漸積累相關經驗。至此，陶瓷工業成為紫南村發展的主要產業。

但產業發展利弊共存，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使得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紫南村內存在大量的陶瓷加工、不銹鋼加工和五金加工等高污染的傳統企業，部分企業環保手續不齊全、廢氣治理設施落實不完善、部分倉庫揚塵嚴重、工業區污水未得到收集，這一度導致紫南村的環境十分惡劣。對此，結合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政策背景，紫南村于2007年末開始“斷臂求生”，先后關停22家高污染、低產出企業和小作坊，并進行全面改造升級，最終保留5家企業，同時引入高新技術制造企業。在之后的幾年中，紫南村提出《村級工業區污染治理方案和環境建設方案》，全面整治和取締問題企業。并制定企業監管方案以及《村級工業用地環境整治改造提升專項規劃》，分別對各企業的生產工藝和環境保護設施進行備案登記，加強環境監測與監察工作，為村級工業區的整治工作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基于靠近城市的地理環境優勢與潛在的市場需求，紫南村將經濟發展定位到第三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以“商貿、物流、出租業、飲食業”為起點，分別形成了紫南商貿城、易運物流基地、國際陶瓷衛浴城、銀河廣場四個專業市場和一個飲食產業鏈的綠色環保產業格局。截至2020年，全村各類企業已實現生產總值38億元，紫南商貿城客戶續約率一直維持在95%以上，商貿城和員工村年合同收入2300萬元。紫南村每畝地的租金也由2007年的8000元上升到4萬元以上。

在過去，紫南村以出租土地和物業，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隨著土地和物業資源的開發殆盡，集體經濟增長速度減弱，產業發展遇到了新的瓶頸——如何擺脫以“房東經濟”為主的依賴？對此，紫南村聚焦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基于本地資源條件，將發展目光放到旅游文化產業，于2016年推出文旅融合的發展戰略，開發鄉村、工業旅游，盤活舊屋資源增加創收渠道。形成了旅游+文化、旅游+農業、旅游+工業、旅游+教育等系列業態，推動了產業發展的二次飛躍。產業發展通過促進生產進而改善分配，既提升農村經濟增長質量加快實現“富裕”，又擴大富裕實現范圍著力強調“共同”。同時，產業發展升級激活了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創造了共同富裕的溢出效應，既能促進農民收入的提高，逐步改變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勢地位，又能增加農村內生發展動能，打破產業在城鄉間單向轉移布局，促進城鄉產業雙向互動，加深城鄉產業關聯。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共同富裕

公有制經濟不僅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立足于競爭性領域以提升經濟發展效益，而且必須更多進入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實現競爭性領域與民生領域的平衡、效率與公平的平衡，以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促進共同富裕的優越性。紫南村在發展過程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股份分紅，一部分用于集體公積公益金提留，堅持將部分資金運用在構建社會共同體上，始終兼顧集體成員個人利益與集體公共事業的平衡關系。為此，紫南村“不僅要照顧困難群眾，還要注重培育后代”。村兩委用經濟發展紅利筑牢民生保障體系：55歲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領到1100多元的養老金；村民到定點醫院看病，只需交6元掛號費或600元住院費，所有費用均可在“二次醫保”中報銷；紫南村的孩子不論考上哪所大中專院校，都有4000元到15000元不等的獎學金。近年來，紫南村投入近4億元，建成雙向四車道的柏油馬路，建有2600多個生態停車位，擁有2萬米的步行生態綠道、20多公里的景觀河岸，實現污水管網全覆蓋和垃圾處理“日產日清”，村容村貌煥然一新。

此外，為了精準定位孤寡和特困老人群體，防止因病致貧的現象發生，村委班子成員定時走訪調查，村委書記全額捐出工資收入成立“書記基金”，并牽頭成立紫南村慈善分會，動員村民企業捐款，對困難群體進行多種形式的幫扶，始終做好對困難群體返貧的監控工作。

紫南村發展集體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啟示

紫南村立足自身發展條件與資源稟賦，以股份合作制改革為抓手，既能發揮出集體經濟的優勢促進農民增收，又能更好地發揮出集體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兜底作用；同時，發揮特色產業優勢、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為鄉村富裕的源頭活水形成內生發展動力，促進主動創富；最后，推進民生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彌補民生短板，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防止規模性返貧現象發生。

產權明晰夯實發展基礎

相較個體農戶，農村集體經濟在產業化發展、組織化程度、抵御風險方面都有著明顯優勢。只有壯大集體經濟，才能解決和克服農民個體無法解決的困難與問題，確保集體成員在收入水平、發展成果共享等方面都得到改善和提高，從而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堅實保障。而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安排創造性解決了產權主體模糊問題，通過明晰產權到戶和稀釋集體股，集中解決了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的問題，激發了村民發展的內生動力，推動農村規?；a業化發展，將農村集體和農村居民的“一次性”收入轉變為“持續性”增收，形成增收的長效機制。

產業升級促進村民增收

發展鄉村產業尤其是特色產業，是實現鄉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對于拓寬村民增收渠道、增加村民收入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需要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資源，完善基礎建設，提高地區發展潛力與市場競爭力。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不僅能夠吸引優秀產業進駐創造經濟價值，而且有效推動人口流入，刺激農村市場需求增長，“產業-城市-人”三者聯動使農村潛在內需得到挖掘，形成了“經濟-人口-消費-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推進農村人口在鄉村地域上相對集中的城鎮化效應，促進城鄉要素資源雙向流動，逐步形成多領域、多環節、多產業融合發展的態勢。

成果共享實現行穩致遠

在農村，許多地區沒有形成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將集體收益一分了之，增長了所謂的“數字”。錢確實進了村民口袋子中，但并沒有為農村持續的發展提供基本保障，也助長了村民的分紅依賴意識，甚至會出現相互比較、排斥的“離子化”現象，集體經濟發展的合作基礎受到挑戰。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更應關注發展成果如何共享、基礎建設如何完善、民生如何保障。注重圍繞“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在中國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中，比集體經濟更為壯大的是全民所有制經濟，這更是促進共同富裕的獨特優勢和資源潛力。如何更好地實現全民所有制經濟惠及全民，提供更加優質、優惠、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務，進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支出結構，這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另一重大課題。

【執筆：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楊君，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生張家玉、蘭婷、葉芷澄；本文系廣州社科規劃項目（2022GZGJ211）和暨南大學基本科研經費項目（22JNZY0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杜春林：《制度變遷、財力變化與鄉鎮治理能力提升——兼論農村稅費改革后的鄉村關系轉型》，《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04期，第59—67頁。

[2]全世文、秦光遠：《貧困村退出的集體經濟考核問題研究》《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4期，第44—52頁。

[3]王進文：《邁向內生發展：新階段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促進邏輯與路徑選擇》，《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01期，第93—103頁。

[4]《堅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南方日報》，2022年10月17日，A08版。

[5]林煥輝、段思午：《為什么是紫南——鄉村治理“紫南模式”70問》，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21年，第153—154頁。

責編：董惠敏／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