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時代，技術變革日新月異、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全面數字化轉型以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共同驅動政府和科技企業構建聯合創新的新模式。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關系主要體現為：政府為數字科技企業創新保駕護航，為其技術創新與技術應用提供資金、制度、政策和平臺等資源；數字科技企業利用其技術優勢積極反哺政府治理，為政府治理數字化、智能化和現代化提供技術支撐，進而形成雙向賦能的創新伙伴關系。未來，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可以從創建集成式創新模式、開辟有組織科研新路徑和培育大平臺應用新場景等方向努力，為我國科技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新動能。

【關鍵詞】數字時代 政企聯合創新 集成式創新  有組織科研 大平臺應用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數字時代呼喚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數字時代，數字化成為21世紀的主要特征之一。信息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深刻地影響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政府治理。數字技術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與人交流、組織活動和獲得服務的方式，分隔于全球不同地理空間、不同時區的個體和組織越來越高度互聯、高頻互動，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和政府治理加速進入全面數字化。①

為應對數字時代的挑戰，我國制定了一系列推動數字產業、信息產業和人工智能發展的政策措施，積極推動政府治理變革。2015年8月，國務院出臺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指出：“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加強整體布局，按照夯實基礎、賦能全局、強化能力、優化環境的戰略路徑，全面提升數字中國建設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以數字化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動力。”

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既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又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數字時代，單靠政府或者企業都無法應對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全新挑戰，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日趨激烈的科技競爭、全面數字化轉型以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共同驅動政府與企業的科技創新合作，形成政企聯合創新的新模式。

首先，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要求政府和數字科技企業共同攜手。人類社會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生命科學、量子計算等技術進入飛速發展和迅速迭代的新階段。技術變革越來越由科技型企業引領，科技企業日益成為技術創新中的“領頭羊”和“排頭兵”。同時，重大科技創新由于涉及面廣、研發投入大、周期相對較長，這就需要由政府或科技聯合體進行系統規劃、有組織的科研管理和大規模應用推廣，為科技企業創新提供適宜的制度環境、研發平臺和應用場景。

其次，日趨激烈的科技競爭要求政府加強和科技企業的創新合作?，F代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體現為科技競爭，為了不在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中掉隊，就需要政府與科技企業聯手打造科技創新的“國家隊”，整合優勢科研力量，實現從人才培養到技術創新再到市場應用等全鏈條的科技競爭管理體系和應對機制，全面提高我國科技創新力和競爭力。

再次，全面數字化轉型囊括了數字經濟、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等豐富內涵，這就需要企業、政府和社會的全面參與，有效整合各方資源和優勢，通過科技創新促進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數字政府的高效能治理和數字社會的高品質生活，助推數字中國建設和全面數字化轉型。

最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需要將科技水平切實轉換為政府治理效能，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政府與企業的通力協作。政府治理現代化越來越依賴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通過數字技術創新引領治理技術發展?？梢姡瑪底謺r代既為科技創新提供了無限技術可能，也對政府和企業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應對之策就在于政府和科技企業的密切合作，通過構建聯合創新的新型體制推動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與數字治理的融合發展。

雙向賦能：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聯合創新的實現過程

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模式有助于激發政企雙向賦能功能，充分調動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積極性，形成尊重科研規律、市場規律和管理規律的創新氛圍，促進科技研發和市場應用的融合發展。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聯合創新的雙向賦能主要體現為：政府為數字科技企業創新保駕護航，為其技術創新與技術應用提供資金、制度、政策和平臺等全方位資源；數字科技企業利用自身技術優勢積極反哺政府治理，為政府治理數字化、智能化和現代化提供技術支撐，進而形成創新型伙伴關系。

首先，政府為數字科技企業創新保駕護航，為聯合創新提供“良制”和“善治”。政府在與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中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一是為企業科技創新與技術應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治理績效。企業科技創新需要穩定的宏觀政策環境，政府需要為此提供可預期的政策法規，為所有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機會，鼓勵科技企業長期投資，激發積極進取的企業家精神，鼓勵競爭，包容失敗，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對企業和企業家而言，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穩定的政策是最有效的激勵機制，政府要通過“良制”與“善治”不斷增強企業家信心與持續創新動能。在聯合創新過程中，政府要積極有為，構建公平性、一致性和開放性的競爭中性制度，避免出臺短期性政策、限制性政策和收縮性政策，防止政策“朝令夕改”。二是做好科技創新的戰略規劃和方向引領。我國科技創新能否保持正確的戰略方向，能否引領世界科技潮流，能否提升我國科技競爭力，首要關鍵在于政府能否構建適應科技發展客觀規律和契合我國科技發展實際的科技發展戰略與規劃。可以通過國家科技發展規劃、重大科技攻關項目、支柱產業技術、協同創新平臺等加強對科技創新的引領和管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和有組織科研的優勢，為數字科技企業創新提供有效的規劃指引和制度性支持，調動政府、科技企業、科研院所等多方主體參與聯合創新，構建新型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三是建立重大科技攻關的創新基金，構建科學規范的投融資回報機制，鼓勵科技企業長期投資，引導企業聚焦科技前沿和基礎研發領域，尊重企業的科研自主性和知識產權，加強對科技資金的嚴格監管和動態評估，形成科技投資和市場收益的可持續發展格局。

從實踐層面來看，各個地方政府也在加大與科技企業的深度合作力度，促進政企聯合創新。2016年出臺的《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開展信息惠民試點實施方案》提出：“引導市場主體行為，引入社會力量，推廣政府購買服務、政企合作等新模式，合理開放利用數據資源。”2023年12月13日，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政府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共建創新聯合體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簽約儀式在華為坂田基地舉行。雙方將充分拓展合作的廣度、深度，本著“優勢互補、開放公平、互利共贏”的原則，共建城市靈境場景創新中心，共創數字孿生創新聯合體，共拓城市數字孿生生態，共筑城市數字孿生應用場景。

其次，數字科技企業助力政府治理數字化、智能化和現代化，提升政府治理效能。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競爭激烈的市場迫使企業不斷推進前沿技術研發，突破技術現有的應用邊界。政府和企業的聯合創新和合作成為常態，科技企業的技術創新可以有效應用到政府治理各個領域，為政府治理創新提供技術支持。近年來，我國政府在金融和交通等領域非常重視采用聯合創新模式與領先的數字科技企業開展合作，加速政府治理數字化轉型。為有效防范層出不窮的電信及互聯網詐騙新問題，2019年，公安部聯合互聯網科技公司、銀行、運營商共同組建反詐騙預警數據平臺。阿里巴巴、360金融、京東集團、度小滿金融和小米金融成為首批加入預警平臺的科技公司，協同推動平臺的建設。阿里巴巴和360金融等科技公司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方面有著行業領先優勢，360金融基于360集團的10億臺設備和5.15億月活用戶和安全大數據，積累了豐富的反欺詐實踐經驗。2019年，360金融已積累了千萬級別的黑灰名單和數億的白名單庫，能夠及時預警潛在的針對客戶的欺詐風險，識別欺詐風險關系網，涵蓋了20億個關系節點，192億關系邊，每3秒鐘能對關系網絡進行一次全網刷新，每天處理1.5T數據?？梢?，科技公司通過云計算、機器學習、大數據等技能強化風控內核，助力傳統金融業務提高效率的同時，也能夠為政府治理數字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數字技術已經在政府治理和數字治理中廣為應用，如國務院近年來大力推行的“互聯網+政務服務”和政府治理數字化轉型、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海市的“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都是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緊密合作和聯合創新的產物。數字科技企業的技術變革和技術應用既促進了政府治理的智能化，又為民眾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務，同時政府和數字科技企業之間亦形成了密切的協作治理關系：政府獲得了先進的技術支持并將其轉換為治理技術，極大地提高了政府治理效能；企業通過數字技術在政府治理中的廣泛應用，既檢驗了技術的實用性和先進性，又便于其進行深度的探索改進與拓展市場。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模式型構了技術研發—技術應用的科技創新共生網絡，極大地提升了我國政府的數字化水平和治理效能。根據《2022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國電子政務水平在193個聯合國會員國中排名43位，是自報告發布以來的最高水平，也是全球增幅最高的國家之一。從2012年到2022年的10年間，中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屢創新高，從0.5359增長到0.8119，排名從78位上升到43位，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從“非常高”國家序列的第四個等級上升到第三個等級，進入全球第一梯隊。其中，作為衡量國家電子政務發展水平核心指標的在線服務指數為0.8876，為“非常高”，繼續保持全球領先水平。我國電子政務的跨越式發展離不開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

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聯合創新的新趨向

為更好地利用科技創新成果助推政府治理數字化，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采取和數字科技企業合作的方式推動科技創新和政府治理的融合發展。浙江省聯合阿里巴巴公司建立了數字浙江技術運營有限公司，鼓勵企業和科研機構參與數字政府建設，探索社會化、市場化數字政府運行模式。2023年12月14日，貴陽市人民政府、貴州貴安新區管理委員會與聯仁健康醫療大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三方整合優勢，圍繞貴州省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西部中心運營主體機構組建，從數據授權運營開發、數據生態集群發展、產業資本融合發力等多方面著手，加強政企戰略合作，全面推進貴陽貴安“數字活市”戰略落地，助力健康貴州、數字貴州建設。深圳市的“智慧三防”項目是數字時代政企聯合創新的新典范。在“智慧三防”系統建設中，深圳市應急管理局與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術研究院在信息化應用項目的設計和建設上開展了全環節深度合作。在政府和企業合作共建智慧應急系統中，政府通過從企業采購服務提升數字空間政府應用系統的建設能力。在這個項目中，政府承擔了以下核心功能：一是根據中央的政策作出目標和功能的總體設計；二是通過內部資源依賴關系打通部門數據。企業的核心功能則是將政府的戰略目標與企業的組織目標相對應，根據政府需求整合知識、根據政府數據整合技術，從而形成政府與企業的深度合作模型。深圳市以信息數字化技術發展為基礎、以數字化政府平臺為依托、以響應和落實國家政策為戰略、以政企合作和管運分離為手段的智慧應急管理系統建設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合作方式。②這個合作案例說明政府和數字科技企業聯合創新潛力巨大，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也體現了未來改革的方向。

為更好地促進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聯合創新模式的可持續發展，應將集成式創新模式、有組織科研新路徑和大平臺應用新場景有機結合，為數字科技企業創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創新生態和應用場景，同時也為數字政府建設、數字治理以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支撐，助力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

創建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集成式創新模式

從宏觀層面來看，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集成式創新模式重視創新的系統性、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和協同性。此種模式將重點基礎學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市場長期需求和現實緊迫需求統一到集成式科技創新體系，全面鏈接研發方、需求方和管理方等主體，能更好地滿足經濟發展、政府治理和民眾需求等多方面發展需求，形成立體式、整合性和協同性的集成式聯合創新模式。集成式創新模式將政府和數字科技企業的各自特長與資源有效融合，將政府的戰略引領功能與企業積極進取的創新精神有機結合，有利于構建新型政企創新伙伴關系。

從微觀層面分析，政府和數字科技企業的集成式創新模式重視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計算、腦機接口等各項前沿技術的集成發展和融合創新。在數字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既要重視關鍵前沿技術的顛覆性創新，更要將已取得一定進展的現有技術進行整合式、交叉式、融合式協同創新，通過集成式創新不斷擴展數字科技創新的新空間。

總之，集成式創新模式樹立了系統性和長期性的科技創新思維，有助于改變各自為政和短期主義行為，更好地發揮各方優勢，發揮科技領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更好地實現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強強聯合，從而形成更具活力的科技聯合創新體。

開辟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有組織科研新路徑

在重大科技項目攻關和重大科技創新領域，單靠市場主體或政府部門難以獨立承擔持續性的高強度研發工作。有組織的科技創新路徑是在政府支持下，圍繞特定的創新項目組織資源，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從而構建匯集高校、科研院所、國家級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企業研發部門的多元創新體系。研發聯合體能夠共享知識、經驗和數據，使各種資源得到更大程度的共享，科學合理的科研試驗機制能夠給予創新主體以充分的容錯空間，從而達到以更快速度開發新技術、產品和解決方案的目的，促進科技創新研發和利用的一體化發展。

首先，有組織科研要把握正確方向。數字時代的科技創新一旦偏離正確的方向，不僅會失去科技創新的戰略機遇，還將承擔巨大的機會成本和經濟損失。因此有組織科研需要政府職能部門深入一線，下沉市場，聚焦現實需求，通過科學系統的決策機制找準科技創新的正確方向和前沿領域，提升戰略決策能力。同時充分發揮科技企業對市場需求更加敏銳的優勢，先行先試，勇于探索，在此基礎上，匯聚各方智慧，形成代表先進科技方向的戰略規劃和創新路線圖。

其次，有組織科研要構建符合科研規律、市場規律和管理規律的現代科技創新管理體系，形成嚴格監管、包容失敗、及時糾錯、有效激勵和持續創新的科技生態體系。這就需要培育實事求是、靈活調適、尊重一線的科研作風，杜絕科研浪費和弄虛作假，建立科研白名單和黑名單。進一步加強公共科研資金的監管，構建全過程、全鏈條的監管機制，確保每一分資金都能得到妥善監管和高效利用。

最后，有組織科研要加快構建科技創新協作網絡體系。有組織科研要采用重大技術協同攻關、前沿技術分兵突進、關鍵領域掛圖作戰的創新策略。重大科技創新要沉下心，堅持長期主義思維，不在意一時一地的經濟效益，久久為功，構建有利于長期持續創新的科研生態體系。政府應根據國家科技發展需要，潛心做好基礎學科發展布局、科技人才培養、科研資金管理、科技創新激勵、市場應用平臺搭建等工作，安心做好科技創新的引導者、規劃者和服務者等角色。科技企業應根據自身技術優勢，選擇與相關科技企業強強聯合，與科研院所加強人才技術互聯互通，與政府需求部門建立科技研發應用的一體化協作網絡，全面提升科技創新的速度、廣度和深度。

培育政府與數字科技企業的大平臺應用新場景

科技創新的生命力在于市場化和應用性，只有被市場證明為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技術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創新。我國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巨大的消費市場有利于支持科技企業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大規模應用。為促進政府和數字科技企業的聯合創新及其成果轉化，未來需要加快培育科技創新大平臺應用新場景。

一方面，政府可以為科技企業新技術搭建大應用平臺，使數字科技企業能夠盡快進行大規模應用，進而根據反饋進一步作出優化改進，形成更具競爭力的技術創新產品和服務。當前，地方政府大多采用政府采購的方式，積極購買數字科技企業技術，構建數字技術應用大平臺，形成了平臺治理這一新型的治理形態。比如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在政企合作過程中呈現多元主體特征的實踐樣態。主要行動者包含省級政府、混合型組織、互聯網生態合作企業、市級地方政府、互聯網頭部企業、互聯網生態伙伴企業等。各主要行動者以“粵省事”平臺形成聚合，以“事項”為中心，以混合型組織為載體，構建了“生態化平臺”（如“粵省事”），并以此關聯中小互聯網生態伙伴企業、用戶等多元主體，從而打破了傳統治理模式的常規運作方式，實現了技術與組織的互動、信息和資源的共享。在政企合作中，騰訊、華為等互聯網頭部企業在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具有較強的談判能力，而廣東省政府具有較強的整合能力，兩者“強強聯合”通過混合型組織的載體來推動數字產業的發展，共同打造多元主體參與的數字生態政府建設。③政府主導構建的數字技術應用大平臺形成了一個超級數字生態體系，各技術相關方、利益相關者和需求使用方在這個應用平臺相互交融、彼此合作，以應用平臺的發展和反饋助力數字科技的創新迭代。

另一方面，科技創新更重要的應用場景還在于數字經濟領域的大規模市場化應用平臺。政府數字化治理應用平臺及其場景僅僅是試點和前期工程，數字科技企業需要在此基礎上不斷擴展其應用場景，使其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因此，數字科技企業技術及其產品服務通過在政府治理領域的試用和檢驗之后，需要構建更廣闊的市場和經濟領域的應用平臺新場景，與其他行業、產業和企業發生交互，發揮科技創新的系統集成效應，促進科技創新的大規模應用和落地，這是科技創新的最終目標所在；同時，這也有利于通過大規模商業化應用為科技企業收回投資，獲得源源不斷的經濟收益和發展動力，實現科技創新投入、研發和盈利的正向反饋，促進政府和數字科技企業聯合創新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

①[美]埃雷茲·艾登、[法]讓-巴蒂斯特·米歇爾等著，王彤彤等譯：《可視化未來：數據透視下的人文大趨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頁。

②鞏宜萱、米碩、劉長杰：《政企合作下的智慧應急系統建設——以深圳市為例》，《行政論壇》，2022年第5期。

③蔡聰裕：《地方數字政府建設的政企合作實踐樣態與運行機制——基于廣東省“粵省事”平臺的扎根理論研究》，《電子政務》，2023年第11期。

責編/靳佳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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