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合理地認識與處理信息化與數字化之間的關系，是推進“數字中國”戰略需要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當前，圍繞這個問題，出現了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觀點。在實現新型工業化的道路上，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在探求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發展的有效途徑。從理論和歷史來看，正如工業化經歷了蒸汽機技術、電力技術、信息技術等發展階段一樣，信息化也會經歷模擬技術、數字技術以及量子計算等階段。其中，數字化是一個相當長時期的信息化發展階段。因此，人們要正確認識與處理信息化與數字化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演進規律。

【關鍵詞】數字化 信息化 數字經濟 工業化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數字化”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高頻關鍵詞。之前，數字化還是企業業務發展戰略和IT產業發展的一個專業術語，但隨著近年來各級政府的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以及2023年《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的出臺完善，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然而，“數字化”的勃興自然而然地會聯系到另外一個熱詞，即“信息化”。這是兩個緊密關聯又有明確區別的概念，正確地認識和理解“數字化”和“信息化”之間的關系，對推進“數字中國”戰略具有重要基礎意義。

當前有關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模糊認識及其影響

隨著國家加大數字經濟發展步伐，圍繞信息化和數字化的關系，社會上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認識和看法，簡要概括為以下幾種情況：

平行論述。數字經濟（數字化）和信息化兩個概念同時出現，分別論述，但并不明確其相互關系，甚至出現概念混淆混用情況。在一些地方的相關規劃和政策文件中，這種情況并不少見，也有很多專業學術文章中出現過這樣的問題。

刻意回避。一些人在討論數字經濟時，有意無意地回避其與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之間的相互關系，只談數字經濟（數字化），忽視國家信息化和“兩化融合”發展戰略及其重大意義，甚至直接將信息化置換為“數字社會”“數字化”。

厚此薄彼。一些人錯誤地解讀信息化和數字化的歷史內涵，隨意界定其相互關系。這種情況比較普遍，特別是在一些自媒體上，其核心觀點是“信息化過時論”，認為信息化是數字化發展的初級階段，數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級階段。很多從事信息系統建設和IT產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反倒容易抱持類似觀點。如有人認為，傳統的信息化建設已不能滿足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需要數字化轉型提供有力支撐 。

上述錯誤認知，給我國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發展帶來不少問題。一方面，這些錯誤觀點容易造成全社會認識的不統一。有的基層干部或專業人士，在面對數字經濟（數字化）和信息化的關系問題時，往往難以自圓其說，使普通民眾也產生很大困惑。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在政策執行和工作部署上，也容易造成重復建設問題，加大部門間的協調難度。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或數字化轉型工作計劃時，還會另外再制定一套信息化發展規劃。從長遠看，也會影響到我國信息化發展戰略與“數字中國”戰略的有效實施。

信息化一直是我國重要的發展戰略

信息化（與信息社會）的理論最初是由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提出并完善起來的，其出發點是探討工業化和工業社會之后人類社會發展的社會形態演進規律。然而，上世紀80—90年代我國接觸認識信息化概念時，工業化發展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如何在工業化相對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信息化，便成為我國政府所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因此，我國對于信息化的認知不斷聚焦到其與工業化相互融合促進的關系協調（即兩化融合）上來。

為實現信息化發展戰略，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部署，不僅建立了體系化的信息技術和信息化的科技研發和產業化機制，而且建立了與之相配套的、自上而下的行業管理體制（信息化應用推廣體制）及其協調機制。在這套綜合協調機制下，無論是電子信息和軟件技術產業、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信息資源建設以及各行各業的應用與推廣，都能夠得到均衡有序地增長，我國的信息化得以長期持續快速發展，信息化應用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涌現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IT和信息化企業如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等。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信息化發展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不斷完善我國信息化領導組織架構，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委員會）；2016年，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對《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完善，發布了《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2021年1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印發《“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這些重大政策文件，都是當前我們認識和理解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

明確數字化與信息化的關系

為進一步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和數字經濟發展，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數字化轉型與信息化戰略的關系。

數字化轉型是實現我國信息化發展戰略的重要技術路徑。早期的信息化強調物理、化學的感應技術，特別是無線通信技術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特別是工業生產的巨大價值與作用。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數字技術日益超越模擬技術，人們開始強調數字技術對于信息化發展的重要作用，此后數字技術一直主導當前的信息化發展，數字經濟和數字化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近年來，量子技術的快速發展正被人們寄予厚望，量子計算、量子通訊技術不斷取得新的進展。根據一些科學家的判斷，量子技術將在不遠的將來取代現有的數字技術成為信息化發展的核心技術。

當前，數字經濟成為我國“十四五”時期的重要發展任務，這與我國信息化發展戰略并不矛盾。信息化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的進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的戰略目標和行動方向；而當前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化轉型，是實現我國信息化發展戰略的技術路徑和具體舉措。

基于“信息化與工業化相互融合”來理解數字經濟的基本屬性。正如人類的工業化經歷了蒸汽機技術、電力技術、信息技術等發展階段一樣，信息化也會經歷最初的模擬技術、當前的數字技術以及未來的量子計算等時代階段。對比工業化及工業社會發展的歷史及其特征，能夠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信息化和信息社會的屬性和特征，從而制定更加科學有效的信息化和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我國發展信息化和數字經濟，要立足于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這個歷史現實，脫虛向實，充分應用數字化技術，大力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實現我國工業化的高質量發展。

明確信息化與數字化（數字經濟）的發力方向

? 信息化戰略架構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內容：

一是關注新一代信息科技的創新發展及其產業化。這不僅應該包括當前人們關注的數字技術，還應該關注其他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科學技術革命，如關注生物信息、量子技術等革命性科技發展及其產業化的決定性影響。這將超越當前“數字產業化”的基本內涵，有助于拓寬、深化人們認識信息社會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國家信息化戰略的前瞻性。

二是促進產業融合及其產業革命。新技術對于產業的影響是雙方面的：一方面，新技術本身帶來新的產業，例如物聯網產業、云計算產業等。這些新興產業規模都非常龐大，動輒千億級市場規模。另一方面，新技術與現有技術結合，改造并形成新的產業。無論是哪種產業創新，都帶來大量的新業態、新模式，從而引發產業革命。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對現在的產業發展格局帶來巨大的影響，其中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將日益具有顛覆性；而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新型信息技術正蓄勢待發，有望帶來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對于產業融合及其所帶來的產業革命，必須從國家戰略層面進行統籌規劃，進行前瞻性布局。

三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引領經濟社會變革。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持續創新必然引領經濟社會變革，并對工業化時期的城市化帶來重大影響。首先是改變生產要素與生產投入結構。信息化的持續深入發展給經濟社會帶來的最大的變革，就是形成了新的生產要素，即讓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其次是經濟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源泉，躍遷至新的發展平臺，即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如平臺經濟、電子（移動）支付、現代物流體系、云計算中心（算力設施）等。再次是產生新的貿易形式，即以跨境數據流動為基本形式的新型服務貿易日益成為國際貿易的組成部分，正深刻地重塑國際貿易格局。從次是信息空間成為人類社會新的第三大空間（物理空間、社會空間、信息空間）之一，正在深刻地改變國家治理體系、國家安全與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結構與內容。最后是信息化正在使人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網絡環境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不斷影響社會個體的認知、能力與價值，進而影響其全面發展。

四是促進制度變革。信息化發展與信息社會的快速到來，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傳統工業化、工業社會的制度架構，也為新制度的誕生創造了空間。所以，信息化戰略架構不僅包括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相關的標準規范建設，也包括法律法規的各個層面的更新與創建。

? 數字化轉型應包括的基本內容：

數字化轉型實際上存在兩種情況：一是應用數字技術將實體業務的物理方式轉變成虛擬空間形式；二是在現有的信息化或數字化基礎之上改造升級。國家實施信息化建設二十余年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實現了初步的信息化，因此，就我國當前的數字化轉型而言，主要是指第二種情況，即如何在現有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基礎之上，實現國家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可以說，數字化轉型就是當前推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行動舉措。

基于上述國家信息化戰略架構，我們可以將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內容簡要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從主導技術來看，數字化轉型就是推進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5G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應用；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要大力開展新型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從數字經濟發展環境來看，在繼續開展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的同時，應該根據國家“雙循環”戰略要求，加強數字經濟內循環建設布局；從數字技術研發來看，在進行國際交流合作的同時，更應該加強信創產業發展，著力克服“卡脖子”問題；從建設主體來看，在繼續發揮民營企業創新發展活力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從數字經濟發展要素來看，除了傳統要素之外，必須加快推進數據要素化進程；從發展方向來看，不僅要實現數字技術的自主可控、創新發展，也要推進傳統產業高質量發展，共同打造現代化產業體系；從發展倫理來看，要從前些年野蠻式的發展模式向合規經營轉變；等等。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并不僅僅是技術或產業發展問題，也是思維方式、發展模式、治理方式的轉變。既是一項具體的業務工作，也是重要的經濟產業發展方向、發展目標。數字化轉型本身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我們必須基于現有的技術、產業、國內外發展環境去認識和理解。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推進數字化轉型，助力高質量發展。

（作者分別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責編/谷漩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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