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新時代新征程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路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圍繞區域協調發展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有力地推動了區域協調發展。當前，我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內外部因素變化對區域協調發展帶來新挑戰。新形勢下，應順應人口流動和分布格局變化趨勢，不斷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從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增強動力源地區引擎作用等方面著手，以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區域協調發展 區域重大戰略 生產力布局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關于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論述與戰略部署

區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一直是我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20世紀中后期以來，我國相繼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戰略決策，區域協調發展邁出堅實步伐。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形勢新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區域協調發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和戰略部署，提出新發展理念，將區域協調發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指出：“要完善區域政策，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要繼續實施。”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對新時期區域協調發展作出更加細致的部署和安排，明確要求“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隨著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區域協調發展被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黨的十九大報告立足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要求，強調“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圍繞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提出了新要求，并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些區域協調發展重要戰略舉措，是我國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期作出的新部署，對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且深遠的意義。在各方共同推動下，“十三五”時期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成效顯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戰略深入推進，攻克了許多區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突出難題，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不斷完善，為實現更高質量的區域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站在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上，黨中央對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區域協調發展作為重要內容，要求“堅持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并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提出了更加系統的目標和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促進中部地區加快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這些重要論述和戰略部署，為新征程下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指明了方向。

新時代新征程中區域協調發展取得積極進展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十四五”以來我國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不斷向縱深推進，相關體制機制不斷健全，國土空間治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各地區立足自身要素稟賦優勢，充分釋放本地區增長動力，經濟總量不斷攀升。南北地區之間、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首次出現收窄跡象，區域均衡性進一步增強，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續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所提升，區域協調發展取得顯著成效。

第一，區域重大戰略引領性不斷增強。京津冀高質量發展蹄疾步穩，區域一體化向縱深推進。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效果逐漸顯現，雄安新區落地一大批標志性疏解項目，截至2023年11月，設立中央企業子公司及各類分支機構200余家。多所重點高校和醫院在雄安新區確定選址，帶動資金、人才等要素資源向雄安新區集聚。京津冀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程度不斷加深，2023年北京向天津、河北輸出技術合同成交額748.7億元、增長1.1倍。“軌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推進，基本形成北京、天津、雄安新區半小時城際通勤圈，京津冀主要城市一小時高鐵交通圈，極大促進了三地人員往來、醫療合作走深走實。例如，河北省取消參保人員到京津跨省異地就醫備案手續、京津冀跨區臨床檢驗結果互認醫院數量大幅提升等。

創新大江大河治理模式，走出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落實并深入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建立負面清單管理體系，從岸線、河段、區域、產業等方面列出負面清單，強化綠色發展制度保障。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數據，截至2023年2月，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警示片披露的623個問題已完成整改571個、85座錳渣庫已完成45座污染治理，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發生轉折性變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穩步推進，加速邁向國際一流目標。“一小時生活圈”基本實現，截至2021年年底，粵港澳大灣區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到4972公里，路網密度位居全球主要城市群前列。以“兩廊兩點”為架構的科技創新空間布局基本形成，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學裝置有序布局。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四年排名全球第二。積極實施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澳門“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等，基本實現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港澳居民在內地就學、就業、創業和參加社保等更加便利，宜居宜業宜游優質生活圈加快構建。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成果豐碩，發展藍圖漸成實景畫。2022年，長三角三省一市（包括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GDP合計達到29.03萬億元，相比2020年增長18.5%，遠高于全國平均增速?？绲貐^科技合作機制走向成熟，建立完善了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等聯合攻關機制，推動了重要領域協同攻關，一大批科技創新成果涌現。G60科創走廊、沿滬寧產業創新帶等作用更加顯現，2022年長三角區域相互間技術合同輸出2.5萬余項，技術交易金額1863億元，相比2020年分別提升78.6%和242%。一體化制度持續完善，2019年—2022年累計形成百余項制度創新成果。生態環境共保聯治和公共服務便利共享取得新突破。異地就醫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長三角41個城市、1.5萬余家醫療機構門診實現費用直接結算。

第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深入實施。我國經濟南北、東西區域差距首次出現收窄跡象。2022年北方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為35.4%，較2021年和2020年分別提升0.2和0.3個百分點，扭轉了近十年持續下降的態勢。中西部經濟增速快于全國平均增速，GDP占比有所提升。2022年全國GDP增速最快的10個省（區），包含5個西部?。▍^），依次為甘肅、云南、陜西、內蒙古和寧夏；包含4個中部省份，依次為江西、湖南、山西和湖北；東部地區福建上榜。東北地區經濟增速仍然偏慢。

區域間人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漸縮小。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以西部地區為1，2022年東部與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21年的1.62縮小至1.61，下降0.01，地區間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繼續縮小。其中，中西部地區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快于東部地區。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高。醫療方面，根據國家醫療保障局公布的《2022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2年年底，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134592萬人，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西部地區醫療條件大幅改善，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快速提升。數字技術與醫療結合程度持續深化，為中西部地區人民遠程問診等提供了便利。教育方面，中西部地區義務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從師生比來看，2021年全國小學師生比最高的10個省（區），有貴州、廣西、青海、寧夏、新疆5個西部?。▍^），其師生比相比2012年有大幅度提高?；A設施方面，2022年，中西部地區鐵路營業總里程超過9萬公里，占全國的60%左右。

特殊類型地區實現振興發展。中央財政對革命老區等地區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強，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脫貧攻堅取得歷史性成就，革命老區“自我造血”功能不斷提升。促進邊境地區發展工程效果顯現，云南省2207個抵邊自然村全部實現通郵。集安至桓仁高速公路于2023年9月建成通車，塔什庫爾干機場、山南隆子機場等正式通航，內蒙古自治區2022年新建成5個通用機場。

第三，國土空間治理水平持續提升。主體功能區定位更加明確。2022年，體現主體功能理念的第一部全國國土空間規劃綱要編制完成，“多規合一”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總體形成。覆蓋全國和省級、陸域和海域的主體功能區規劃發布實施，明確了各縣級行政單元的主體功能定位，為各地區充分發揮自身資源稟賦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城市群的承載能力進一步增強。國家規劃建設的城市群、經濟功能區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根據《中國城市群發展潛力排名：2023》相關數據，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長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國土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2%，但聚集了45%的人口，創造超過56%的地區生產總值。城市群等對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不斷增強，充分發揮了增長極和動力源作用。

生態功能區綠色發展取得新成效。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為主要抓手，啟動和落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設立多個國家公園。與此同時，全國森林覆蓋率從2020年的23.04%提高至2023年的24.02%，完成“十四五”任務目標的99.67%。

農產品生產向優勢產區集中的格局逐步形成。糧食主產區作用不斷顯現，糧食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我國農產品全球供應鏈在多重沖擊下仍顯示出良好韌性。2022年，我國糧食產量連續八年超6.5億噸，糧食總產量為6.87億噸，超過“十四五”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約束性指標，其中13個主產區糧食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78%以上；2023年，全年糧食產量再創歷史新高，有效維護了國家糧食安全。

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新挑戰

第一，東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絕對差距較大。2022年人均生產總值最高地區是最低地區的4.2倍。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仍有進一步擴大趨勢，而“十四五”前期中西部地區人均收入的較快增長尚不足以改變這個格局。加之我國區域發展差距往往與城鄉差距交錯疊加在一起，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農村的差距仍然較大。

第二，東北地區增速偏低。1980年，東北地區GDP約占全國的13%，人均GDP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4倍，但2022年東北地區GDP占全國的份額下降至4.8%，人均GDP下降至全國平均水平的0.69倍。東北地區人口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外流情況，人口總數占全國的比重從1980年的9.0%下降至2022年的6.8%。

第三，區域政策空間單元的內部差距進一步擴大。從板塊來看，西部的西南和西北地區經濟增長分化現象加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2012年至2022年西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GDP年均增速為9.8%，GDP年均增速比西北省（區）（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高出1.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省會城市與非省會城市的發展不平衡加劇。例如，湖北、四川、陜西等省份省會城市生產總值占全省之比超過35%。合肥生產總值占安徽的比例2012年為24.2%，2020年大幅提高至26.0%，2022年進一步提高至26.7%。2022年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僅低于珠三角地區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第四，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尚不健全。首先，我國人口分布與經濟布局有待進一步協調。勞動人口受制于土地、戶籍制度及由此帶來的基本公共服務障礙，自由流動仍然存在壁壘。其次，農產品產銷利益協調機制有待進一步健全。最后，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不足。跨地區生態協作強調“補償”而非市場化的“等價交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態功能區共享發展。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邁向更高層次

順應人口流動和分布格局變化趨勢，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在人口密集地區形成產業集群、產業鏈，以需求結構升級和人力資本躍升引領產業轉型升級。完善義務教育、土地供應、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創業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外來人口更好融入城市。落實好《全國國土規劃綱要（2016－2030年）》，更好地立足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比較優勢，推動農村人口特別是生態功能區人口遷入城市，提高城鎮化水平。按照人口規模分配生態環境指標，提高東部地區吸納人口積極性，加大對人口凈流出重點衰退地區的專項扶持。在區域間開展市場化生態環境交易，促進西部地區發展。

強化東北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產業承接能力，縮小東部、西部、東北及中部“四大板塊”發展差距。立足地區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等資源稟賦情況，明確地區功能定位，進一步擴大中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發展水平。提升區域性大通道功能，在東北地區、中西部地區規劃建設內陸開放型產業園區及其配套的陸地港，將經開區和保稅區等類型園區特殊政策在這些內陸地區整體推廣。以健全和落實優化營商環境的法規體系為著力點，推廣國內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最佳實踐，持續優化地區營商環境。評選東北地區、中西部地區營商環境優化取得標志性成果的城市，在全社會進行正面宣傳，提振企業家投資信心。

暢通不同空間單元的大循環，更好發揮動力源地區引擎作用。加快統一大市場建設，實行多樣化的政策工具組合，開展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政策措施專項清理工作。支持省際交界地區一體化發展，如支持蘇皖等交界地區加強合作。發揮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以大帶小”作用，促進省域等區域政策單元內部要素的流動，平衡好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和帶動周邊城市發展兩方面需要，合理規劃產業鏈在各個空間單元分布，通過中心城市“引擎帶動”“軸帶整合”形成跨區域產業集群。

推動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首先，化解和抑制地方債風險。采取債務重組與債務置換等手段，將地方短期、高息債務置換為中央層面更長期的債務，避免地方債務觸發系統性風險。其次，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構建權責明確的央地財政事權和責任劃分體系以及現代財稅制度，壓縮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以及委托事權事務的數量，健全地方稅、直接稅體系，優化稅制結構，理順央地財政關系。

（作者分別為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研究員；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二級教授、博導；浙江大學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薛天航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研究——基于超大經濟體供需高水平動態平衡的視角”（項目編號：22ZDA029）的階段性成果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的全面發展與共同富裕重要論述研究”（項目編號：2023JZDZ035）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賈娜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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